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大争之世，各国无不都在探索变法图强的道路，而变法又主要集中在法家和兵家的道路上。原因很简单，乱世就像黑暗森林，没人和你讲伦理道德，实力决定一切，而提高实力的唯一途径就是行霸道，孔孟那种温文尔雅的君子方式是无法和小人竞争的。战国时期的法家，所研究的法学，和我们现代的法学其实是不一样的，他们研究的更类似于现代的行政管理学，是讨论治国的方式，研究怎样更好的治理一个国家，而不是片面研讨法律的内容和条文解释。
　　 整个战国时期，实践了不同观念的法学思想，无不对当时的国家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但作用有多大，影响有多深远，和推动者本身法治的理念、法治推进的力度深度广度都有着很深的联系。变法是一种变革，自然极大的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这些人又多是老贵族，在政坛上的影响力非常大，所以变法的阻力都非常大，往往是人亡政息，一世而斩，变法推动者用生命献祭。即便是最为成功的秦国商鞅变法，他自身也落得车裂的下场。难得的是，韩国的变法，推动者申不害却是少有的善终之人。
　　 韩国自立国以来，就处于中国的中央地区，属于四战之地，列强环伺，国土扩张很困难，应该说先天条件并不好。本来韩赵魏三家同气连枝，共抗强秦，可韩魏后来发生了矛盾，直至兵戈相向，两家又没有谁能吃掉谁，最后就是两败俱伤，成了战国七雄中率先衰弱的小国。当然，韩国人也是想强大，想图存，甚至想争霸的，所以他们重用了法家的申不害，主导了变法。
　　 战国时期的法家学说，是管理社会的学说，从管理方式的不同分为法、术、势三派。法派的代表人物是商鞅，他们强调依法办事，事实上证明了这是最成功的学说。术派强调权术的运用，就是君王领导艺术甚至阴谋诡计的运用，从而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进而增强国力，这一派的代表人就是申不害。势派代表人物是慎到，主要强调权势的运用，建立完善的官僚体制，用合法甚至不合法的政治影响力达成自己的目的。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法治当然是国家强盛的基础，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法治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存在冲突的，因为法律对统治阶级而言也是一道枷锁，所以反对的声音是最强的。那两派无非就是将君王的日常操作具象化、理论化、甚至阴谋化，自然更受统治者偏爱。当然，这三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后来的韩非就认为这三者应该融合使用，所以他被称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可惜的是，他只是理论阐述，根本没有实践的机会。历史就是这样充满着遗憾，中国最顶级的法学大家，没能向世人展示各家各派融为一体的法学思想治国的威力。
　　 申不害在韩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周朝实行的是分封制，这种分封制是从上而下贯彻到全社会的，不仅是天子分封了若干个国，这些国家内部其实也是分封的，分封为各个大夫，这些大夫对国君有义务，但在自己的封地里有着绝对的权威，诸侯是没法过问的。所以，大夫们后来实力越来越大时，对君权就是挑战，像韩赵魏三家原来就是三个大夫，后来一举把强大的晋国瓜分了，包括齐国的田氏，本来也是大夫，后来直接取代了国君。楚国的屈景昭三家大夫，虽然没有取代诸侯，但诸侯对他们是无能为力的，有史学家分析楚国地方最大，物产和兵源都很丰富，为什么没能成霸，就是因为国君无法掌控这三家，国家形不成合力。当时的韩国也是如此，各个大夫有自己的封地，有自己的军事力量。申不害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通过种种手段，废除了这些人的特权，将他们的私兵纳入国家的军队，从而率先让韩国强盛起来。
　　 术派和势派更侧重于实操，甚至有种种令人不耻的手段，所以具体如何操作，史册也语焉不详。申不害似乎取得了成功，韩国的国力也确实增强了，但是，法家的副作用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当全社会发现阴谋诡计歪门邪道可以取得成功，谁还去兢兢业业一板一眼的秉持正道而行？所以，他们对社会的变革浮于表面，并没有深切改变社会的整个生产经营和生活方式，所起的作用有限。而他们沉迷于无所不用其极的各种手段取得的收益中时，也迷信于治国的方法和技巧中，忘记了国力才是国家最终生死存亡的根本。种种不讲信义的行为，不但败坏了社会风气，也让国家信用一再失去，韩国彻底成为了大家都不耻的流氓国家。
　　 当魏国的魏武卒崛起，特别是名将庞涓出现以后，魏国成了强国，韩国自然感受到了压力。于是，韩国不是想办法自强，而是纵横捭阖，利用政治联盟手段谋取利益。正好，齐国孙膑深受庞涓所辱，本身也要报仇，于是，每次齐魏之战，韩国都跟在后面拾战果。通过这种手段，只会获得一时的利益，终究无法真正的强盛。所以，韩国貌似得到了利益，实际上还是无法避免的很快衰弱了。就在衰弱以后，韩国还是骚操作不断：伊阙之战，韩魏面对强秦，不得不联手，但各自心怀鬼胎，都指望别人去拼秦军，最后的结果是大败，联军全部被人屠白起歼灭，彻底断了两个国家的希望；上党地区明显已经保不住了，居然让该地区投降赵国，将秦国这股祸水引到了赵国；尤为奇葩的是，为了苟延残喘，居然想到派郑国去帮秦人修水渠，只是为了耗费秦国的国力。秦人又不傻，他们愿意耗费人力物力修水渠，自然是看重水渠修好后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韩人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实际上是资敌。最终，韩人的权谋之术再厉害，国力的巨大差异，还是让韩国成为第一个被灭亡的国家。
　　 提到韩国的法家，就不能不提韩非，这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是同学，就学于稷下学宫的荀子门下。儒家代表人物教出了非儒的法家，奇怪吗？其实并不奇怪，儒家发展到荀子这时候，已经随着社会的发展，荀子感到了人性的丑陋，靠仁义说教根本无用，所以他认为人性本恶，需要用礼治来规范。这确实在儒家的框架内，但礼治如果再没用，那很容易就会想到法治，这就突破了儒家的学说，变成了法家。礼和法其实差不多，都是一种社会规范，只是违礼只是道德方面的谴责，而违法却是实实在在的惩罚而已。韩非长于著述，李斯长于实务，后来李斯深受秦始皇信任，在秦国做了大官。秦王拜读过韩非的论述，认为韩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想收归己用，于是逼迫韩国献出韩非。始皇当然是想重用韩非的，但韩非后来却死在了秦国的监狱中，成为一个历史悬案。按照《史记》和《东周列国传》等史书的说法，是因为李斯嫉妒韩非的才能，唯恐他受宠，所以进谗言害了他，并私下毒死了他。这当然是有可能的，法家本来就不重视道德只重视利益，这也从侧面说明法家伎俩和政治斗争的斑斑血泪。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说韩非心系故国，在始皇面前行反间之事，最终触怒了秦王被杀。有两件事很能说明问题：秦王准备出兵灭国了，先灭韩还是先灭赵成了问题，当时的实际情势，肯定应该先灭韩，而韩非鼓吹先灭赵。这还可以原谅，毕竟韩非是韩人。但是，姚贾案最终送韩非上了断头台。姚贾，是秦国当时的上卿，为秦国奔走六国，纵横捭阖，立下不世之功。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用重货厚赂各国权臣，所以使用的珍宝财货不计其数，秦王也不反对。这当然，这些财物其实只是暂存六国，秦王最终是要统一天下的，财物还是会收回来，所以再多都无所谓。然而，韩非却控告姚贾贪腐，其目的昭然若揭，就是想用反间让秦王罢免姚贾，为六国断秦王臂膀。当姚贾捧出账本时，韩非知道自己失败，死期也就到了。不管哪种说法，反正都表明，韩非只是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或者说，他心心念念的韩国也没法让他有用武之地。
　　 战国，让法家思想大逞其道大展光辉，但法家权术的鬼蜮伎俩也让我们明白，无论哪种思想，最终都没有捷径，没有实力光有技巧永远不能成功，留下的只是千古笑料。政治，是某种程度的黑暗，但黑暗从来不是政治的全部。堂堂正正的正道而行，才是国家真正强盛的基础。国家如此，人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