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日收拾闲房，翻出一件旧物——深棕色三五牌座钟。座钟长方形状，上圆下方：上圆似十五的月亮，里面嵌着十二时辰；下方如碑，垂一报时的铜摆。几十年的风霜，几十年的守候，几十年的报时，座钟陪我们姐妹弟弟长大成人，从农村到城市；送我离乡又返乡，青丝染白霜……
　　 现如今，座钟漆皮些许剥落，锈斑点点，像一位沉默的更夫，悄然无声地被遗忘在角落。好在手工精致，雕刻的“仙女散花”依旧清晰，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都说人是旧的好，东西新的好。也许是年纪大了，对旧物有种特殊的感情。我找了块抹布，轻轻拭去座钟的浮尘打开了表门，一把金灿灿的钥匙静静地躺在里头。拿起钥匙，耳边便响起“当——当——”的报时声来。声音洪亮而均匀，把我带回山沟小村，儿时的老屋里。
　　 一九六一年，我的父母带着全家从市区下放到农村。那年，我只有五岁。因此，童年的记忆里，城里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象，全是村里的。下放那年，全国遭灾，我们村也被灾荒困住：地里收成无望，救济粮还在公社、大队的报表上打盹儿，家家户户挖野菜、剥树皮，勒紧裤带过日子。好在父亲原是工厂的技术员，裁缝手艺一流，一双巧手为乡亲们缝补剪裁，五分、一毛、二毛的挣几个活钱；少半碗米、多半碗面的挣些口粮。我们也不闲着：有下地劳动挣工分的，有放学就出去捡柴火、捡粪、挖野菜的。
　　 我家住在村南路口，水缸一直搁在里屋门边的墙角。那时家家难以温饱，户户七、八个孩子，三、五岁便独来独往，无需大人照管。每天从外面回来，第一件事便是揭开水缸上的秸秆盖儿，拿起浮在上面的铜瓢，舀半瓢冷水仰起头，“咕嘟、咕嘟”一阵猛喝。
　　 村里人说：“冷水就饭，吃成个肉蛋。”还别说，那时候的孩子日晒雨淋、风霜雪打，一年四季喝冷水，身体一个比一个结实。
　　 记忆里，母亲总在灶台前忙碌，光喝冷水这一件事就经常数落我：“慢点喝，又没人和你抢。女女家家，性子比小子还毛躁，也不怕呛着。”
　　 我家锅台连着炕，炕席上摆一张红漆方桌，上面有搪瓷缸也有粗瓷碗；靠墙叠放的被褥，用花布单子罩着，齐齐整整。因为是从城里搬来的，在封闭的山里人眼里，我家像被罩了一层薄雾般神秘。虽然饿肚子是常事，可那些大娘、婶子仍喜欢串门儿，八卦说闲话。她们站在后墙的大红柜前，指着相框里密密麻麻的一寸、二寸、三寸黑白照片问东问西：“三女妈，你年轻时真俊。”
　　 母亲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她婶子，哪有哇。”
　　 “三女妈，这张全家像照得好，闺女们跟你眉眼一模一样，一个比一个俊。可惜人人短头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儿子呢。”
　　 母亲微笑着接话：“上班忙，没时间给她们梳头。”
　　 “啧啧啧，假小子似的。”
　　 找我玩耍的女孩儿几次三番，明知故问：“这里面哪个是你？”
　　 我说：“我还没出生，能有我？”
　　 “哪你，嘻嘻嘻……为啥不早点出生？”
　　 “费话！哈哈哈……”虽然吃了上顿愁下顿，孩子们的笑声依旧脆生生的，像枯榆树枝上突然“噼啪”作响，炸出一串榆荚似的。
　　 每年三伏天，队干部都会派青壮年下井，沿深井壁抡起斧头“咚咚”凿冰。毒辣辣的日头下，村中央的深水井便成了孩童们享受“冷饮”的好地方。大家一个个探头探脑，直往井下张望，眼瞅那些碎玉般的冰屑四下飞溅，“叮叮当当”落进预备好的大桶里，高兴得欢呼雀跃、手舞足蹈。冰块一到手，生怕被抢似的飞奔回家，“噗通、噗通”倒进自家水缸。
　　
　　 二
　　 面前的三五牌座钟，是七十年代初走进我家的。
　　 日子稍好一些，父母一咬牙，把山沟里的老屋翻盖一新。又买来油漆，请临村的漆匠画炕围，还把大红柜、炕桌抬到院里，一并上色，以其旧貌换新颜。
　　 记得那是个小雪后的清晨，房檐挂着一层硬邦邦的霜，白生生的，看上去像撒了一把细盐。人一张口，热气便凝成白雾，天空冻得发蓝。
　　 父母喊来左邻右舍，不顾养活了近一年的花猪“嚯嚯”狂叫，三下五除二捆住它的四蹄，结结实实地绑在生产队停在路边的三套马车上。全副武装（指棉袄棉裤棉帽）的母亲上了马车，又用父亲缝的白茬大皮袄裹住腿脚，笑盈盈地冲我们摆手：“回去吧孩子们，晚上妈回来不但有好吃的，还送给你们一个惊喜！”
　　 母亲进城，常给我们买一毛六分钱、二两粮票的月饼；或二两粮票，八分钱的油旋。望着渐渐远去的马车，我忍不住问：“啥惊喜？”
　　 姐妹弟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部摇头说不知道。
　　 太阳落山，天擦黑了，我的母亲还没回来。除去出嫁的三个姐姐外，我们姐妹弟弟不顾寒冷，全副武装站在路口等啊等，直到夜深人静，才听见远处辕马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咚咚”与车把式“驾——吁——”的吆喝声音。迎上去一看才明白，母亲用卖猪的钱，换回一款深棕色三五牌座钟来。
　　 玩伴们盯着摆在大红柜上的新座钟，比自家买得还兴奋，围着问：“这个叫啥？”
　　 我胸脯一挺：“座钟！”
　　 在孩子们羡慕的目光里，座钟“当——当——”敲了九下。声音沉着稳重，像一位资深的数学老师，把时间的重要性一字一顿写进空气、写进相框、敲响了我们的童年、父母的青春。钟声不紧不慢地敲着，掠过我家炕桌上的煤油灯，掠过上面的搪瓷缸、粗瓷碗，掠过灶台、风箱、水缸……钟声停了，余音仍在屋梁上盘旋，像飘在天空缓缓落地的雪花儿。孩子们张大了嘴，仿佛要把声音吞进肚子带回家似的。
　　 有的问：“下次响几下？”
　　 有的答：“真笨，肯定十下呗！”
　　 母亲笑着解释：“除去半点一下，几点响几下。夜深了，明天还要上学，孩子们回家吧。”
　　
　　 三
　　 七十年代末，我的父亲复职回厂，全家返回城。生产队调出两辆三套马车：头车坐人，尾车装家当。大红柜、水缸、风箱、炕桌、行李……层层叠叠的；相框用旧衣裹了，塞在衣物中间。母亲把三五牌座钟用棉袄包裹抱在怀里，像抱着一轮永远不会走丢的月亮。
　　 日光流失，花开花落，一年一年又一年。父亲病逝后，姐妹弟弟几番相劝母亲，母亲都坚持自己住，理由很简单：“这地方妈住惯了，去你们家，妈不习惯。”
　　 好在姐妹弟弟多，母亲不孤单，身边一直有儿女陪伴。
　　 母亲八十五岁那年，领我到放杂物的南房，指着大红柜上下左右那些杂七杂八的旧物说：“听说，妈这房子快拆迁了。这些东西跟了妈大半辈子，挑几样带回去，留个念想。”
　　 看我不吱声，母亲有些失落，白了我一眼叨叨：“一个个都快忘本了，好好的东西给谁谁不要。唉，买破烂不值钱，楼房又没地放，丢了又可惜。”
　　 我指了指三五牌座钟：“妈，这个我要。”
　　 母亲笑了，老脸上的褶子层层散开，像朵盛开的牡丹花儿，“呵呵”笑着说：“时代变了，要求高了，都说挂钟安静，手表方便，座钟不止吵还占地方，可你偏偏选了它。这孩子有眼光，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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