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的姑娘，嫁到东北的山沟里来，这事在当年是颇引起了一番议论的。老婶本姓杨，家境殷实，父亲是西宁城里的教员，母亲则出自经商之家。她自小在书堆里长大，后来也当了教师，原本可以安稳度日，却偏偏认识了来青海跑买卖的老叔。
　　 说起老叔那年去青海做买卖，其实只是为了陪奶奶。老叔本是一名火车司机，奶奶为了家里人的日子过得好一些，从年轻时就一直跑买卖，几个儿女相继成人以后她也没有闲着。有机会了，有好卖卖了也会借住老叔开火车这一便利条件去外地，进一些衣服，拖鞋袜子卖。
　　 老叔是个标准的东北汉子，一米八的个子，白净净的脸庞，说话带着浓重的关外口音。他和奶奶那天来青海贩皮子，通过当地人偶然认识了老婶，老叔在青海待了一个星期，也许也是和老婶有缘，接触几次后，彼此就有了好感，后来老婶非要和老叔一起来东北看看。老婶的家人坚决反对，并说“东北那地方，冬天冻掉下巴，庄稼一年一熟，比不上咱们这儿”。但老婶铁了心，辞了西宁的教职，收拾几件衣裳就跟老叔上了火车。
　　 那会儿东北的农村确实穷，我们住的扶余三岔河窝在山坳里，几十户人家，土地瘠薄，冬日里北风嗷嗷地叫，刮得窗户纸扑啦啦响。老婶来的头一个冬天，奶奶就为难她让她每天一早去打井水。奶奶一开始也没相中老婶，觉得城里人不禁磕打，估计给她出一些难题，她自然而然就会退缩跑回家了。老婶在家享福惯了，哪干过挑水这种力气活呀。再加上她个子矮小，挑的两个大铁桶扯啦啦大，拖了地，趔趄着到家，水也撒得只剩下一底了。奶奶这人又比较专制，老叔领老婶来家里时奶奶就直接拦着不让，奶奶说：“我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奶奶不同意的理由很简单：咱们老何家虽然穷，但咱不能连累人家姑娘跟着咱们受罪。”但老叔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倔强地说了一句：“我会让她过上好日子的！”
　　 在家说一不二的奶奶，被老叔驳回了，也不再说啥，因为毕竟老叔是家里的老疙瘩，奶奶也偏疼他。但老婶来家里后，她开始为难老婶，每天让老婶挑水还不许别人帮，她一早起床叫起老婶，老婶挑水她就在一边看着，跟监工的一样。给老叔心疼得没法，但他也不敢说啥。因为老何家的孩子必须讲孝道，老叔领回老婶就已经被奶奶说成不孝了，他不敢再违背奶奶。他背地里就求母亲帮忙，母亲也不敢得罪奶奶呀，但母亲会趁奶奶没起床那刻，提前挑满两大水缸水，奶奶发现了，母亲还劝奶奶：“人已经大老远来了，就不要为难她了。”
　　 那年我们住的三岔河这个村原有个小学，不过是几间破瓦房，有的窗户没有玻璃还钉着塑料布纸壳。有几个教书老师嫌村里苦，都相继离开了，留在学校的老师也只剩下三个老老师，老婶来村里一个月后的一天，了解了这个情况后，便对老叔说：“我得去教这些孩子。”
　　 老叔也支持她这么做，就帮她找了有关负责人，让老婶去了学校。我那时和哥也已经六岁了，就每天被老婶领着去学校上学。
　　 学校里的几个教室里的桌椅不多，散乱地摆放着。黑板也看着陈旧，老婶就用自己从娘家带来的钱买了墨汁和那两个教师一起粉刷了黑板，老叔还帮着修好了一些桌椅板凳。开学头一天，一个班里只有十几个学生，都是衣服上打着补丁，小脸冻得通红。老婶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的学生，心酸地流下眼泪。
　　 她教语文，教算术，也教音乐。没有风琴，她就自己唱。孩子们的歌声冲出教室，飘在屯子的上空，给这穷山沟添了几分活气。
　　 我们班里有个叫小凤的女孩，爹死得早，她娘也跟人走了，她跟着爷爷奶奶过，奶奶还是个瞎子。虽然家里过得极其困难，她爷爷除了侍弄家里那块地，还会领着她奶奶一起出外捡破烂，挣来的钱供她读书。每天早晨她来学校上学，会带一个土豆当早饭，冬天还穿着单衣，脚上的棉鞋露着指头。老婶看在眼里很是心疼，每天会给她带碗粥装在饭盒里，有时还会给她带个菜饽饽。还让奶奶给小凤做了棉袄，棉鞋。
　　 老婶自从教书以来会经常去学生家里家访，看见谁家太过于困难，都会偷偷留下一些钱。老叔为了支持老婶，起早贪黑地工作之余会和奶奶一起去跑买卖。挣得钱全部交给老婶让她随便支配，他说他只想让老婶过得好些。老婶却总把老叔给的钱添补给那些可怜吃不上饭买不起书本的孩子。她说：“咱们够吃够穿就行了，孩子们可怜。”
　　 老婶当初来东北时，和娘家妈几乎是闹僵了的，娘家妈虽然当初也说了一些赌气话，以后不管老婶的事。但后来还是会想女儿，她来东北看过老婶几次。头一回来时，看见女儿住在土瓦房里，炕席都是破的，当时就掉了泪。第二回带了人来，非要押老婶回青海。老婶不肯，娘家妈气得直跺脚：“你是不是傻了？这穷地方有什么好？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
　　 老婶只是摇头：“妈，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
　　 娘家妈说：“天下可怜的孩子多了，你管得过来吗？”
　　 最后还是老叔劝着，娘家妈才恨恨地走了。临上车前，她把一沓钱塞进老婶手里：“傻闺女，别苦着自己。”
　　 老婶用这钱给学校买了炉子，又给每个孩子买了新书包。
　　 屯子里的人渐渐都往外走。年轻人去了城里，有的把孩子也带走了，有的则把孩子留给老人。学校的孩子越来越少，从以前的三个班的六十几个孩子，减到了只剩下二十几个。
　　 后来村子里的人越来也少，只剩下了几个留守儿童。我们住在老屋的几家亲属也都搬进了城里，老婶的儿子也说了媳妇，也在哈市买了房子接她和老叔去城里住。却被老婶拒绝了，老婶说，她在村里住惯了，去了城里不知道怎么生活。再说了她走了，她放心不下村里的那几个孩子。
　　 最难熬的是冬天。屯子离县城远，煤运不进来，教室冷得像冰窖。老婶就让孩子们围着炉子坐，她站在中间讲课。有时候刮大风雪，只有两三个孩子来上课，老婶照样认真地讲解。
　　 小凤初中毕业那年，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她拿着录取通知书来找老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老师，要不是您，我早就辍学了。”
　　 老婶连忙扶起她，眼里闪着泪花：“好好读书，考上大学。”
　　 如今屯子里只剩下十来户人家，都是老弱妇孺。学校还是那两间土瓦房，但窗明几净，墙上贴着孩子们的画。不到五十岁的老婶头发已经花白，她还是每天早早到学校，升炉子，烧开水，等着那几个留守儿童来上课。
　　 娘家妈已经老了，不再来抓她回去。有时通电话，还会叹气：“你这辈子图个啥呢？”
　　 如今老婶还在屯子里住着，她闲暇时还养了许多鸡鸭，有时赶上年节了会杀几只，请村里那几户人家来家里一起吃铁锅炖。老婶也说了，以后她会一直留在村里，哪怕村里只剩下她一家了，她也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