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爱故我在》是近年来我认真读完过的唯一的一部诗集。我不知道在这个繁华而萧条、喧嚣而冷清的世界上，如今还有多少人，能够在百无聊赖的时候，静下心来认真读完一部诗集。即便是像我这样阅读兴趣广泛、阅读量较大的人，认真读诗也成为了遥远的记忆。我们从《诗经》的源头几千年一直流淌下来的文化性灵，逐渐湮灭在科技文明突飞猛进、物质世界日新月异的洪流中，最后变成了被淘汰到主流之外的干涸河床上的一粒粒凡胎肉眼再也看不见、也不屑于看见的沙金。
　　 最近正重读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和《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收到一位朋友新近出版的一部诗集《我爱故我在》。作者谭元怀是我相处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我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先后在穷困偏远的山村小学当过教师，又先后在一个县级新闻宣传单位以文字谋生；我能够从一个山村小学教师转行成为一个县级报社的记者，还是靠了他的推荐和帮助；后来我们同在一个报社工作，他调走后，我接替了他主编的位置。
　　 年轻时候，我们同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一起办过一本油印的文学刊物。在几个意气相投的文朋诗友中，元怀是最有才气的，当年大家都预言他会在文学创作方面有大的发展。遗憾的是，后来他也像我一样，仅仅把文学创作当作了一种爱好，写得很少，有了作品也懒得发表，甚至许多手稿丢失了也不太在意。近年来条件好了，我一直希望他能够出版一部作品集，不是为了名利，也不是为了赶时髦，就当是留给自己和朋友们的一份纪念。长久的期待之后，终于收到了这份用二十多年时间准备的纪念品。
　　 巧合的是，二十多年前初次认识尼采，就是元怀介绍的，最初读的也是《悲剧的诞生》和《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元怀非常喜欢尼采的这两部作品，尼采的悲剧哲学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当时对《悲剧的诞生》读不大懂，只记得狄奥尼索斯的“酒神精神”和阿波罗的“日神精神”是悲剧诞生的基础和源泉，为后来的艺术美学树立起了“悲壮”与“优美”的经典模式。对《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却是一见倾心，那种令人目眩神驰、魂飞魄散的醉的激情和梦的诗意，深深震撼着我的心灵，曾经试图背诵过其中的一些精彩章节。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重读尼采，恰逢元怀的诗集出版，怀着和老朋友共饮佳酿的美好心情，将三本书放在一起交叉阅读，伴随着凌乱的记忆和思考，心里沉甸了一些挥之不去的凝重情绪。或许是受了先后阅读《悲剧的诞生》和《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影响，感觉《我爱故我在》中绝大部分诗歌，都弥漫着悲天悯人的情绪，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清新、明丽甚至是激昂的诗作，但整部诗集的基调和特质是悲悯的。我认为正是这种高远深沉的悲悯情怀，为他的诗集增添了令人瞩目的光彩。
　　
　　 二
　　 在整部诗集中，我最喜欢的是一首题为《哑巴和他的一只羊》的小诗。诗中这样写：年老的哑巴总是袖着手/赶着一只羊/每天/都经过我教书的学校/哑巴望我一眼/皱纹里露出一丝笑容/算是跟我打了招呼/我也是笑着/习惯于没有语言/习惯于看到他一天中的一生//如果有一天看不到哑巴和羊/我想哑巴肯定是病了/如果有一天真的看不见他了/真有一天看不见哑巴了/我还听见羊的叫声/在山坡上的青草间喊一个人……
　　 读着这首冷峻、简洁的小诗，我不禁热泪盈眶。宇宙众生中有太多像哑巴和他的一只羊那样平凡而卑微的生命，他们在相同的“一天”里完成了一生。这样的一生，当然无法写成莎士比亚式的一部悲剧，每个时代的大舞台上，都充斥着有权的、有钱的和有名的人的嘈杂，“沉默的大多数”变成了“习惯于没有语言”的哑巴，变成了一只找不到主人也没有同伴的羊子，他们的呼喊得不到任何回应，他们在命定的“一天”里走完了一生。悲剧一个接一个地诞生，永远未完成。
　　 德国精神分析学大师埃里希•弗洛姆这样说过：“有许多人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幸福，但没有任何人从来没有经受过苦难”，很多人完全不知道人生的价值、目的和意义何在，他们在开始生活之前就已经死去，这实在是人生的一大悲剧。
　　 幸福恐怕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件人人都想得到的东西。许多人可以视名位、金钱和美色等等大多数人孜孜以求的东西如粪土，但恐怕不会拒绝追求幸福。人人都渴望幸福，惧怕苦难。但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有肯定苦难的价值取向，如“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等，我基本同意这种价值判断，但不肯定这种价值取向。所谓“基本同意”，就是还是有所怀疑、有所保留。
　　 精神价值的获得，当然要以经历为基础，但最重要的，是在经历过程中的体验和感悟能力。人也并非要经历大灾大难，才能领悟人生的悲剧，并获得由苦难带来的精神财富。有的人经受过深重的苦难，却从来没有体验过真正的悲剧情感，苦难留给他的，只有麻木、冷酷、仇恨乃至疯狂；许多表面风平浪静的人生，也有可能隐藏着悲剧的汹涌暗流，经历过巨大的内心苦难，从而获得爱心和慈悲的丰厚馈赠。有的人因为受了几句嘲讽就会痛不欲生，有的人身患绝症仍然笑对人生。重要的不是你经历了什么，而是你体验到了什么；也不是你能承受多少，而是你能得到多少。
　　 我不否认，人可以通过承受或体验苦难获得特殊的精神财富。但我更肯定的，是人能够关注自身以外芸芸众生种种苦难的那种高贵的悲悯情怀，是那种千百年来我们以人类的名义所肯定的超越了一已恩怨悲欢的“大爱”。
　　
　　 三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的著名哲学命题。笛卡尔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认为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自己思想的存在，这种“普遍怀疑”的主张，使笛卡尔成为了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开拓了所谓“欧陆理性主义”哲学。谭元怀的《我爱故我在》借用了笛卡尔的著名命题，不知道是否有把“爱”作为人生唯一可以肯定的精神价值的意思。
　　 也许没有比“爱”更难下定义的概念了。爱有一千个定义，却没有一个定义能够穷尽它的内涵。爱是心灵最奇妙、最神秘的隐语。人一半是兽，一半是神，而爱，是人类情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最具神性光辉的人性之冠，所以《圣经》里这样说：“神就是爱。”
　　 在我的家乡，某人死了，为了对死者（或者应该说是对终有一死的人生）表示尊重和悲悯，就说某人“不在”了。每个人终有一天都会用得上“不在”这个具有悲剧哲学意味的词语来为一生作总结，这一点连“怀疑一切存在”的笛卡尔也不能怀疑。在活着的时候，大多数人更关注的不是“不在”的意思，而是“我在”的价值和意义。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独立于肉体的精神生命。这个精神生命体，就是尼采所说的“超人”，就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那个“我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能够证明“我在”。
　　 那么，用什么来证明“我在”呢？尼采认为最好的方法是爱和创造，爱和创造是泅渡生命苦海的方舟，是到达幸福彼岸的唯一路径。尼采是一个有着深刻悲剧意识的思想家，一个悲天悯人的“超人”。他站在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高度，仰望宇宙苍穹，俯视芸芸从生，“目光从今天望到过去，发现比比皆是：碎片、断肢和可怕的偶然——可是没有人”（尼采语），——每次读到这句话，我不禁热泪盈眶，跟读到《哑巴和他的一只羊》一样。
　　
　　 四
　　 我曾经无数次遇见过哑巴和他的那只羊，有时是具象的，有时是抽象的。我和谭元怀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跟祖辈、父辈相比，算是“幸福”的一代。至少，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虽然物质匮乏，但从来没有饿过肚子。仅有一次，本来我肚子并不饿，只是出于好玩（也许还有同情），我跟同村一位家里经常揭不开锅的小伙伴，一起到公社机关所在地的一家国营食堂去要过饭，一位好心的营业员给了我俩一大碗饭和一碗用腊骨头汤煮的青蚕豆。后来，这件“死不要脸”的事情在村里传开了，我俩成了男女老少经常讥讽嘲弄的对象，一直讲了好几年，那种刻骨铭心的羞耻感至今记忆犹新。我想，如果元怀像遇见过哑巴和他的那只羊一样，遇见过当年一起去要饭的两个小伙伴，说不定还会写出一首让人热泪盈眶的好诗来。
　　 我也是在一所穷困偏远的山村小学教书的时候遇见哑巴和那只羊的。虽然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虽然要过饭，但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穷困。在埃里希•弗洛姆为“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富足病”开出药方几十年后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我所教书的那个山村，还有许多像哑巴一样的人，在穷病交加的“一天”中走完了一生。
　　 元怀当时在一个叫“格克”的傈僳族村寨教书，据说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分配到格克的汉族公办教师。在这里，几乎找不到现代文明远征的任何痕迹，甚至包括“时间”的概念。亘古不变的穷困、孤寂和荒凉，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同一条路上行走，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在这里生活了多少个世纪。就像古印度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是同一个词汇一样，他们的生命历程甚至不需要用时间的概念来表述。
　　 在一首题为《格克，一个傈僳族的名字》诗歌中，谭元怀这样写：流动的灰尘落满冬天/我躲避着狗的追踪/一家一家去寻找出生年月/没有人知道/每个人都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世显得多么沧桑//赤裸的男人带着满脸裂痕/咀嚼着玉米粒上金黄的秋天/他告诉我/山崖倒塌的时候孩子就出生了/我困惑地推算不出是什么年代/我也看不清那孩子的模样/只见他在风里忽明忽灭/像只蝴蝶在山坡上翻飞……
　　 人生如果穷得连感知生命过程的时间概念也没有了，那还能剩下些什么呢？常说时间是最宝贵的，生命是最可贵的，可就在我们身边，又有多少形形色色的大忙人，在为了生命价值以外的东西在毫不吝惜地挥霍着宝贵的时间？弗洛姆所说的“许多人还没有开始生活就已经死去”和尼采看见的“到处是碎片、断肢和可怕的偶然，但是没有人”的状况，竟然同时普遍存在于害“富足病”的西方社会和在温饱线上垂死挣扎山野乡村，真是令人触目惊心，满怀悲悯。
　　 我和元怀同在那里教了五年书，在无数次遇见过被遗忘在时光村落里的哑巴和他的那只羊之后，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变得更加麻木。领悟悲剧的深刻性需要一颗敏感的心灵，这颗旁观的心灵，甚至感受到了比正在苦难中苦苦煎熬的人们更多、更强烈的痛苦。在实在没有办法视而不见的时候，我们选择了宣泄和表达。于是有了对生命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的追问，有了一篇篇含着泪水写出来的诗文。我们在苦难中学习爱和创造，在爱和创造中体验到了生命的巨大欢乐，但是当这种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巨大欢乐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却又出乎意料地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苦恼。这种苦恼一直伴随着我们，从春天的花开到秋天的叶落。
　　 看不见哑巴和那只羊多年之后，元怀似乎仍然摆脱不了那种深入骨髓的形而上的苦恼，他在一首题为《喊叫》的诗中这样追问：生活中，我在忙些什么/忙乱得忽视了一片树叶生长的过程/直到父亲的犁耙挂在了墙上/我才注意到树叶已经离开了枝头/在时间的背后变得很轻/可我总记得秋天的飘落/要比春天的花开更重些……
　　 我也常常会想到这样一个至今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如果“可怕的偶然”使我变成哑巴甚至只是哑巴的一只羊子呢？
　　
　　 五
　　 近一个月时间，一直沉迷在尼采的悲剧精神世界里，打捞沉没在生命苦海里的“爱”的方舟。偶尔也跟老朋友元怀一起，去寻找被遗忘在时光村落里的往事，去追问悲悯情怀的精神价值，却找不到确切的日期和地址，给不出明确的答案和定义。
　　 “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这笑并不像当年因为我去要饭而招来的讥笑一样令我无地自容；相反，上帝的笑让我又一次获得了“我在”的自豪和信心。赫拉克利特这样说过：“最好看的猴子比起最不堪入目的人来也是丑陋的。”在终于有幸听见上帝的笑声之后，现在，如果让我在最好看的猴子和最不堪入目的丑人之间做选择，除非让我做花果山的美猴王，否则我还是会选择做一个最丑陋的人。我不知道猴子会不会思考，但如果有一天突然看见一只思考着的猴子，我想我也有权利像上帝一样哑然失笑的，尽管这样做可能有损于人类“万物之灵长”的高贵形象。
　　 但我还是耿耿于怀，因为我杂七夹八纠缠不清的所谓“悲悯情怀”，所谓超越了一已恩怨悲欢的“大爱”，于现实生活似乎毫无意义。即便你“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悲天悯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爱”，“哑巴”们的一生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正如对从来不读诗的人，古往今来全世界所有最美妙的诗歌跟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一辈子不读一首诗对他也不会有一毛钱的损失。
　　 有人问晚年的托尔斯泰为什么不写作了，他回答说：书太多了。如今无论写什么也改变不了世界，即使基督复活，再写出一部《福音书》，大家也只是拼命想得到他的签名。事实可能的确如此，甚至会更糟：他自费出版的《福音书》可能不如描写色情凶杀和抖露明星逸事的刊物好销，基督复活的消息像是报纸上一个陌生人的讣告。
　　 查拉斯图拉满怀济世救人的信心，从他隐居了十年的山上下来，大声疾呼了一百三十多年，结果却是“我在最伟大和最渺小的人类中，至今还未发现一个超人”（尼采语）。当然，大部分猴子可能不会思考是否能变成人的问题，大部分人也不会有成为超人的奢望。因为大家都知道，“上帝死了”之后，“悲剧超人”尼采也疯了。我们凡夫俗子的“悲悯情怀”和“大爱”，在某些“最伟大的和最渺小的人”的眼里，可能比猴子的思考更无聊、更可笑，比被“死了的上帝”搞疯掉的尼采更不可思议、更不值得同情。
　　 但是现在我不会再计较，我开始学习包容任何形式的讥笑和冷眼。因为我开始相信，不管世事如何无常，潮流如何变迁，我们千百年来以人类的名义所肯定的精神价值决不会轻易丧失，它像太阳的光辉一样照耀每一个伟大的、平凡的或渺小的生命。我还相信，普天大道殊途同归，即便是在最荒僻、最崎岖的小路上，你也能够找到同路人。
　　 元怀在诗集题为《坚硬与柔软》的后记中这样说：诗歌只是我表达对生活感受的一种方式而已，真实地再现现实给予我内心的触动。这种触动，有时是坚硬的，有时是柔软的。在我的诗歌中，更多的是内心深处的那份柔软，那份脆弱的感动。世事沧桑，人生不易。正是那些坚硬与柔软，那些脆弱与感动，那些高尚中的卑微，成为我走向未来的信心和力量——善哉斯言！“坚硬”的承担，“柔软”的感受，正是爱的一般特质。爱的坚硬与柔软，像人的骨骼和血肉一样，造就了鲜活的精神生命。
　　 笛卡尔说：“人是一枝会思考的芦苇。”元怀或许会说：虽然脆弱，但更能触动我内心的感动。我想说：假如有一天世界真的会被滔天的物欲淹没，也许真的可以考虑用仅存的芦苇编造一条“我在”的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