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帮宋大哥割了半天芝麻。其实，他家那一整片地里，最吸引我的，除了一垄一垄的芝麻外，还有旁边那一片在地面蔓延开来的红薯秧子。
　　 时值九月初，还未到收红薯的时节。红薯仍安静地埋在地下生长，而地上的叶子却已可采摘食用。此时摘些叶子，并不影响果实的成长。无论春薯还是夏薯，总要等到九月下旬才真正成熟。
　　 红薯富含淀粉，在灾荒年代，曾是许多人的“救命粮”。《百家讲坛》之《食物的故事》中提到：红薯的种植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作为一种高产、适应性强的作物，在南方甚至有“一季红薯顶半年粮”的说法。红薯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历史，不仅是农业史的一部分，更是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寻找出路、在包容中创新的见证。可惜节目中虽提起红薯，却未及其叶——在我看来，实属一种遗漏。红薯叶，当真是被遗忘的宝藏。
　　 我今天所说的红薯叶，也叫地瓜叶，指的是秋日红薯成熟时，地上藤蔓最顶端的嫩叶。它的保健功效，是许多常见蔬菜难以比拟的。从香港到国际，它皆被誉为“蔬菜皇后”“长寿蔬菜”及“抗癌蔬菜”。在欧美、日本、香港等地，都曾一度流行吃红薯叶；酒店与餐馆的菜单上也常见其身影。然而在我们这儿的城市超市，却难觅其踪。大多数农民在收完红薯后，往往将叶与茎直接还田沤肥，或拿去喂养家畜。
　　 我家倒有些不同。从我小时候起，家里人就常吃红薯叶，鲜的、干的都吃过。或许是因为那时家里吃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粮食总是不够。在那个年代，能吃饱已是万幸，谁还顾得上讲不讲究营养。现在回想，竟像是因贫得福，早早尝到了这“长寿蔬菜”。
　　 母亲年年都会采些红薯叶做给我们吃。尤其是每年我国庆回家，她总会准备一些。虽然这些年家里不再种红薯，改种葡萄和果树，但妹妹家还一直种着。所以想吃的时候，倒也不算难事。
　　 这么说来，倒不是我贪嘴，实在是因为吃红薯叶，已经成了我家的一个传统。
　　 我向宋大哥讨要红薯叶，他爽快地答应了，说他老伴也爱吃，正好可以多掐一些。我问他们平常怎么吃，他说常拿来做汤，“她常年生病，吃东西很挑，却偏喜欢喝这红薯叶做的汤。”
　　 这话突然让我想起小时候，生病在床的二奶奶喝红薯叶汤的一件往事。
　　 记得那天放学，我正打算去割草，母亲突然叫住我：“今天别割草了，去西北地里掐点红薯叶回来，快去快回。”专门去掐红薯叶，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平时要吃，都是下晌时顺手从地里捎回来的。
　　 村西北那块地，是我家的祖坟地，我向来不爱一个人去。但那天因为不用割草，只是掐一把红薯叶子，我倒是挺乐意。掐回来，母亲就忙活起来：把洗净的红薯叶投入滚水，点几滴油，撒少许盐，勾一层薄芡，不一会儿就做好一小锅滑溜溜的红薯叶汤。母亲趁热盛好，端去给二奶奶。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二奶奶斜靠在炕头厚被上，母亲斜坐炕沿，一勺一勺喂她喝。我记起二奶奶曾说：“红薯叶子拌饭吃，胜过人参汤。”她小口喝着，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眼里漾着微微的光，仿佛那一碗青翠里藏着她与这个世界轻轻和解的密码。忽然，那光一丝丝暗下来。二奶奶走了。
　　 就算我顶着克男丁的名声，二奶奶还是使劲儿地疼我、护着我，让我少吃了很多苦，过了一个还算顺和的章年。想到二奶奶的去世，我的心猛一疼，收回了思绪。看着眼前这片红薯叶，我蹲在地里边掐叶子边想，这满地蓬勃的绿，原来不只是绿。它是贫困岁月里的依靠，是富贵桌前的珍馐，是游子乡愁的寄托，也是病中床前的一缕温热。
　　 “李子，你干脆跟我一块回去，先喝碗红薯叶汤再回家，也省的你做饭了。”宋大哥突然的话，又让我猛一激灵。
　　 “大哥，今天就不过去了，改天一定专程去看老嫂子。”想着毕竟是初次见面，便这样婉拒。
　　 我已掐了满满一大把，又接过大哥替我掐好的红薯叶，心里暖暖的。许多年过去了，汤还是那样的汤，人却换了一茬。宋大哥的老伴，我的二奶奶，她们素不相识，也相隔遥远，却在这一碗普通的红薯叶汤里相逢。世上的食物说来也奇妙：昂贵的未必流传得久，朴素的反而代代延续。它不言不语，却连起几代人的胃口，也温润了那些被病痛压低了的眉头。
　　 日色渐晚，我捧着红薯叶离开。叶茎断面渗出乳白的汁液，渐渐凝成深色痂迹，沾在手指上，黏黏的，带着泥土与生命的气息。晚风吹过身后的田地，整片红薯秧子轻轻摇晃，像在点头，又像道别。
　　 我知道，今晚，无论是未曾见面的老嫂子，还是我，心里都会亮起一团温热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