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方打听和了解，我终于联系上了我二舅家的表姐——谷凤莲。从此以后，每当夜深人静，我脑海中经常会浮现出二舅那双布满老茧的手。那双手的指节粗大，掌心横着几道深深的裂口，像是被岁月刻下的沟壑。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母亲的话，那是常年握铁锤、摸铁器留下的印记。我小时候在太行山老家长大的，对爷爷奶奶的印象最深以外，就是住在槐树庄乡的两个舅舅，特别是二舅家是我喜欢去玩的地方。
　　 二舅的名字叫谷清林，很小的时候，他就跟着师傅学些黑白铁技术。那黑白铁匠铺在阜平县城的拐角处。所谓“黑白铁”，不过是百姓对铁匠活计的通俗叫法——黑铁打造农具，白铁制作家用器皿。那年二舅才十二岁，站在铁匠铺门口比风箱高不了多少。掌柜的见他瘦小，本不愿收，是二舅直接跪在铺子前的青石板上，磕了三个响头，铁匠铺的老板才勉强收下二舅做学徒。
　　 “收下我吧，管饭就成。”二舅的声音还带着稚气。
　　 掌柜的叹了口气：“起来吧。学徒三年，没有工钱，管吃管住，每年末奖励五斤玉米面。”
　　 二舅就这样留了下来当了一个铁匠铺的学徒。每天天不亮就要生火，那炉子比他还高，他得踩着板凳才能把煤块添进去。夏日的铁匠铺像个蒸笼，汗水滴在烧红的铁块上，发出“滋滋”的响声；冬天里手握冰冷的铁器，皮肉常常被粘住，一扯就是一道血口子。
　　 姥姥病倒那年，是个寒冷的冬天，北风刮得正紧。二舅请了一天假回家，看见姥姥躺在土炕上，脸色灰白。郎中把过脉后直摇头：“准备后事吧。”那天傍晚，姥姥突然清醒过来，轻声说：“儿啊，娘啥也不想吃，就想喝口大米粥。”
　　 家里翻遍了每个角落，连一粒米都找不到。二舅二话不说，冒着大雪往东家跑去。东家正在用晚饭，桌上确有一锅白米粥，冒着热气。二舅“扑通”一声跪在雪地里。
　　 “求东家赏碗粥，我娘快不行了，临死之前就这一个念想。”
　　 东家起初不肯，说米是稀罕物，东家也不常吃，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二舅就一直在雪地里跪着，雪花落满他的肩头。直到东家老板娘心软了，盛了多半碗粥：“快起来吧，可怜你孝心可嘉。”
　　 二舅捧着那碗粥，像捧着珍宝般往家跑。粥还是温的，他用旧棉袄紧紧裹着碗，生怕凉了一分。可当他推开家门时，姥姥已经闭上了眼睛。二舅颤抖着喂了一勺粥到姥姥嘴边，粥顺着嘴角流下来。姥姥像是尝到了米香，嘴角微微上扬，然后永远地睡去了。
　　 那碗粥，二舅一口没喝，全部放在了姥姥的坟前。等埋葬了姥姥，二舅又把那碗粥热了热给最小的舅舅吃了。三年学徒期满，二舅的手艺已经青出于蓝。他能打出最锋利的镰刀，刀口闪着寒光；也能制作精巧的白铁壶，壶嘴滴水不漏。就在他满心期待终于可以赚钱养家时，姥爷一病不起。
　　 那是1938年的秋天，山花开得正艳，姥爷却没能看到。临终前，姥爷把二舅叫到床前：“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因为大舅是在姥爷去世的前一年离开的。大舅收拾了几件衣服，对二舅说：“我已经报名去东北，打鬼子去。”二舅没有说话，只是把刚领到的第一份工钱——三块大洋，全部塞进哥哥的包袱里。
　　 那一年，二舅十七岁，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三个弟弟。最大的弟弟谷浦林十三岁，也在另一家铁匠铺当学徒，四弟弟谷耀林在家里干农活，最小的弟弟谷胜林才三岁。铁匠铺的掌柜想留二舅做大师傅，月薪十块大洋，但需要随铺子迁往保定。二舅拒绝了，他为了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在自家院子里搭了个棚子，支起炉子自己干。
　　 每天清晨，二舅先给弟弟妹妹们做好早饭，然后生火开炉。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成了我们村最早的起床号。他打的锄头特别耐用，镰刀格外锋利，渐渐有了名声。乡亲们都说：“谷家老二打的家伙式，能用一辈子。”
　　 二舅有个账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欠账的人名。王老汉欠一把锄头钱，李婶家欠修铁壶的工钱……但每到年关，二舅就会把账本烧掉。“都不容易，”他说，“能帮就帮点吧。”
　　 最艰难的是二舅娶妻生子的那年，大旱。地里颗粒无收，铁匠铺的活计也少了。为了省口粮给孩子们，二舅经常一天只吃一顿。有天晚上，小弟弟饿得直哭，二舅默默起身出了门。第二天清晨，他带回来半袋玉米面，眼睛布满血丝。多年后我们才知道，那夜他走了三十里山路，去给一个大户人家连夜打制铁门，换来了这救命的粮食。尽管这样，粮食还是不够吃，最后忍痛将小舅舅送给了一个善良的富农家当儿子。那天富农家来领养最小的舅舅，小舅舅虽然很小，也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寻常，他一直紧紧拉着二舅的手不松开。二舅将其放进背篓里，背着他去集市上玩了很久，还给他买了一个烧饼，一顶帽子，然后小舅舅就在背篓里睡着了，二舅含着眼泪将其送到了富农家门口，交给管家，一路哭着回到了自己家。
　　 抗战胜利那年，大舅谷鸿林回来了，大舅谷鸿林所在的连队，人都牺牲了，只剩下大舅一人，身负重伤，在小河沟里进浸泡了三天三夜才被一个老乡救了，从此患肺病回故乡治病。二舅什么也没说，只是加紧了打铁的节奏，叮叮当当的声音比往常更响亮，像是在放鞭炮庆祝。他说：“哥哥，我有手艺，能养活你和妹妹弟弟。”
　　 新中国成立后，合作社运动开始，二舅带头把铁匠铺并入公社。有人笑他傻：“自个儿干多自在？”二舅笑着说：“大家富裕了，才是真的好。”他成了公社铁器厂的师傅，带出了十几个徒弟。大舅由于抗击日寇有功，得到了政府的照顾，还发了抚恤金。大舅本打算终身不娶。有人给他说过媒，他总是推脱：“等弟弟妹妹都成家再说。”等弟弟妹妹都有了着落，他又说：“习惯了，一个人清净。”二舅则慢慢有了谷凤山和谷凤莲等孩子。两个兄弟分家过日子了，还经常互相帮助。这时候，最小的舅舅终于从富农家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去对公社书记说：“我是贫农的儿子，是万恶的旧社会害得我离开了亲人，今天我要回来。”于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失散多年的小舅舅回到了二舅的身边，那一天他们兄弟二人抱头痛哭。
　　 晚年的二舅住在公社分的小房子里，铁器厂交给谷凤山哥哥管理，二舅依然每天到铁器厂转转。孩子们都喜欢围着他，听他讲打铁的故事。这时他的眼睛会特别亮，仿佛又回到了炉火通明的年轻时代。
　　 1998年春天，二舅安详地走了。整理遗物时，我们在他的枕头下发现一个小铁盒，里面放着三样东西：一枚褪色的铜钱，是他当学徒时偷偷藏下的第一文工钱；一张泛黄的全家福，上面有年轻的姥姥姥爷；还有一小袋已经碳化的大米，用红布包得整整齐齐。
　　 出殡那天，全镇的人都来了。人们举着二舅打制的各种农具——锄头、镰刀、铁耙，在阳光下闪着银光，组成了一支特殊的仪仗队。当棺木缓缓落入土中时，四面八方响起了叮叮当当的敲击声——那是乡亲们自发用铁器敲击石头，用铁匠的方式为他送行。
　　 如今每当我回到故乡，还能在老辈人家中看到二舅打制的铁器。那把用了四十年的菜刀依然锋利，那只白铁壶还在吱吱地冒着热气。时光在这些铁器上留下了使用的痕迹，却磨灭不了制作者倾注的心血。
　　 二舅的一生，就像他打制的铁器——经过千锤百炼，最终成型为有用之材。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是用一双勤劳的手，撑起了一个家，温暖了一方人。那些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不仅打造出了一件件实用的器具，更敲击出了一个普通中国人最坚韧、最善良的灵魂。
　　 炉火会熄灭，铁器会生锈，但有一种精神却永远闪亮。在每一个寒冷的冬夜，在每一个需要温暖的时刻，我总会想起二舅，想起那炉火映照下的脸庞，想起那双布满老茧却无比温暖的手。
　　 这就是我的二舅，一个普通的手艺人，一个用一生诠释什么是责任与爱的普通劳动者。二舅虽然走了，他的铁匠手艺还是被谷凤山表哥传承下来，现在已经传承到了表哥的孙子辈手中。虽然时代进步了，有些边缘农村还需要这门技术。二舅的人生经历了一个世纪，他用毕生的经历告诉我们应该做一个有担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