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村里老人说水西古镇，那时候就觉得这地方肯定不一般。老人说，古镇坐落在两条河中间，一条叫清水河，水常年都安安稳稳的；另一条是浊水河，一到雨季，水就能涨半人高。两条河交汇的地方，冲出来老大一片平地，古镇就稳稳当当地建在这平地上，跟块泡透了水的老木头似的，又结实又带着股水腥味。
　　 要说古镇最热闹的时候，那得是清末到民国那阵子。那时候哪有公路啊，进出大山全靠走水路，清水河上天天漂着几十条木船，装着山里的桐油、竹笋这些东西往下游运，回来的时候就捎上洋布、盐巴、煤油这些稀罕玩意儿。古镇的码头是青石板铺的斜坡，被多少代人的脚底板磨得光溜溜的，下雨天踩上去能滑倒人。码头上总堆着成捆的桐油、晒得半干的竹笋，还有用草绳捆着的药材，空气里一股子桐油味混着河腥气，老远就能闻见。
　　 码头边上有个补鞋的刘老汉，左手有点瘸，可补鞋的锥子使得比谁都溜。船工们的草鞋磨破了底，就坐在他旁边的石头上等着，掏出烟袋给他递一根，俩人有一搭没一搭地唠。刘老汉的摊子上总摆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里面盛着白开水，谁渴了就拿起碗咕咚咕咚灌，喝完往石头上一搁，他也不生气。有回一个年轻船工没带钱，他摆摆手说“下次一起给”，后来那船工送了他一整条刚钓的鱼，俩人手拉手去酒馆喝了半宿。酒馆老板知道他俩的交情，还多送了碟花生米，仨人围着桌子能聊到后半夜。
　　 镇上的主街是条两丈宽的土路，晴天一走路就起灰，雨天全是泥坑，可天天都挤满了人。街两旁的房子大多是木头搭的，一楼开店，二楼住人，屋檐伸出来老长，能遮住半边街。有卖杂货的，油盐酱醋摆了半条柜台；有开茶馆的，八仙桌油腻腻的，说书先生敲着醒木能讲一下午，讲到热闹处，满屋子的人拍着桌子叫好；还有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从早响到晚，火星子溅到街面上，能烫出个小黑点，学徒工光着膀子抡大锤，汗珠子掉在地上能砸出小坑。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去过一次水西古镇，他总念叨那地方的“张记包子铺”。说那包子褶捏得像朵花，咬一口能喷出肉汤，烫得直咧嘴也舍不得松嘴。铺子里的掌柜是个矮胖子，系着油乎乎的围裙，嗓门比谁都亮，见人就喊“里面坐，刚出笼的热乎包子”。铺子门口总排着队，有挑夫，有船工，还有穿长衫的读书人，挤在一块儿，谁也不嫌谁身上的汗味。有年冬天特别冷，掌柜的见个讨饭的小孩蹲在墙角发抖，就拿了两个热包子塞给他，那小孩狼吞虎咽吃完，给掌柜的磕了三个响头，后来开春时，小孩拎着半筐野菜来谢，掌柜的又给了他两个包子，还让他以后常来帮忙烧火，管顿饭吃。
　　 古镇能那么兴旺，不光是靠水路，还因为它是方圆百里的“集市中心”。每逢农历三、六、九，四周村子的人都往这儿赶。山里的婆娘背着背篓，里面装着鸡蛋、核桃；坝子上的汉子牵着牲口，马背上搭着新织的土布；还有些小娃子，攥着爹娘给的几文钱，在糖人摊前挪不动脚，眼睛瞪得溜圆看老师傅捏孙悟空。集市从街这头摆到街那头，叫卖声能传到河对岸，“甜酒——刚酿的甜酒——”“便宜卖了，新鲜的青菜——”到了晌午，炊烟混着各种吃食的香味，把整个镇子都罩住了，连河面上飘着的船，都能闻见这股子烟火气。
　　 集上有个算卦的瞎子，总坐在老槐树底下，面前摆着个破布幡，写着“铁嘴神算”。谁要是家里丢了鸡，或是想问问收成，就蹲在他跟前报上生辰八字。他掐着手指头念念有词，说的话半真半假，可大伙儿就爱听。有回一个庄稼汉问他“今年土豆能收多少”，他说“多上三遍肥，能装三马车”，后来那庄稼汉真的大丰收，特意给瞎子送了一麻袋土豆，瞎子让邻居帮忙煮了，坐在树下给围观的小孩分着吃，自己啃着土豆，咧着嘴笑。
　　 那时候镇上有个大户，姓王，人称王老爷。他家的宅子在镇子东头，是整个古镇唯一的砖瓦房，院墙高得能挡住外头的风雨。院子里有棵老槐树，几个人才能合抱，夏天开起花来，白花花的一片，香得能飘半条街。王老爷做的是山货生意，清水河上一半的船都挂着他家的旗号。听说他屋里有个大柜台，摆着从上海运来的钟表，指针走得比庙里的铜钟还准。但王老爷为人还算和善，逢年过节会在门口搭棚子舍粥，穷人捧着碗排着队，他就站在门口，摸着胡子笑，见着老人小孩，还会多舀一勺。有年闹旱灾，地里的庄稼全蔫了，王老爷开了自家粮仓，让佃户们先借粮度日，说“等明年收成好了再还”，那年冬天，好多人家的烟囱能冒烟，都是靠了他的救济，有人感激不过，大冷天的跑到河里凿冰捕鱼，冻得手脚通红，也要给王老爷送两条去。
　　 古镇的衰落在解放后慢慢显出来。先是修了公路，汽车比木船跑得快，也装得多，清水河上的船一天比一天少。码头边的搬运工没了活计，有的去学开汽车，有的回了乡下种地。刘老汉的补鞋摊摆不下去了，把锥子和线团收进布包，回了乡下儿子家，临走时把那个豁口碗埋在了码头的石头底下，说“等将来船多了再来”，可直到他去世，也没再踏回码头一步。
　　 张记包子铺的掌柜死了，他儿子嫌做包子累，改开了个供销社，卖起了肥皂和火柴，包子的香味从此就断了。有回我爹去镇上，看见供销社的柜台里摆着花花绿绿的糖果，想买块给我解馋，一问价钱，够买两斤玉米面，咂咂嘴又放下了，后来总说那糖果看着好看，不一定有家里的红薯干甜。
　　 最要命的是六十年代那几年，河里闹过一次大洪水。浊水河的水漫过了河堤，像条黄带子裹住了古镇。木头房子泡在水里，柱脚慢慢烂掉，有的塌了半边，有的整个歪在那儿，像喝醉了酒。王老爷家的砖瓦房虽然结实，水也没过了窗台，家里的老物件漂得满地都是，那座上海来的钟表被水泡得停了摆，指针永远指在凌晨三点，后来有人想修，拆开一看，里面的零件早锈成了一团。
　　 等水退了，街面上全是淤泥，能没过脚踝，太阳一晒，硬得像块铁板。王老爷的老槐树被泡得发了霉，树叶掉光了，第二年春天没再发芽，到了夏天，树干上爬满了虫子，慢慢就枯了。算卦瞎子的破布幡被洪水冲得没了影，有人说看见它挂在下游的柳树枝上，像只破风筝，风吹过的时候，还能听见“哗啦哗啦”的响，跟瞎子以前念卦词的调门有点像。
　　 后来镇上的人开始往外走。年轻人嫌古镇偏，揣着几块钱就去了县城，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学了手艺，过年才回来一趟，带回来的饼干糖果，能让村里的小孩羡慕好几天。留下来的多是老人，守着空荡荡的老房子，白天坐在门口晒太阳，看着街上的杂草越长越高，能没过膝盖。有一年我去看，主街的土路被雨水冲得坑坑洼洼，以前的茶馆变成了牛圈，牛在里面哞哞叫，墙上还能看见当年说书先生贴的海报残片，上面“三侠五义”四个字还能认出来。铁匠铺的炉子早就凉透了，墙角堆着些生锈的铁片子，有个小孩拿块铁片当玩具，在石头上划来划去，划出刺耳的响，惊得房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
　　 前几年听说要开发古镇，来了些戴安全帽的人，拿着图纸在镇上转悠。他们说要把老房子修一修，再挖条人工河，搞成旅游景点。我又去了一趟，见着工人正在给木头房子刷漆，红的红，绿的绿，倒比当年还鲜亮，就是看着有点假，不像老房子该有的样子。张记包子铺的招牌又挂了起来，只是里面卖的包子，皮厚馅少，咬一口直掉渣，再也吃不出爷爷说的香味，有回听见游客说“还没速冻包子好吃”，听得我心里不是滋味。有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拿着大喇叭喊，说要复原“古镇十二景”，可他指着王老爷家的老槐树桩子，说是“百年紫藤”，听得旁边晒太阳的老人直撇嘴，说“这后生怕不是眼神不好，槐树和紫藤都分不清”。
　　 码头边新修了个观景台，用的是新石板，平平整整的，却没了当年被脚磨亮的光。有游客在这儿拍照，举着手机对着河水拍，拍完就走，没人知道这里曾经堆过多少桐油，也没人记得那些扛着货物、喊着号子的搬运工，他们的号子声以前能顺着河水传到十里外的村子。王老爷的老宅子改成了“民俗博物馆”，里面摆着些旧农具、旧陶罐，墙上挂着老照片，有穿长衫的人，有木船，还有当年热闹的集市。只是看照片的人走得快，没人停下来想想，这些照片里的人，曾经在这镇上过着怎样的日子，他们的笑声哭声，都藏在这些老物件的纹路里呢。
　　 现在的古镇，街上总响着游客的笑声，商店里卖着全国各地都能见到的纪念品，珍珠项链、塑料手镯，看着花哨，没一点古镇的味道。到了晚上，灯笼一亮，倒也有几分当年的样子。只是站在街心，闻不到桐油味，听不到铁匠铺的叮当声，连河水的味道都变了，带着股消毒水的气。有个卖冰棍的老太太，是镇上仅存的老住户，她说现在的河水看着清，却养不活以前的鱼了，“早年一网下去，能捞起半网子鲫鱼，现在连虾米都少见”。她的摊子就摆在当年刘老汉补鞋的地方，有时候会对着码头发呆，说“总觉得能看见老刘师傅坐在那儿，手里拿着锥子，一下一下扎着鞋底”。
　　 有天傍晚，我在古镇的角落遇见个老人，他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正坐在自家老房子门口抽烟。他指给我看墙根下的一块青石板，上面有个浅浅的坑。“这是当年张记包子铺的秤砣砸的，”他说，“有回掌柜的跟人吵架，气糊涂了，把秤砣往地上一摔，就砸出这么个坑。”他笑了笑，烟锅里的火星明灭了一下，“现在的人，谁还知道这些哟。”
　　 我望着远处亮起来的灯笼，听着游客的喧闹声，突然觉得，这古镇就像那条清水河，水还是那水，可流着流着，里面的东西早就不一样了。兴旺时的热闹，衰败时的冷清，如今又被新的热闹盖过，只是那些藏在砖缝里、石板下的故事，怕是要慢慢被忘了。就像那棵老槐树，早就没了，可镇上的老人还记得，它开花的时候，香得能让人忘了所有烦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