那天收拾阳台柜，最底下的纸箱一下散了架。一沓沓牛皮纸信封滚出来，掉在地板上。我蹲下去捡，手指头碰到信封角上的邮票，才想起这些纸片跟着我搬了四次家，从筒子楼到单元房，从潮乎乎的一楼到亮堂的顶层。
　　 最早的那些邮票，边儿都脆了。1987年夏天，我在工厂传达室收到第一封退稿信，信封右上角贴了张八分的“长城”邮票。那时候我在车间当铣工，白班夜班倒着上，机床老是“轰隆轰隆”响，我脑子里总有些没头没尾的句子。趁师傅们抽烟的空当，蹲在废料堆旁边，往烟盒背面写几句，攒够三页就抄到方格稿纸上，对着报纸缝里的地址寄出去。
　　 车间的老王总笑我：“小周，你写这些字能换粮票不？”我不搭话，把退稿信上的邮票剪下来，夹在《唐诗三百首》里。邮票上的长城皱巴巴的，像是被人揉过又展平，邮戳是紫色油墨盖的，“上海·静安寺”几个字有点晕开，看着比印的图案还顺眼。
　　 后来投稿成了习惯。每月发工资，先去邮局买一沓邮票，八分的、二十分的，最贵的是五十分的“牡丹”，只有寄挂号信才舍得用。稿纸是从单位办公室拿的，信封也是，就邮票得自己花钱买。有一回儿子发高烧，媳妇攥着钱要去医院，我兜里揣着刚写好的短篇小说，还是绕路去了趟邮局，把最后两张“黄山”邮票贴上才放心。
　　 退稿信比稿费单来得多。大多是印好的退稿笺，上面写着“经研究，不拟采用，感谢支持”，末尾盖着编辑部的红章。偶尔有编辑用钢笔写几句，说“结尾稍显仓促”，或者“人物对话可再生活化些”，这样的信我能看好几天，邮票也剪得特别仔细，生怕碰坏边角。有次收到《人民文学》的退稿，编辑用红笔圈出三个错别字，还在空白处画了个笑脸，那枚印着“敦煌飞天”的邮票，我到现在都记得边角有个月牙形的小折痕。
　　 邮票慢慢多了起来。有北京寄来的“颐和园”，绿色的廊檐在纸上颜色发暗；有广州来的“木棉花”，红得跟车间里的警示灯一样；还有成都寄的“熊猫”，黑白色块被邮戳盖得只剩半只耳朵。我找了个铁饼干盒，把邮票按地区分开，盒盖上用红漆写了个“邮”字，漆皮掉了就再补一层。冬天晚上没事，就坐在被窝里翻饼干盒，借着台灯的光数邮票，数到哪张就想起寄信时的事——有的是下夜班借着路灯写的地址，有的是托出差的同事从外地邮局寄的，说那样能盖不一样的邮戳。
　　 1993年冬天收到过一封厚信，是《青年文学》寄来的。邮票是两张连在一起的“长江三峡”，瞿塘峡的夔门在雪天里看着有点青灰色。拆开一看，我的散文《机床边的月亮》发表了，铅字排得很整齐，旁边还配了幅木刻。那天我请了半天假，揣着杂志在邮局门口转了三圈，看谁都觉得亲切。路过菜市场，给媳妇买了两斤她爱吃的橘子，回家路上橘子被手焐得热乎乎的。
　　 攒到两百多张的时候，邮票突然变了样。不再是山水花鸟，开始印名人头像、航天飞机。邮局卖的邮票也换成带胶的，不用抹糨糊，往信封上一沾就行。我还是习惯老办法，找个小碟子倒点水，用毛笔蘸着往邮票背面涂，看着纸边慢慢卷起来，心里才踏实。有回徒弟看见笑我老古板，说现在谁还这么贴邮票，我没理他，心里想：这沾的不只是邮票，是把字往远处送的心思。
　　 变化来得比想的快。2000年之后，厂里开始装电脑，年轻人们都用“伊妹儿”发东西。有回我去编辑部送稿，编辑笑着说：“周老师，您也申请个邮箱吧，发电子版方便，还省邮票钱。”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不踏实：字都在屏幕上飘着，没有实实在在的纸，哪能算投稿呢？就像买肉没拿油纸包着，总觉得差点啥。
　　 真正不写了是因为孙子出生。儿子在外地工作，媳妇一个人带孩子忙不过来，我提前退了休，专门在家带孩子。每天买菜做饭、换尿布、推婴儿车晒太阳，饼干盒被塞进了衣柜最深处。偶尔夜里睡不着，摸出来看看，邮票上的油墨味混着樟脑丸的味，像放了很久的酒，闻着有点晕。有次孙子哭闹，我把饼干盒给他当玩具，小家伙抓着邮票往嘴里塞，吓得我赶紧抢回来，后来专门找了块红布把盒子包好，藏在衣柜最上层。
　　 再拿起笔是六十八岁那年。孙子上了小学，家里一下空了。我翻出落灰的稿纸，却发现手有点抖，写不了几行就得停下。儿子给我买了台笔记本电脑，教我用Word打字，说：“爸，现在投稿都用邮箱，您学会这个，全世界的编辑部都能发。”我盯着屏幕上的光标闪来闪去，总觉得不如稿纸上的钢笔字实在。
　　 第一次发邮件那天，我摆弄了两个小时。把打好的稿子存成文档，点“发送”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电脑“叮”地响了一声，说邮件已发出，我却愣在那儿，感觉像把写满字的纸扔进了风里，连点响声都没有。媳妇在厨房喊我吃饭，我还盯着屏幕发呆，琢磨这邮件会不会被风吹丢了。
　　 没过几天，邮箱里收到了回信。编辑说稿子能用，让我再改改细节。我盯着屏幕上的宋体字，突然想起那些带折痕的退稿信——信封上的邮票、编辑部的红章、编辑笔尖划过纸的沙沙声，甚至邮差骑车时车铃的叮铃声，都在脑子里冒了出来。那天下午我去公园遛弯，看见长椅上有个老头在写毛笔字，凑过去看了半天，回家就找出藏了多年的砚台，磨了墨在废报纸上写“邮票”两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却越写越有劲儿。
　　 上个月整理邮票，发现有几张已经开始褪色。“长城”上的砖块快要看不清了，“牡丹”的花瓣也淡成了粉白色。我找了本旧相册，把邮票一张张粘上去，旁边写上投稿的日期和刊物名称。写到1997年那枚“香港回归”邮票时，突然想起那天寄的是篇写车间老师傅退休的小说，编辑在回信里说：“字里行间都是人情味儿。”可不是嘛，那时候写稿不敢瞎编，全是车间里的真事，老王师傅的烟袋锅，李姐织的毛衣，都在字里藏着。
　　 前阵子社区搞老物件展览，我把相册拿去了。年轻人围着看，指着邮票问：“爷爷，这是贴在手机上的吗？”我笑着说：“这是贴在信封上的，那时候啊，字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别人眼里。”有个戴眼镜的小姑娘听得认真，说她爷爷也爱写东西，家里有好多旧信封。我跟她聊了半天，临走时把相册给她翻了翻，看她指着“长江三峡”邮票眼睛发亮，心里忽然敞亮了——有些东西就算褪色了，只要有人愿意看，就不算真的老。
　　 回家的路上，路过小区门口的邮筒，铁壳子锈得厉害，投信口被塞进了广告纸。我站了一会儿，想起三十多年前，每个月初，我都会揣着信封在这儿排队，看着绿色的邮筒吞下一封封稿子，像吞下一个个沉乎乎的梦。那时候邮局的玻璃窗上总贴着“平信八分”的牌子，柜台里的大姐总爱唠叨“字写工整点，不然寄丢了”，现在想起来，那些唠叨比微信里的表情包亲切多了。
　　 前几天整理旧物，翻出个铁皮文具盒，里面全是当年剪邮票用的小剪刀。有一把是儿子上小学时用的，刀刃都钝了，可剪邮票正好，不会把边儿剪坏。那时候每次收到信，都先把信封平摊在桌上，用这把小剪刀沿着邮票边缘慢慢划，划到拐角处还得屏住气，生怕一使劲把邮票扯破了。现在这把剪刀还能用，就是再也没机会剪新邮票了。
　　 有回老同学来串门，看见我在翻相册，指着一张“梅花”邮票说：“这张我有印象，那年你在车间写稿被主任抓着，还是我帮你把稿子藏起来的。”我一下想起那天的事，主任嫌我上班不专心，把稿纸没收了，还是他趁主任不在，偷偷从抽屉里摸出来还给我。后来那篇稿子寄出去，贴的就是这张“梅花”邮票，退稿信回来时，邮票边角还沾着点车间的机油，现在看着还能想起机油的味道。
　　 现在那些梦都变成了邮箱里的邮件，来的时候没动静，走的时候也没痕迹。可我还是舍不得扔那些邮票。它们躺在相册里，像一群不说话的信使，帮我记着那些在机床边、在灯下、在邮筒前，把字一个个写下来的日子。
　　 夜里睡不着，我常摸出相册。月光透过窗帘照进来，落在“长城”邮票上，那些模糊的砖块好像清楚了些，像一条长长的路，一头连着车间的机床，一头通向远处的灯。我知道，路变了，送信的法子也变了，但只要还想把心里的话写出来，那些邮票就不算白攒，那些在灯下熬的夜，也就不算白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