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对秦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秦能够从西方边鄙之地崛起，最后以气吞山河之势一统天下，始自商鞅。后来始皇统一了中国，实际上留下了一个卫国没有攻陷，不是能力上做不到，而是因为商鞅和吕不韦两人是卫国人，所以额外照顾。可见，商鞅在大秦历代君王心目中的地位。
　　 商鞅变法之初，秦国已经从穆公时的中原霸主逐渐衰落成为边鄙小国。衰落的原因，主要因为魏、楚国的强大，而两国的强大源于兵家吴起的变法。当时大争之世，谁变强了，其他人就相形见绌。魏国强盛了，就阻挡住了秦国东出之途，秦国就不得不缩在中原以西的贫瘠之地，得不到发展。秦人自古勇武，和魏赵等国征战不休，也只是勉强依靠函谷关地势之利，保住自己的一方土地。而征战带来兵民、物资的损耗，更使得秦国的发展捉襟见肘。所以，战国之后，秦国不但难以发展，而且日渐衰弱。直到雄才伟略的秦孝公执政，他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摆脱这样的困境，能够强大起来。发展需要人才，他做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广揽人才，商鞅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来到了秦国。
　　 商鞅的故事很神奇。他首先是在魏国丞相公叔痤门下，公叔痤很赏识他，在自己病重后建言魏王，让商鞅接自己班，见魏王不以为意，便紧跟着建言，不用商鞅就杀了他，免得他为别国服务成为魏国大患。后来见到商鞅，告知他此事，并要他快跑。而商鞅却认为，魏王既然不听公叔痤之言任用自己，自然也不会听他的话杀自己，所以压根没跑。果然，魏王只是认为公叔痤病重，已经胡言乱语了，根本没把商鞅当回事。这个故事见于《史记》，但很不符合逻辑。公叔痤既然建言魏王对商鞅不用即诛，又怎会通知商鞅？在这些政治家眼中，国家比任何人的生命都重要，从无仁慈可言。或者说，如果他是个仁慈的人，根本不会建议魏王杀掉商鞅。好吧，就算公叔痤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良心发现通知商鞅了，商鞅还不离开，那不是他睿智，而是他有病。战国乱世，杀戮遍地人命危浅，无论哪一国的朝廷都充满了杀戮，王要杀一个人轻而易举，根本没有道德负担，商鞅凭什么认为魏王不会杀他？更何况，他反正要离开魏国，早离开晚离开并无区别，何必一定要冒生命危险？政治家需要赌徒的野心，但那是不得已的时候，能够避免还是不立危墙之下的。这个故事，明显是为了神话商鞅，也为了讽刺魏王，因为正是后来的商鞅率兵攻掠了魏国。
　　 商鞅到秦国，走的是孝公近臣景监的门路。景监向孝公举荐了商鞅，当孝公面试商鞅时，商鞅向孝公讲解王道，孝公听了直打瞌睡，认为商鞅也只是个夸夸其谈之辈。后来，商鞅又哀求景监，让孝公再次见他，这次他提出了霸道，让孝公听得津津有味，甚至座椅都不知不觉前移了。还有夸张的说法，说两人一直谈了三天三夜。商鞅显然是有真本事的，所以才能够得到孝公重视。但是，他为什么第一次不直接向孝公提霸道？其实王道就是儒家仁爱礼制那一套，而霸道就是法家法制权势那一套。故事其实很能说明问题。儒家是正人君子的学问，是道德高尚之人崇尚的学说，而法家充满了鬼蜮伎俩，是政客们崇尚的学说。更何况，儒家是当时的显学，商鞅肯定也懂得儒家那套作风。他不知道孝公喜欢什么时，说些流行的、高雅的法则是不会错的。然而，孝公心里明白，儒家那一套，在乱世之中是无法强国的，所以根本不敢兴趣。于是，商鞅毫不犹豫的献上了法家那一套，果然深得孝公这个英明的政治家的欢心。事实上也确实证明了，乱世之中只有法家才能强大甚至才能存活。《三体》中描述的黑暗森林法则，就是说在黑暗森林中，只有拥有强大的实力并且能够先发制人，从而消灭一切可能的敌人才能生存。而西方性恶论也认为，在没有规则的社会中是没有善的，只有力量和力量的相互制约，恶行和恶行的相互抗衡，才会产生善，产生规则。所以，在战国时代，只有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发展自己的实力，能够强悍到可以对抗敌人，打败敌人才是最唯一的道路，温文尔雅感化不了敌人，更抵抗不了屠刀。也有人说，商鞅这样做是刺探孝公，因为法制是一条不归路，必须有绝对的决心和信念才会成功，如果孝公但凡对儒家有所好感，对法家有所动摇，商鞅也不敢全力辅佐孝公，也许是吧。
　　 法治，说起来很简单，国家颁布法令，百姓遵照执行就是法治。但是，在高度文明的社会确实可以，国家发布法令，百姓自己去看就好。但在当时的秦国，百姓大多是文盲，国家颁布法令对这些人根本不具任何作用。针对当时的国情，商鞅实行了神秘主义和以吏为师。所谓神秘主义，就是法的内容不容质疑，根本不允许百姓讨论，更不用说根据民意进行修改。这其实是专制社会的弊端，也是当时各种学说的共同缺陷，如墨家的尚贤，儒家的尊王等等。专制社会必然带来愚民政策，只要是君王发布的命令，老百姓只要照做就好，为什么这样做，命令对不对，不要思考，更不允许讨论，这就是儒家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商鞅的法治绝对不是现代的法治，他不会管良法恶法，只要是对统治者有利，对国家有利，百姓就必须遵照执行。以吏为师，更简单，就是对百姓而言，官吏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官吏而言，上级说什么就是什么。原因也很简单，百姓大多文盲，看不懂法令，只能听官吏们讲解教导。在此背景下看商鞅的徙木立信，就明白商鞅的用意了。这件事就是要让百姓们知道，官吏们说的话都是对的，不管如何匪夷所思，只要照做就行，赏罚都会落到实处。通过这样的方式，商鞅将自己制订的国家意志传导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其实倒是很简单，都是富国强兵之举，并不出奇。首先，劝农桑。鼓励百姓开垦荒地，谁开垦的归谁所有，谁生产的产品多还有奖励。废除原有的井田制，实际就是避免旧贵族拥有大量田地但得不到耕种。在封建社会，粮食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正是从商鞅开始的对粮食的极端重视，秦国国力逐渐增强，尤其是粮食储备。后来秦赵的几次大战，动辄相持一年多，秦国最后都胜在了国力上。像典型的长平之战，赵王不得不换掉擅长防御的廉颇而选拔了提出进攻意见的赵括，实际上是已经没有粮食，耗不起了。其次，重军功。秦人悍勇，私斗成风，但商鞅开始严禁私斗，悍勇之气只能放在战场上，而且以斩首论功，无论是谁，哪怕是奴隶，只要有军功就能封爵，就能拥有田地，就能过上好日子。政策执行之后，秦人闻战则喜，听到有打仗了，不是害怕而是高兴，最后的结果自然是秦国锐士纵横天下无人能及。禁止私斗，又避免了内耗，保存了民力。最后，加强社会控制。取消封地，改为郡县制，由孝公直接任命的官吏管理地方，这样官吏都对国君负责，国君直接指挥到地方；实行保甲连坐制度，普通百姓保甲之中出现问题，一保都遭到刑罚。保甲相互监督，使得当时六国的间谍在秦国无处容身，为战场胜利提供了基本的保证。战场上更是，一个士兵逃跑，一伍均受到处罚，这个伍本来基本就是同乡甚至是同宗亲戚，试想下，你逃跑了，你最亲密的战友会受到牵连，他们可能就是你的叔伯兄弟；更可怕的是，他们可能为了避免牵连，在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会杀了你。往前冲，虽然可能会战死，但也可能会得到军功和封赏，即便战死，家人也会得到照顾。两相比较，你会选什么？当然是视死如归往前冲了。说到底，法家深谙人性的黑暗，用制度的设计进行克制，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即便战死，也没有士兵会后退，这样的军队，其战斗力何其恐怖。这些变法内容只是大略，商君还有细节方面的举措作为配套，如统一度量衡、赋税制度的改革等等。
　　 无论什么政策，其实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无论什么改革，都会触及到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商鞅的一系列制度，当然有利于国家，但损害了老贵族们的利益。比如废井田、废封地等等，直接剥夺了他们的权益。军功制的施行，普通百姓甚至奴隶都能获得军功和封赏，也让这些习惯了垄断国家利益的阶层感到了压力。事实上，历次改革之所以困难，都是触及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而当时的国君，本身也属于老贵族的一员，他又不得不考虑这些人的意见。所以，战国时期的变法，变法推行者基本都不会得到善终，即便有当时国君铁了心的大力支持，但国君殁去后，这些继任者，一般是早就听惯了老贵族们宣传新法有多么不好的皇子们上台以后，基本都会废除新法，用变法者的生命向老贵族们妥协，来获得他们的支持和自己王位的合法性。从而变法失败，国家强盛一时后又会走向平庸。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之士们普遍面临的无奈结局。但是，我们应该为他们点赞，因为他们义无反顾的为了社会的进步，用自己的生命献祭了学说，献祭了历史，哪怕徒劳无功。
　　 变法的实施，法治的推行，能否做到有法必依，依法治国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我们现代社会，依法办事早已深入人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已经不是口号。但是，在商君那个时代，是不可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当法律触及到君王身边人时，法律的效力如何，往往就是新法是否能够成功推行的关键。孝公时，就发生了太子杀人事件。杀人抵命，但太子自然不能抵命，于是被流放到边境之地受尽凄苦，上下倒也没有异议。问题出在太子傅身上。太子傅，就是太子的老师，当时是嬴虔，这是孝公的哥哥，军功赫赫威望极高，是老贵族的首领，可以说，当年老贵族们都拥戴嬴虔即位，是他自己力排众议推举弟弟即位，才有了后来的孝公，所以他深受孝公信任。敢处罚他？没人会这样想，包括孝公，包括他自己。太子杀了人，他压根没想到自己作为老师要连坐，他只是去为太子说情，谁知商鞅一点不讲情面，割了这位求情者的鼻子。此举毁了他一生，从此他将自己禁锢在家里，再无在朝堂出面。商鞅此举，可以说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但也是最震慑之举——违反法令，太子被流放，这样的太子傅被处罚，谁还敢违反新法令？新法在秦国能够顺利推行，此举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法不容情，可现实都是人情社会。商鞅为了新法的推行，为了自己变法的理想，为了秦国的强盛，一往无前，是他的勇气。然而，这也注定了他命运的不幸。当孝公死去，太子即位，这位曾经被放逐的太子，听到了老贵族对商鞅的抱怨，更要为嬴虔出气，商鞅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他走了战国时期所有变法者的老路——用生命献祭自己的理想。不过，这个时候的商鞅，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困兽犹斗，但也造成了最大的笑话，诞生了一个成语——作法自毙。他首先想用自己的力量抗争，可他封地的那点兵力，哪是他一手缔造的大秦锐士的对手。他不得已开始逃，逃到了民间，没人敢收留他，因为他制订的新法中有连坐之政策，谁收留他谁就要被牵连。后来，他逃到了魏国想进行政治避难，但当时秦国实力因他而强，而且已经侵占了魏国不少领土。魏王对他本就深恶痛绝，又不敢得罪秦国，根本不想也不敢庇护他，自然将他交给了秦国。最后他以车裂之刑，结束了自己辉煌而又无奈的一生。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虽然身死，但他推行的新法已深入人心，而且已经确实的改变了秦国，所以后来的惠文王即便杀了商鞅，也没有改变新法，而是继续推行。所以，商鞅变法本身就是个滑稽的悖论：那些老贵族们对他又爱又恨，恨是恨他触犯了自己的利益，爱是敬爱他为秦国做出的卓越贡献。他必须死，但新法却又必须要推行。功过毁誉，就这样都奇特的降临到了商君身上，这恐怕是中国历史的唯一。秦人杀了商鞅，却又把他镌刻到了历史的丰碑上，所有的秦人都记得，是商鞅让他们国富民强，让他们傲视群雄，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
　　 邓小平说过，有了制度的保障，坏人也能变成好人。秦法巍巍，正是有了商君立下的这些法律制度的保障，所以秦自孝公以后的历代君王，虽然也有朝堂争斗，但总体没有出现昏君佞臣，无不依靠着秦国的雄厚国力开疆辟土，争霸天下，吞食六国，直至后来始皇出现统一天下。秦以法强，法家在天下大争之世的角逐中展示了非凡的效力，但争天下和治天下不是一回事，秦国的苛法在治理天下时显出了他的弊端，所以秦二世很快亡国，留下了“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异也”的千古喟叹。商鞅变法在中国的法制史、政治史上都是一座丰碑，秦国为法治做了一次探索，也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政治财富。经过后来汉初的黄老之说，到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最终，外儒内法成为中华民族的指导统治思想，也融入了中华文明，成为华夏民族的血脉流传。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商鞅的成功和试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