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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尤其是对于食物的选择，挑剔而最缺乏创造力。不瞒任何人，我在走向工作岗位以后，对于玉米，我是十分厌烦的。我的厌烦，波及我对于父母的冷漠。
　　 小时候，从记事开始，我的日子，一日三餐就混迹玉米的世界。早上吃玉米面的锅塌塌（窝窝头），中午吃馓饭，晚饭就是浆水节节。这些食物的词都是玉米创造的。总是，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六十天就在玉米的世界里浪迹江湖。锅塌塌、玉米面疙瘩、馓饭、浆水节节、浆水鱼鱼，还有在滚烫的灰堆里烧熟的火鳖。
　　 生命的长大，就是靠的玉米。在我的记忆里，我总感觉玉米只有在挂果的时候最好吃。当玉米的果实长成一支棒子的时候，从玉米杆上掰下来，撕掉外面绿油油的包皮，露出洁白如玉的一圈儿一圈儿有序排列的玉米粒，玉米粒早就灌满浆，浆汁的粘稠度达到可以以牙齿咬合，放在火炉旁，僦着燃烧的火焰外射的温度，一面面烤得焦黄。然后拿出来，僦着火炉沿轻轻拍打，抖尽玉米粒身上沾满的灰尘。再一粒粒地剥下来，张开大嘴，扔进去三五粒，咔嚓咔嚓地用牙齿咬碎。这时的玉米粒，彰显出独有的温顺、劲道，且有能够溢满整个口腔的清甜。还有，就是撕去玉米的外衣，留两三层，扔进茶壶里煮，或者放在锅里蒸。当壶里或者锅里的水开始沸腾，满屋子就会飘满玉米独特的清香。这时，狠命地呼吸，总感觉肺都是甜的。可这样的时段并不多，大多数就是在玉米成熟期，父亲总是整夜整夜地不归家。听母亲讲，父亲是在守玉米（就是玉米成熟时期，有野兽进入庄稼地，要驱赶）。偶尔，父亲在大清早，手里会甩着几只残缺的玉米棒子，那是野兽对玉米残害的证据。了解到这种事实，我心里窃喜，希望每个夜晚都有野兽出没玉米地，尤其是父亲守护的玉米地。但我并不知道，生产队每年对每户守护的玉米地要进行检查，根据野兽损害玉米的程度记工分。十天半月的守护，父亲能带回残缺的玉米棒子的次数一只手就能数清。所以，我能够享受的美味佳肴的次数并不多。经常看见邻居家的孩子手里挥举的玉米棒子，而我只能望“棒”止渴，独自一个人流口水，有时会求着被人施舍几粒来解馋。这样，就增加了我对父亲的厌烦感。
　　 我无法理解，人家的父亲也在守护玉米，为什么几乎每天都能带回残缺的玉米棒子，他不是肩上扛着一根木头，就是手里拎着一捆柴火，好像我们长不长大与他毫无关系。我有时候会想，我到底是不是他的孩子。
　　 母亲生下我们弟兄三人，老三从小过继给姑姑做孩子，只有我和哥哥留在父母身边。哥哥从小就不喜欢上学，早早就练就了一身劳动的本领。所以哥哥享受蒸煮烤玉米棒子的机会就比我多多了。尤其在丰产的年月里，生产队长会在劳作比较辛苦的时候，主动到地里挑选一些玉米棒子，在劳动时解馋充饥，以此延长劳动的时长，哥哥自然也会分得玉米棒子。这是劳动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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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在家里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平时在父亲面前低言低语。我听邻居说，母亲是带着她的弟弟出门讨生活的，怎么讨到父亲家的，我还是不知实情。这些对我而言，也无关紧要。或许是由于与母亲接触的时间比较多，随着成熟，我对母亲的抵触心理在渐渐消失。至少在干活这方面，母亲的言语总比父亲的温柔得多。而父亲每次的命令，都像极了地主讨债那般的凶狠，没有丝毫的余地。哥哥比我大三岁，懂事得早，会一点察言观色，总能避免一些父亲的吼声。
　　 哥哥和我，他的优势比较多，长得快，个头高，体型大块头。而我，瘦小，显得弱不禁风，好像风一吹就会飘到九霄云外。但说实话，看着瘦，浑身是肌肉。跑得快，又灵活，眼明手快，学习劳动本领，不需要谁来指点江山，看上几遍，模仿几回，就通了。仿佛老天赐予我一双慧眼，能够对劳动技能明察秋毫。
　　 说实话，从小就学会了很多劳动技能，只是劳动工具比较沉重，自己干活也就三下五除二，一会工夫就被淘汰了。优胜劣汰这个词，从小就在自己的脑海扎根发芽，用根深蒂固这个词来说，一点都不避嫌。
　　 我出生的那时，刚是七十年代的头，大集体，浮夸风的影子还没有消失殆尽，一年总有一两个月会断粮，玉米面糊糊能够喝上一碗，也是破天荒的事。父母经常在田野里，与泥土、与庄稼、与驮粪的骡子和马，与耕地的牛打交道。农忙时节，母亲必须出工，而幼小的我，就在一根绳子的拴绑下度过自己的每一天。一头拴在腰里，一头系在窗框上。有风的温暖，有阳光的照晒，也有尿憋了尿一炕的未来。
　　 哥哥四五岁的时候，尤其在收庄稼的时候，常常是跟随父母去田地里，在收麦的时候捡麦穗，在收玉米的时候掰玉米，这也是我必须经历且经历过的事情。在收玉米的时候，哥哥偶尔会乘着无人的时候，偷偷地在地边的草垛里藏一两个外衣绿油油的玉米棒子。当然，这样的玉米棒子，玉米粒是松散的，并非像成熟的玉米那样颗粒饱满，整齐划一地排兵布阵。哥哥藏的玉米棒子，大多数就是叔叔阿姨们故意挑选出来的，留给哥哥一个空挡，有私藏的机会。或许是哥哥懂事，讨得叔叔阿姨的欢心，才有了这份殊荣。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想，哥哥一定也是有了某种经历才开始学着当家的。
　　 母亲总是十分艰辛，常常在农闲时候，在房前屋后的斜面上，找几平米比较隐蔽的山丘，挖一点荒地，这儿种几棵土豆，那儿点几株扁豆，甚至在给牛饮水的水源处开辟出二十几平米的平台，种几树黄瓜和玉米。小时候听大人们讲，私自开荒就是“资本主义”，是会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所以那时的父母活得艰辛也小心翼翼的，更是活得规矩，活得朴实，活得少言寡语，也从不怨天尤人。
　　
　　 3
　　 我和玉米打交道，那时我还穿着开裆裤。
　　 三四岁的时候，就是经常一个人在家，母亲总会交代一些活，让我一个人去完成。用笼子提土粪，用铲子给扁豆苗培土，给玉米地拔草。日子比猪过得还拮据。作为一年喂养的一头猪，肚子饿了还会哼哼唧唧地吵闹，但我不行。我在猪叫的时候，就得给猪扔一些青草，堵住猪的嘴。没有青草的时候，我就得为猪服务，寻找青草。一米左右的个头，总是蹒跚在田间地头，挑拣一些猪喜欢吃的青草。对于劳动的本能，可以说是从会走路开始的。邻居家的孩子，比我幸福，至少有奶奶护着、陪着。有时，我一个人无聊时，也会厚着脸皮去讨一份这样的呵护。或许那个时代的人们之间很少有隔阂吧，我在父母那儿得不到的温暖，总会有别人来弥补。随着这种现实的持久，我对于父母的冷漠越来越严重，对于别人的温顺越来越依赖。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光着身子，抱一团泥巴，想着捏一对老人，一男一女，把他们想象成自己的爷爷和奶奶。
　　 说实在的，小时候，我真的无法理解我的家。为何别人家的孩子都有爷爷奶奶呵护，唯独我和哥哥就得孤苦伶仃。是爷爷奶奶远走他乡，还是父母赶走了爷爷奶奶。当思想停滞在后者的时候，我的额头一定是充满皱褶，像犁划过的土地。再过一个春天，忽然发现自己的想法有点是正确的。和我一样大的孩子，他们都有爷爷奶奶的疼爱，即使农忙季节，妇女必须出工的时刻，至少家里也有奶奶在做着可口的饭食，有时候还会偷偷地喂孩子几口肉。有爷爷奶奶的家庭，隔三差五就能吃一顿面条。当我有了这个发现后，我的话语好像少了许多。有时即使父母问我什么，我都懒得搭理，往往是父亲的吼声越大，我离他们的距离越远。
　　 我的记忆一直很好，这一点在我读书的时候发挥到了出奇的作用。一首古诗老师讲完了，我就会背会写了。记得十分清楚，刚满六岁那年，我就偷偷拿着自家的镢头，把母亲饮牛喝水的那块地扩充了五六平米，像一位操持了十几年庄稼的人那样，把地整得平平整整的，还偷偷把家里的土粪弄了一些，搅拌在泥土里。那年白露过后，偷了几把麦粒，悄悄地种在地里。结果可想而知，最终失败。次年，不再偷种小麦，而是种玉米。玉米和小麦不同，只需要培土、拔草、施肥。稀稀疏疏，可以自由地出入其间。自然，到了收获的时候，在一个夜晚，被野猪侵袭了，只剩下为数不多几株。尽管很少，总可以在这一个特殊的时段里，每天都可以大明大胆地啃着玉米。
　　 后来，随着政策向好，我家原有的二分自留地，也在农闲时候，在父亲的带领下得到拓展。只是我力气小，镢头举得老高，落到地面，深入泥土不过五六厘米，这时父亲总会来一句“滚远点，看着都心烦”。于是，我知道自己就是父亲眼里的绊脚石，碍眼的东西。于是我躲得远远的，有一搭没一搭地挑拣着土里的石头，还是要表现出力所能及。
　　
　　 4
　　 日子是需要延续的，如果没有日子的延续，活着就是空头支票。看着太阳一天天翻过头顶，看着月亮圆了又缺了，我终于在父母成天出工的日子里，把自己家自留地旁的一块荒地，给整得花里胡哨，虽然赶不上完整的土地，但东一棵西一棵点几粒玉米种子还是完全可以。对于我整天的胡整，父亲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即使偷偷地藏一两个干透的玉米棒子，他发现后也不言传，任凭我胡捣鼓。终于，在我八岁的那年，我自己的玉米也长得有模有样，只是横不是行，竖没有样，但那长势，总是预示了一种收获的即将到来。
　　 八岁的九月份，我是在母亲几次的求情下，老师终于答应，可以让我进入学校，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小学生。不是老师眼看人低，而是我长得实在不理想，太矮了。老师担心我每天来去十几里路，绝对坚持不了，总是希望我再长高一两寸。父亲对我上学不理不睬，也没有听见过父母因为我的上学而发生过口角，但也从没有问过我路上怕不怕，学习吃力不，甚至就没有翻看过我一次的作业本。
　　 在我读小学的时段，我一直是很卑微的，不是由于学习成绩，而是每天中午的午饭。每当中午午饭时，近处的孩子回家了，远处的就在学校里啃着馒头。我没有馒头可啃，大多数是乘着别人不注意，从书包里抓一把玉米面疙瘩塞进嘴里，闭着嘴嚼着，然后挤着眼咽下去。或者是拿着书包，躲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狼吞虎咽一气，有时咽得两眼翻白眼。这会，我对父母的情绪渐渐有了恨意，为何生了我却不能给予我幸福的生活。我把所有别人给我的冷眼，都暗藏在对父母的责怪之中。尽管如此，父亲总是我行我素，一如既往地不闻不问。我感觉自己还行，每一次考试都会站在最高台上。学习成绩是我学生生活中唯一的骄傲，每学期能拿回家一张崭新的奖状，我自认为会换回父亲的微笑。可每一次，没有见到父亲会笑，还时不时来一句“不就是奖状嘛，能顶一碗饭吗？”这样的话语，总会让人绝望一个礼拜。人间处处是真情，人间处处是温馨，怎么就离我那么远。在父亲那里，我从没有得到过。就连每天书包里装的玉米面疙瘩，也好像就是他赏赐给我最伟大的礼物。
　　 面对这些，我学会了咬牙切齿。有时很想用自己的牙咬碎父亲的冰冷。现在想想，我小时候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都是家长不支持孩子读书而辍学的。相比这些，我的父亲没有因为我读书而不加入农活劳动，而误了家里工分的增长，以此怪怨我。
　　 那个年代，一家的粮食收入和经济来源就是一家工分的年终决算，分值越高，获得的粮食和分到的钱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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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慢慢懂得这些的时候，我就慢慢放下抱怨，开始认真完成父母留给我的劳动作业。劳动，是每天必须完成的使命。夜晚，可以乘着煤油灯微弱的光线写字、背课文，但不能去野外的星光下给圈里的牛割来一捆捆草。认识到这些，我更加学会咬紧牙关，打断牙齿往肚子里咽，这是时代赋予我这代人的命运。常听邻居讲起，五六十年代，大跃进、大炼钢铁，因饥荒饿死的人不少。想想这些，便能感觉到“死”字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魔鬼。虽然在当前，我就是穿得破烂点、吃的是玉米面疙瘩上学，渴了舀一瓢凉水，咕咚咕咚几口，倒也稀释了胃里干燥的食物。胃可以正常蠕动，为在校园里奔跑提供能量。个头太矮，影响不了我会计算，会背古诗文，会写一篇作文，能在十几人的年级里考第一名，每学期能拿回家一张奖状。虽说这些，在父亲的眼眸里无关乎重要，至少没有拒绝我把奖状张贴在家里厅堂的行为。
　　 整个小学阶段就是在无人支持，也没有人反对的夜以继日里平安度过。这期间，我的课余生活也安排得满满的。下午放学回家，匆匆忙忙吃几口，就得直奔牛圈。拿一把镰刀，赶着牛去放牛。临走时，还得看一眼猪圈，看看猪草有没有。猪草有，就只需要在放牛的过程中给牛割草。常言说得好，马无夜草不肥，其实牛也是这样的。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我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就得活得像一头牛，能够为主人拉犁，才能得到主人夜宵的赏赐。
　　 我还是和牛有着极大的区别。我的日常中，我宁愿与我家的牛为伴，也要拒绝和家人相处。母亲在家里是弱者，没有对任何事情的决定权，几乎所有的决策都在父亲那张皱褶的脸上，和那一声能吼断一株幼苗的声音里。父亲的嘶吼不多，但每一声，一定会将屋檐的尘土惊醒。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大雪封山的季节，踩着父母的脚印到青石沟去烧炭。在我负责往碳窑里接劈好的柴火时，由于接错了，父亲就来了一句“要你能干嘛，还不如我喂一只狗”。我在父亲的眼里，还不如家里养的那条狗。也许父亲是希望我快快长大吧。那一年，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才刚过了五岁。五岁的孩子，就得学会生活。在我的成长里，我能感受到一丝母亲与哥哥对我的疼爱，但委屈于父亲的决绝，他们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愿，就像大臣们必须服从皇帝的圣旨那样，我的可怜可想而知。我总有一种感觉，我的童年和同龄人相比，我一直处于深渊之间，无法见天，也无法触摸到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