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头就着房檐慢慢往下爬的时候往下滑，三爷就搬个小马扎，坐在公园的那棵桂花树下拉二胡。琴筒上裹着那个的蓝布帕子磨得和我家灶台上的抹布差不多，松香末子跟着夕阳的光线四处飘荡着。那首《卖油郎独占花魁》的调子都不知道被拉了多少回了。转眼他都退休二十三年了，手上的老茧全蹭在了琴弦上，厚得用指甲使劲掐都不疼，可原先沾的却都是粉笔灰。三爷是爸爸的堂哥，听爸爸说，以前要不是三爷硬拽着爸爸去读书，他现在可能还在那个小山村里刨土坷垃呢。
　　 三爷十七岁就从师范学校出来，背着一床打着补丁的铺盖卷，一头钻进了升洲村唯一的学校。那个时候教室的墙还是泥土垒的，一到下雨天墙壁的泥土都会被刮下一层来，讲台前面的板凳上摆着一张用锅底灰漆成黑色的旧床板就算是黑板了，那时候粉笔可金贵得很，根本不能随便乱用。老师往往都是写满一黑板，得用湿抹布仔细地擦干净，就怕粉笔末给浪费了。第一天上课，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叫狗蛋的混小子故意把板凳晃得“吱呀”响，三爷看见了却既没有骂他也没有去拧他的耳朵，只是从白色的“的确良”口袋里掏出了半截粉笔，在黑板上画了条长江，又画了几座山，最后画了辆冒着黑烟的火车。“你们瞧，过了这条江，再翻过几座山，那里不光有呜呜叫的火车，还有比咱村祠堂都高出半截的楼，”他指着画里的渡口，“读书就是要帮你们搭座桥，能让你们更好地渡过这条江。”从那节课开始，狗蛋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再也没晃过板凳了，座位从最后一排也慢慢的被调到了第二排，后来既然还成了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娃。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总是跟着爸爸去学校找三爷，那时候的三爷都已经是学校的高层领导了。白天的教室走廊上，三爷总是迈着小碎步走来走去。上课铃刚响他就挨班地扒窗户，看看有谁没来上课。就有那么一次，三爷发现二班的小唐没有来，他的班主任说他也没有请假，于是踩着露水往他家跑去，到了小唐家才发现是他的娘生病了。那天三爷在他家帮忙挑了半天的水才把小唐拽回了学校。爸爸说，当年有许许多多的学生逃课去摸鱼，就是三爷在河边一个个把他们赶上来的。
　　 课间休息时，三爷叉着腰站在操场边上，时刻瞅着那帮娃，就怕他们疯跑起来“扑通”一下栽进了泥坑里。有回二年级的小辫子在操场追蝴蝶时摔到了一个大石头上，膝盖“哗啦啦”地流出了很多血，三爷赶紧一个箭步飞身上前，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白色的布，蹲下来给他扎紧，然后背着他就去村里的卫生所，走时还不忘跟小辫子的班主任打个招呼。
　　 最忙的则是秋收的那那阵子。村里的孩子得帮着家里割稻子、掰玉米，每天上课就没几个人。三爷则是发动全校的老师每天鸡叫头遍的时候就顺着田埂挨家挨户地找，谁家事儿多，就去帮忙干活，就想让孩子们能够按时上课。有年霜降来得比较早，江边的田埂都结了薄冰，三爷在护送逃课掰玉米的狗蛋仨人去学校的时候不慎摔了个狗啃泥，膝盖肿得像刚泡发的面馍，可他还是坚持一瘸一拐把他们领回了学校。
　　 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地在粉笔灰里溜过，土坯教室也已经换成了砖瓦房，教室前面的黑色旧床板也改成了崭新地黑板，可是三爷的老规矩却是始终没变，他总是会提前一个小时到学校，要么扛着个扫帚铁锹什么的把操场上的坑坑洼洼给填补平，要么就跑进教室门口，帮着孩子们把歪了的课桌椅摆齐整。不知不觉中，三爷退休了。退休的那天，全校的孩子们自发的在操场排着队送他，有人捧着泛黄的作业本，哭得跟刚断奶的娃似的。狗蛋则是特意从城里赶了回来，抱着三爷哭：“当年要不是您拽我回学校，我现在还在地里刨土坷垃呢！”
　　 退休后，三爷迷上了二胡和唱戏，后来好像还被村里的草台班子请去唱了几年黄梅戏。他起初也只是跟着那台收音机瞎哼哼，后来从县城的废品站淘了把二手的二胡，天天就坐在家门口的老槐树下“吱呀吱呀”地练，手指头僵得就像是霜打的冻萝卜，他就不断地往手上哈气。为了学习《贵妃醉酒》的身段，他独自坐“红头”晃俩钟头到县城找戏班的老马头请教，回来后则自己对着窗户玻璃练，抬手、扭腰，连眉毛挑几下都抠得挺仔细。
　　 孩子们每次下晚自习路过三爷的家门口，也都会蹲在槐树下去听，有的孩子都从一年级听到了初三，毕业的时候还特意来跟他道别。三爷在拉《梁山伯与祝英台》时嗓子黏糊糊的，但是在唱《天仙配》的时候却是透着实在劲儿。学校里有个留守儿童姓李，一到放假就蹲在那个老槐树下哭着想爸妈，三爷则是一边红着他一边拉着《夫妻双双把家还》，“你爸妈在外挣学费呢，过年回来就会给你带好多好多糖吃。”小李擦干了眼泪，每天都会来听三爷唱戏，后来还跟着学拉二胡，三爷则是把自己的旧弓子送给了他，听说如今的小李在城里开了个乐器行，生意还挺火爆。
　　 后来三爷被儿女接到了城里享福，住进了窗明几净的单元楼，可他却是总爱站在阳台发呆，目光总往升洲村的方向飘。那天升洲学校的老校长突然打来电话。“三哥，你啥时候回来转转呀。”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些熟悉的沙哑，一开口就勾起了三爷对校园的念想。“等天暖了，我就回去看看。”三爷说着，眼眶就红了，泪珠顺着眼角的皱纹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