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孤癖，他没有能力帮人，也没有发现曾经有人帮他。
　　 他是队里唯一识字的三四个人之一，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担任过生产队的食堂管理员。那年代，这职务无论于人、于己、于家庭，虽不肥的流油，但不至于忍饥挨饿。可他胆小怕事，怕领导批评，怕上级追查，就谨小慎微的不敢有一己私欲；甚至顶头上司稍微有点看不顺眼，他也绝不让步，关键时刻，惹得“猪闲狗不爱”。因而，关乎生命安全的大权，挂着名目却拱手让给了他人。这样，一家人不得不跟着他忍饥挨饿。
　　 父亲有一个婶母给食堂做饭，祖母知道她们妯娌之间关系处的不是一般，甚至很差。祖母去了，肯定不会给她任何好处，就推三阻四的不敢到食堂里，看婶母的眼色。父亲一来和婶母打折骨头连着筋，二来父亲食堂管理员职务，按理说，还是婶母的顶头上司。归根结底，祖母是希望妯娌能给家里，多舀几勺玉米面糊糊。
　　 父亲也算机灵，专门找了一个大多数人就餐完毕，食堂工作人员回家的机会。不想，婶母不肯徇私舞弊，竟然睁眼不认人，说是怕队长发现后批评，更危险的是，免去她的这份美差。结果不光父亲，甚至母亲、祖母都大失所望，从而都对婶母恨之入骨。
　　 且不说侄儿与婶母这份关系，就那食堂管理员的职务，竟然管控不了他的下属，可见父亲在这些人心目中的位置如何。
　　 父亲心里当然也不高兴，但不记仇，他知道记了仇，由于自己能力有限，就是说，寻找不到报复的时机。后来，他在路头路尾见了婶母，仍然婶母长，婶母短的和好如初。
　　 父亲寡言少语很少有哥们知己，一般不去参加社会或娱乐活动，譬如，打球，文艺演出等等。可他在劳动或闲暇期间，又贼喜欢吼秦腔。
　　 “九月十三韩信丧，天降鹅毛降凌霜，长安城百姓都乱嚷，保国忠良无有好下场。”我虽然喜欢唱歌，却不爱听父亲吼的秦腔。后来，我上了趟教师声乐培训班，学习三四个月以后，还感觉父亲唱的秦腔比较靠谱，就是说，关键是贴音，不跑调。音色也不太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双手挤不到耳朵里”。遗憾的只是音质有些破烂。就是说，在发声器官那里有点迟滞、瑟瑟似的噪音。
　　 别的队里都有篮球场地，我们生产队按说人口众多，土地宽裕，队长随便一句话，就能审批一块。几个擅长这项运动的社员，自己掏腰包集资购买了一个篮球。因为，队长不指定活动场地，大家就拿着篮球在打麦场上打球。打麦场看似宽敞，但人来人往容易引发火灾，队长为了保证五六百口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强烈反对在打麦场里搞体育活动。
　　 为了一副篮球杆子，大家找到了队长。队长说：“没有钱，就是有，也不会白白浪费。”其中承头的那个说：“若不批准，我们去找支书。”
　　 “去啊，谁拦着了，不过，支书假设能批复，就把我的名字写了，让你们夹到屁眼沟里去糟蹋。”队长怒气冲冲的语气，惹得大家一阵哄笑。
　　 让队长目瞪口呆的是，支部书记竟然毫不忧虑的批准了大家的提议。几个喜欢恶作剧的家伙，还鼓动大家去队长那里，要队长兑现之前的承诺，从而让他彻底颜面扫地。
　　 其中一个较老成的社员告诉大家：“‘得饶人处且饶人，’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惹急了，大家都没有好果子吃。”
　　 记得当时临近春节，学生放了假；冰天雪地的，社员也不能正常从事生产劳动。于是，大家闲来无事，有的就在房前屋后，沟里坡上地寻找材料；有的请木工师傅紧锣密鼓地制作篮球杆子。其他闲散人员，则在没有篮球杆的场地上，要么胡乱哄抢篮球；要么用白灰勾画一块篮球场地。在栽篮球杆的地方上，固定两个人手，当运动员把篮球投到“篮球杆子”手里，就是说，担任篮球杆子职务的队员，能够抓着的地方。关键是“篮球杆”不能上下左右，跳跃着去胡抓乱抢，很正常地接住篮球后，记二分统计输赢。
　　 我个子矮小，别人绝不会抓了篮球主动投过来让你玩耍，只能在场地的远处等所谓的“死球”。不过，由于跑起来速度较快，停留在无人区，多半天也能捞到一个。
　　 有一天，我正在外围“瞎猫捉拿死老鼠”的时候，发现父亲两个手臂高高的举着篮球，围在一伙孩子们中间。他在成人里属于中下个子，比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大不了多少。毕竟壮年人，拿了球大家还是无可奈何。他拿不定主意准备将球扔给谁的时候，见儿子在外围给他发送信号，就毫不忧虑的把球掷到了我的手里。我抓住篮球拍着敲打了几下，远处的孩子们很快就围了一大片，我怕丢失就直接把球又抛给了父亲。只这样三两个回合，球还是被别人抢了过去，但心里却感觉无比的幸福和温暖，
　　 这是父亲在我记忆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玩球，更是父子二人在众人面前绝无仅有的体育项目运动。后来我经常邀请他去打篮球，他却从来没有到过篮球场。在我的感觉里父亲没有什么特长，可那次发现，他篮球争和抢的手法也比较熟练，就是拿了篮球后，拍和扣，都蛮有技术含量。后来分析，他曾经上过民国时期的初小，怪不得有那么一技之长。
　　 父亲除了生产队担任过几天记工员和食堂管理员之外，似乎从没有当过任何领导。
　　 有一次，学校正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急促的集合铃声，大家还以为来了什么大人物，或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当同学们搬着凳子坐到老槐树底下的中院子里之后，让人绝不敢相信的是，主席台上坐着的除了大队支部书记之外，还有我的父亲。难道父亲升了大队的什么领导？然而，一个人担任领导，一要有党员的身份，二来必须人际关系良好，三还要有较为强硬的社会背景。像父亲的为人，就没有任何担任领导职务的理由。那又是谁把他请到这个座位上去的呢——校长，支部书记？
　　 父亲凭白无故的既然坐上了那个位置，就必须喊口号似的讲一段话。可到后来让人失望的是校长宣布：“下面请来宾讲话”。校长宣读会议议程之后，父亲却坐着始终不肯发言。这让人无比欣慰和感动的激情，却兜头泼了那么一盆凉水。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在大庭广众之下，似乎只出过这样两三次头。虽然他社会上混的较差，但在我心目中，他是我们一家人的保护伞，他的肩膀扛着四五个孩子的梦想，没有他的付出就没有我们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