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通过成人高考专升本考试，进入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于是便开启了在成都人民南路24号的两年本科求学生活。当年我们要脱产完成本科学历，只有重庆教育学院和四川教育学院两所学校可选，而四川教育学院的口碑要比重庆教育学院好，同时从交通方便角度考虑，四川教育学院于我来说也是首选。
　　 当时对于一个在职教师而言，要想脱产学习很难，除了要能通过专升本考试，因为当时脱产本科学习的学校太少，名额也太少，要考上也比较困难。还因为两年脱产期间，其在原单位的教学任务必须要有相应的人来承担，所以要想脱产学习除了取得所在工作学校的同意，还要得到县教育局的允许。所以能进入四川教育学院学习，对我来说，真的是经过了一翻曲折。
　　 收到四川教院的录取通知书时，心中那种激动只有自己知道，毕竟这是自己人生的又一个起点。
　　 来四川教育学院报到时，由于对成都不熟悉，再加上当时治安环境并不好，我和与我一同考起的吴刚从县城下午六点钟出发，坐了差不多十二个小时的客车，大约第二天早晨五点钟才到成都客运中心不远的一个偏僻的简易停车场。当时天还没亮，司机叮嘱不得下车，否则出了意外后果自负。待天亮后，下车时因为坐车的时间太久浑身酸痛。最为要命的是膀胱被尿液逼了一夜，其受到的巨大压力有种一触即发的危险。所以下车首要选择的是如厕，结果我俩还闹了误入女厕，立于尿槽，举枪一泻汪洋，却让后来如厕的女同胞误认为走错了男厕，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同槽排解的笑话。我两事毕出来，回首门头标志，方知我们贻笑大方了，忍俊不禁，扛包掩面而遁，这成为了我人生中的一大窘事。
　　 快到教育学院时，我们向一位白发披肩、高挑清健的五十余岁大爷问路，老人直言，随其行即可。在相互言语中方知老人家即四川教育学院教授。当谈及我们来此求学须从工资中扣除代课费时，老教授一脸的愤慨：既要提高质量，又不让教师外出提升，这难道不是很多地方教育主管者的鼠目寸光。当时的我俩，很为老教授的仗义执言感动。
　　 开学时没有举行开学典礼，而是在期初举行了一个新生见面会，会议在学校礼堂举行，在这里我见到了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黄克艰（学校的院长是由四川省教委主任担任，黄庭艰主持学校工作，在行政级别上是正厅级）。来自小地方的我，之前没有见过这么高级别的领导。他在讲话之前根本没有一个高级干部的威严，只是一个五十多岁随和的老人。他身材干瘦，戴着厚厚的眼镜，内穿高领体恤，外穿灰色夹克，如果走在大街上，与一个市井大爷无异。但轮到他讲话时中气十足，声音洪亮，从国际形势到国内政治，再讲到教师素质，个人修养，讲话高度高屋建瓴，一下子让我这种乡下人如井底之蛙听到天外之音，眼前一亮一般。后来在学校偶尔会见到黄克艰骑着一辆自行车进出。心中无不感念：位越尊者，越平易近人。
　　 当时我们的老师主要有朱光宝、李良镕、邓贤、刘宗尧、柏先、龚祖培、李婉等教授。朱光宝是中文系主任，所教的课程是秦汉文学。朱教授说话轻声细语，但讲课精练，概括力极强，记得给我们讲西晋文学时就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来概括；李良镕教授当时已是五十多岁的老头，头发已秃顶，往往把左边的几缕头发盘到头顶去，语言行动就像一个老太太，并且对自己的学术很自信，讲课到极致时，往往把自己感动得笑容可掬，在他的教学中还要涉及一些玄学理念；邓贤所教的课是写作，邓教授是国内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主要立足知青文学和抗战文学，著作有《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流浪金三角》等，邓教授个子很粗壮，但是声音又带有一点点女声。邓教授上课主要就结合他的创作经历和创作实践来进行，特别是他在云南当知青的生活和在金三角的经历，对学生的震撼很大；刘宗尧老师是省内近代史专家，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教授，他喜欢穿着老北京布鞋，坐着上课，上课前先要吞云吐雾吸一阵旱烟后才进行，他主讲《中国革命史》，由于对课题研究深入，所以在教学中往往不用教材，如讲散打评书一样就把课上完了，特别是讲很多历史细节总如数家珍，让人佩服不已；柏先教授担任《西方文艺理论》教学，他喜欢在教学中将自己在德国做访问学者时的经历经大家分享，他善于将深奥的理论浅显化教学；龚祖培教授长着一张忧国忧民的脸，两鬓花白，他是一位钻研型学者，曾因为爱好喜欢古代典籍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四川省图书馆工作十年，给我们教学时已年近五十，才评上副教授不久。其学术等身，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在教学时把自己珍藏的宋代线装书带到课堂上呈现给我们；李婉教授教学现代文学，她治学严谨，对课上不听课的学生往往要严加诃责；还有教古代文论陈长义教授，他能够将古代文论中经典论段，大篇幅地背诵出来，让人无不感叹其惊人忘记力，而当时的陈教授已是年近半百之人了，与我们课下交流时他称自己小时候天赋异禀，过目不忘。其他的老师还有冯刚、蒋雪梅等。
　　 我们那一届，汉语言文学教育只招收一个班，学生达102人，被老师们戏称为102名梁山好汉。同学们都是来自全省市县教学一线的公办教师，都是为提升学历来到这里。现在能点得出姓名的同学有罗尧生、李国栋、张斌、杜孝军、王荷、李小容、彭盛、杨小勇、阎登伟、红霞、谭飞龙、吴畏等。罗尧生是班长，他身材魁梧，随时都穿着笔挺的西装，面相有些像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李国栋来自巴中市的平昌县，个子不高，皮肤白皙，特别喜欢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曾担任学院院报的编辑。李国栋与我是室友，我们之间有很多令人捧腹的故事；张斌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同学。他写得一手特别漂亮的钢笔字。张斌在读中师时就自考了中文专科，工作一年后就专升本，所以当时还不到二十岁，他是我们班最奋进的同学，后来读了四川大学的硕士和中国传媒大学的博士，现在是上海大学电影学院副院长；阎登伟也是一个小师弟，下课时特别喜欢在阳台上与同学们吹牛，他的口才特别适合做律师，后来研究生毕业后，现在真的成为了一名资深律师；蒲红霞小师妹是班花，个子清秀，亭亭玉立，肤白貌美，睫毛长而多，很文静，说话的声音特别甜美，很多时候是班上同学目光的焦点。她文笔极美，在院报上发表的散文诗，语言轻灵隽美；谭飞龙年岁稍长，长头发，有络腮胡，小眼睛，眼镜镜片很厚，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李小容是我们班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女生，主攻比较文学，后来供职于省消费者协会。其他的同学还有杜孝军、王荷、彭盛、杨小勇、吴畏、严刚、黄安松、张猇、何军庭等。两年过后，我的同学们有三分之一留在了省城，还有的去了省外，回到原籍的很多都进了县城中学。也有个别考了公务员。
　　 班上因为人员太多，再加上我不擅长交际，所以班上102人中有的同学两年时间我还没接触过，接触的范围只停留在相邻寝室之间，关系特别好的是本寝室的七个人。寝室中最大的娱乐项目就是每个人生日的时候，出一百元钱，其他不足部分再由大家AA制，然后去学校对面的小天竺街吃“串串香”。这样的娱乐活动既不加重彼此的负担，又增加了生活的趣味。寝室七个同学，有五个来自川东，有宣汉的严刚、张猇，有渠县的黄安松、有平昌县的李国栋、有通江县的吴畏，另外是来自重庆巫溪的何军庭和来自川南筠连的我。我们寝室的同学来川教院之前，基本上都没有来过成都，所以来学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学校对面的经干院看高楼坐电梯。因为经干院的大楼有二十多层，是我们学校周边当时比较高的楼层。我们的第二次集体活动是骑自行车到七八十里外的双流机场看飞机，花了一天时间，回来后一身都有散架的感觉。我们还喜欢相约到校门外的人南路马路边看美女！我还与李国栋骑车转成都二环路，与黄安松一起逛川大，与何军庭一起去锦江宾馆感受见识人间富贵。
　　 室友间充满着关爱，有一晚我因为上家教的地方比较远，回来时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成都的大街小巷，快十一点了还没回到寝室，这时腰间的传呼响了好多次，原来是同学们很为我的安全担心，不停地呼我。
　　 当时省教院的同学，分为两个大类，一类以考研为目标，这类同学把学校的图书室与学校的阶梯教室总是装得满满的，每天早晨五点过阶梯教室的灯就亮了，晚上十二点钟这里的电灯还是亮的；另一批同学是在读书的同时还要为生计而努力——上家教。
　　 我在川教院的两年，念书很认真，也很有规律。我每天早晨起得很早，往往六点钟起床，从学校出发，往南跑步到跳伞塔再折回往北，经过华西医科大学（后并入川大）、锦江大桥、天府广场，再折回到学校，整个行程大约有四公里，回来后再冲一个冷水澡。无论春秋，无论寒暑我的锻炼都不曾间断，在我记忆中，在川教院的两年，身体很不错，很少生病。课余的生活，很多时候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流连于成都的大街小巷，感受成都的风土人情，或者去府南河边晒太阳；还有是偶尔上上家教，以补贴空空如也的口袋。
　　 那时学校的学生很多就在纸板上写上“家教”二字，站在校门外的人南路大道边，等家长上来购买我们的服务。最初我有些不适应这种行为，还觉得有掉自己的身价。后来，渐渐地也适应了市场经济，也就放下了自己的身段和自尊。我曾经上过一个家教，那学生家道殷实，又处于青春叛逆期，虽然是初中生，但个子比其父亲高大。他有时还会和他的父亲发生激烈冲突。有一次在教学之余，他问我在念高中时是否有出国留学的愿望？我一时无言以对，感觉城乡差别不仅仅是鸿沟之距。我当时不理解的还有这孩子居然请了体育家教，真的觉得他家的钱多得找不到地方花一样。上家教没有师道尊严，就是一种雇佣关系，好一点的家长会为你泡上一杯茶，遇到有的家长，整个教学活动，从到来至离开，犹如空气般的存在。但为了生活，正确看待自己的位置，心情也就坦然了。
　　 班上曾组织过两次集体外出活动，一次是去成都国际乐园，那里有浓缩版的纽约港、艾菲尔铁塔、人面狮身金字塔等。那个时候是正处于世纪之交，出国是热潮，而对于我们这些刚来到省城的人，来到这里，也算是慰藉一下自己对异域的好奇；一次是去了都江堰、青城山一日游，第一次感受到青城天下幽。
　　 而我个人在这两年期间，去过成都飞机场、成都动物园、王建墓、广汉的三星堆，百花潭公园，望江楼公园……作为一个穷学生，受干瘪的口袋所限，很多时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说离学校不远的武侯祠，就一直没能入其内。
　　 两年的时间很短，但两年的求学经历真的很丰富，不但开拓了自己的视野，在毕业的时候，有一种挺直胸膛的自信。
　　 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在人南路两年的生活，回忆还是那样丰富，还是那样清晰。每一次到成都，总是希望到人南路去看一看，虽然那里的校园也不在了，但是没去看一看，心中不免空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