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菊花（之二）
　　 ――再忆我的母亲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我赏菊花，不待重阳，尤其是在这盛夏暑热的日子里。
　　 ——题记
　　
　　 （一）菊花依“就”
　　 十六年前的2008年，那个炎热烦躁的盛夏，年仅58岁的母亲走了。从此以后，我这个没娘没爹的苦命人，梦里经常会出现一朵盛夏菊花。那是一朵孤零零的花，它没有开在花海里，也没有开在人声喧嚣的热闹中。每天清晨，它早早地迎着火辣辣的太阳悄然绽放，超凡脱俗，淡雅清香，孤零零地奉献着它的美。它从不张扬，也不争奇斗艳，却在我心里占据“此花开尽更无花”的位置，永远独一无二、一枝独秀。
　　 我固执地认为，这朵花就是已逝的母亲。母亲爱养花，每逢出门，一是嘱咐家人要给花浇水，再就是磨叨我下班早回家，少喝酒，这两件事在她心里是最重要的。母亲走后，在房间的窗台上，她养的菊花依旧向阳盛开，可阴阳相隔，母亲再不能为它们浇水修枝了。所以我常想，一定是放心不下儿子和花的母亲爱屋及乌，转世便化作了这朵菊花，开在我人生庭院的角落里，承载我的思念，清澈我的灵魂，也指引我前行的路。
　　 其实，生活中的我不懂花，也不养花。但于我心中，在我的世界里，这朵梦中的傲霜之花，它能抵御严寒，也能战胜酷暑，无疑是特别的存在。它虽然不富丽、更不名贵，却开在我卑微生命中最高处、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它的花蕊里，珍藏着我少年与青春的五彩时光，也是我爱与繁华的记忆宝库。
　　 十六年前，我曾幼稚地带有哀怨情绪地写过母亲，题为《盛夏菊花》。如今，时光流水般向前，日子并没有斩断思念，治愈我的悲伤，反而裹挟着新伤旧疾，生活风雨，把我推向了这卑微沧桑、沉默又不甘心、纠结又无奈的中年时光。
　　 长夏未央，菊花依“就”。今天，再逢一个暑热烦躁的盛夏。暂借午后这一段闲暇时间，一个人呆呆地傻坐着，脑子中过滤着最近一些烦心事，又次想起亲娘，想起她在世时的点点滴滴，心里仍然隐隐作痛。何以解忧？无以诉说，更没人倾听。只有拿起这支可以清澈心灵的笨拙之笔，追忆尘封已久的纷纭往事，续写平凡且伟大的母亲，描摹那朵永不凋谢的《盛夏菊花》，心情可能会好一些，心里可能更踏实一些。
　　 当然，这也是我身心疲惫的时候，唯一能够做的事儿。
　　
　　 （二）出身“官”二代
　　 母亲生于1951年农历八月十二，出生地是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新开地乡，一个名叫田家营子的偏僻山村，俗名也称“牛场沟”或是“双山子”，当然，这里也是我的家。
　　 当时的牛场沟，尚属辽宁省赤峰县，1976年的时候才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的。弟弟1976年出生，那一年我三岁。从这个时间点来说，虽然同一个地方出生的四口之家，我和爹娘的籍贯应该是辽宁人儿，弟弟才算得上是新内蒙古人儿的。
　　 彼时的这个塞北小山村，“远近横着几条萧索的村庄”，如何“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其村容村貌又是如何破败？七十多年前故乡的样子，从我的生日再向前推二十年的时间，还远没有来到世间的我，其实是无从知道的。我是完全靠想象去还原母亲出生，以至她童年的生活情境的。
　　 路遥笔下的双水村位于黄土高原，其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村民们的生活条件艰苦，但它“享誉文坛”。我的家乡牛场沟，贫穷可比双水村，但它与背负“文学盛名”的双水村相比，是如此的济济无名，除了我，几乎没人知道。村庄前后是两道山梁，山梁之间是曲曲折折的一溜山沟，依山坡地势、小河之畔歪歪斜斜躺卧着的，一些毫不规整的低矮土坯房，或者是茅草屋，这便是母亲原生家庭的大概样子吧。
　　 母亲姊妹三人，一姐一弟，她行二。姥姥是生于旧社会三寸金莲的裹脚老太，脑后头发挽成一个“疙瘩揪子”，用黑色网状发套兜着。据说姥姥十四、五岁就嫁给了姥爷，一个打小就放羊的农村放羊娃。我对姥爷印象不深，或者说是根本没见过面儿？但是，姥爷在村里是有“知名度”的，大人孩子都知道，说“你姥爷是羊倌儿”。
　　 打我记事起，我慢慢明白了村里的牛羊倌地位是高于一般村民的。一是家家都会有求于他，二是放牧牛羊也算是“技术活”儿吧，他比一般平头百姓生活会好一点儿。据说姥爷有“三件宝”，羊铲、羊鞭、还有一双羊毛做的毡鞋，俗称“毡疙瘩”。他用羊铲捡起小土坷垃或是石子，据说指哪打哪，非常有准头儿，同时挥动羊鞭指挥头羊。这两样东西是“指挥棒”，再附和着他“嗷咾”一嗓子，羊群听话的很。“毡疙瘩”是他白毛风天或者极寒的冬天放羊才舍得穿，或者说是天冷不得不穿的，平日里就吊挂在墙壁半腰处，老鼠咬不到的地方。
　　 姥爷家境一般，年轻时候打赤脚，前川后山的跑，没有鞋穿。先是给村里的地主放羊，当长工，为的是带出一张嘴，不挣工钱。后来农村有了集体经济组织，他就给村里放羊挣工分养家。再后来包产到户，农村渐渐富裕，他就给自家和邻里放羊了。据母亲讲述，随着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他从光脚到有了鞋穿。有鞋穿的姥爷就很满足，后来又请毡匠做了一双高腰儿的新“毡疙瘩”，就显得更为“得意”。这双新“毡疙瘩”仍然吊挂在老房子的土坯墙上，但好像没舍得上过脚。
　　 农村人没有什么身份象征，更没人有“显赫”的家世，有的人只有姓氏，甚至都没有名字。尤其是千百年来受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封建习俗羁绊，我猜想母亲的童年是极其卑微的。她打猪草，帮助大人洗衣做饭，一天从早到晚地忙。她绝对听从、也不敢不听大人的话。相比其他孩子，只是在被介绍的时候，除了老张家、老刘家之外的称呼，熟悉的人都会补上一句，“羊倌家的二丫头”，我想会是这样。
　　 再后来的后来，我走出了牛场沟，似乎见过世面了，曾经开母亲的玩笑，说她是“官二代”，我是“官三代”。母亲似懂非懂，只是笑笑。我知道，这笑容里有她不得不接受命运安排的无奈，也有她对生活中太多心酸和艰难的理解，更有她作为“羊倌女儿”的身份，对姥爷的思念和尊重。
　　 知儿莫如母。她对我“官二代”的说辞虽没有评论，但她看穿了我的心思和功利，只是经常重复地说着一句话，“不想放羊，就得念书”，算是对我“官二代”玩笑的回应。
　　
　　 （三）“饥荒”年月
　　 母亲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十二，再过三天，就是八月十五中秋节了。小时候，我时常猜测母亲童年时代的中秋，一辈子放羊的姥爷，能不能给个月饼吃？
　　 现在想一想真是可笑的臆断。我生于一九七三年，母亲大我二十二岁。其实从七十年代尚且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吃糠咽菜的农村生活光景判断，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穷苦日子困难到什么程度，至少是我们这代人无法想象的。哪能有什么月饼啊？农村人见没见过，听没听说过都不一定。孩子们能活下来，不被饿死扔掉，大概就是大自然最好的恩德了。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话并无过分。饿，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父辈生活中最为清晰的时代烙印了。彼时的塞北农村，在盛夏烈日的烘烤下，一片焦土，贫瘠的土地是很难长出几株像样的秧苗的。人们靠天吃饭，荒凉的大山与贫瘠的土地赐予什么，人和动物就互相接济着吃什么。至于那个年月的吃食，我的印象模模糊糊。但餐桌上的苦菜团子，随意摆放着的几块掺杂黑面、玉米面、苦菜的饼子，我还记得。尤其是秋天收了土豆，这个“万能”的吃食，让人畜都有了冬粮的保障。母亲经常烀一锅，分拣出一些大的、圆的拿上餐桌，供大人孩子们充饥，其余的用“山药杵子”捣碎喂猪。同一锅饭，人和猪狗都眼巴巴等着，不吵不闹地共同分享。
　　 “妈妈，我饿”，这是当时孩子们哭哭咧咧，跟妈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至于穿衣，是稍稍吃饱肚子以后才有的“讲究”。彼时的男女老少，都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衣裤，颜色都是大黑大兰，没有男装女款区别的。家里人口多的，衣服被子都不够用，大人孩子倒换着衣服遮羞出门。一件衣服从大人穿到孩子，从春天穿到冬天，改了又改，补了又补。很多家庭更没有单衣棉衣区分，冬天添棉保暖，夏天掏出棉花即成单衣。
　　 母亲从不抱怨生活，即使日子再不堪，受尽苦累的她很少说生活的苦与难，反而老是给我们讲那年月快乐的往事。村子前梁山坡上那坡上青青草，草地上成片成片的野花奔放。后梁的大榆树上结着厚厚成串的榆树钱儿，孩子们可以大把大把地撸下，塞进嘴里充饥。村前的小河水流潺潺，还有小鱼摆尾畅游呢。田地里、山野里的宝贝更是很多很多，雨后白白的草蘑、成堆成堆的树蘑是美味，挖防风、柴胡、大黄芹晾晒入药，田地里的豌豆荚、苦麻菜、酸溜溜更是应有尽有。母亲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脸上总是洋溢着满足而幸福的笑容，似乎她们的童年不曾挨过饿，不曾受过苦。这反而让我羡慕不已，她们身处饥荒年月，精神却是如此富有。
　　 羊羔跪乳，母慈子孝。在那久远的时光里，在那贫瘠的大山深处，很多孩子是靠跟羊羔争一点奶水活下来的，人吃剩下的一点食物残渣或汤水，再留给猪鸡续命。就这样，经年累月，春秋交替，人与大自然共同演绎着一场属于那个年代，属于那帮人，属于那个村庄，所独有的一首关于命运与生存，苦乐交融的岁月交响曲。
　　
　　 （四）“对面屋”里两家人
　　 “家徒四壁”，意思是说人穷，家里只剩下四面墙壁了。其实打我记事儿起，姥爷家最早是住两家人的。三间土坯房，东屋是姥爷一家，西屋是韩姓大姨一家，中间一间算是堂屋，各家有一个做饭的土灶台。这样的生活俗称住“对面屋”，从这样的房屋布局看，每一家是算不上有“四壁”的。
　　 韩姓大姨家是从八里地远的另一个村子搬来的，我们一趟川儿，同属一个公社，但算是外来户吧。据母亲说，当时各家大人孩子的都是“一窝八口”，没人愿意接纳他们。是善良的姥爷姥姥做主，安排韩姓大姨一家住了“对面屋”，让他们起码能够遮风挡雨地生活下来。
　　 我家和姥爷家也就一里多地的路程，再说姥姥、姥爷年纪大了，大姨出嫁的村子又有三四十里的山路，舅舅还小，母亲就需要常回娘家照看老人。借这个方便，童年的我，就把母亲的娘家当了自己家，冠冕堂皇地成了“对面屋”里以主人身份居住的常客，也由此留下了“对面屋”生活的许多记忆。
　　 “对面屋”是三间用黑土和成泥巴掇成的泥土房，不规则的墙体抹着黄土泥，非常厚重保暖。屋顶覆盖着厚厚的麦秸和茅草，夏秋沥雨，冬天又遮风挡雪。屋内的陈设更是简单，灶台、铁锅、土炕而已。唯一显“透气”一点儿的是两个一米多见方的窗子，只不过当时没有玻璃，是上下两扇木框窗棂。窗格子上糊着白纸或报纸，偶有装点的三两幅红色剪纸窗花，这是“对面屋”里唯一有艺术价值的“审美”存在了。
　　 “对面屋”虽原始古朴，却“一日两餐”人间烟火气十足。因当时食物紧缺，农村一般都是一天两顿饭，偶遇夏秋农忙天长的时候，才加餐吃三顿饭。每到饭口，屋顶炊烟袅袅，屋内水蒸气、灶台烟火气弥漫，“回家吃饭喽”，这是饿得“前胸贴后背”，肚子咕咕叫的大人和孩子们，最为期盼的幸福时光。
　　 那年月，韩姓大姨家、姥爷家，其实每家每户吃的、穿的、住的，以至于生活节奏，大家基本上都一样。农田、原野、大山，那是村里人全部的生活场所。“对面屋”的房前屋后，小河畔、打麦场，那是孩子们童年的乐园，我们在那里追逐嬉闹、过家家、捉迷藏。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是苦，每天除了上学、写作业，东家进西家出地玩乐，也帮助大人们干些农活和家务。我们只是不太理解母亲这些大人们，为什么一年四季总有干不完的活儿，撂下耙子就是扫帚，不是田里拔草就是灶台煮饭。所以，总是磨磨蹭蹭地想办法偷点懒，对于大人安排的活儿常有怨言和逃避，往往人人都有“偷工减料”的“劣迹”。
　　 蛙声蝉鸣、微风不燥、时光静好。虽然那年月物质极度匮乏，但“对面屋”里的童年回忆是洒满阳光、无限美好的。大人孩子目光炯炯、心里敞亮，一如每个夜晚洒在“对面屋”顶、小河畔、树林间，以至整个山沟沟里，水银一般皎洁明亮的月光，让每个人身心，都充盈着希望和力量。
　　
　　 （五）“油灯粪火”亮心间
　　 塞北的冬天白雪皑皑，是极寒而漫长的。村落里的人们和牛羊鸡犬也都尽可能减少了户外活动，颗粒归仓的人们开始享受着一年四季难得的“猫冬”假期。每到这个时候，蜷缩在火炕炕头儿的孩子们都眼巴巴盼着还在室外“风雪未归”的家人。他们或是抱薪煮饭的母亲，或是大冷天出门办事的父亲，或是冒风雪外出找羊的羊倌姥爷吧。
　　 母亲干家务活儿，手脚是极为麻利的。我们经常看到她刚刚背着柴火进门，一会儿工夫，冒着热气的饭菜就上了桌儿，炕头的温度也有点儿烙屁股了。随着火盆端上炕稍，地下的火炉点着牛粪，整个室内便暖意融融，孩子们的脸蛋儿也红扑扑起来。猫狗鸡鹅这些小生灵也怕冷，每到这个时候，它们总会跑到屋内凑热闹，整个土坯房里，鸡鸣犬吠、笑声朗朗，便如春天般温暖活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