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婶那年和老叔结婚时，我刚五岁。五岁有没有记忆我不知道，但哥说他有，说他印象最深的是老婶来我家时人长得漂亮大大的眼睛，个也不是太矮，但奶奶偏说矮。还当着老婶的面说了：“我不管你个高个矮，只要能把水缸水挑满就行了。”
　　 老婶遵照奶奶的话，每天摇摇摆摆去水井打水，但她也没挑多久，母亲就帮她挑了。五岁半的时候我有了记忆，而且记忆很深就是家里大人都忙，身为教师的老婶，天不亮就把睡梦中的我和哥拽起来去学校上课。
　　 五岁半能懂啥呀？老婶却说接受早期教育。她父母都是教师，她五岁就被父母带到学校跟着学生上课了。接受早期教育的孩子聪明，以后还会有出息。上课时我爱犯困还坐不住。喜欢跑下课桌四处捣乱，很影响同学学习。老婶特意把凳子两边绑个绳子以此束缚我。但我也不老实有时会大声喊叫，为此，我没少挨老婶的粉笔头打。下课后，老婶还罚我捡地上她扔的粉笔头。她说，这些粉笔都是村里村民出钱买的，不能浪费。用完的粉笔头还要上交领粉笔。但我那时还不懂事，对老婶用粉笔头打我相当不满。哥虽然不挨打，但他也给我出主意把老婶上课用的粉笔都扔了，老婶上课没粉笔也就不可能用粉笔头打我了。本来每次老婶下课都会拿走那盒粉笔，那天有个学生上课说肚子疼，老婶忙着照顾他了下课急匆匆领着他走出教室。我就让我同桌的郭大明把那盒粉笔从讲桌上拿下来，和哥一起把粉笔拿到后山拿石头砸碎了，埋在土里。上课的时候，老婶发现粉笔不见了，急得她四处找，还问同学谁拿走了。
　　 那天老婶急红了眼，平时温声细语的她发了很大的火，她拿着教鞭在讲桌上敲喊着：“谁拿了我的粉笔！马上站出来，我还要上课！”喊着喊着老婶眼圈还红了，她哽咽着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当老师的一个月只发一盒粉笔，用完的粉笔头都要上交换新粉笔。这盒粉笔是哪来的？这可是村里人凑钱买的呀！供你们上学容易吗？”
　　 那天郭大明承认了他给我拿粉笔的事，我不得不承认了把粉笔砸碎埋了的事。那天老l婶虽然没打我，但回到家奶奶听到信后，举起鸡毛掸子抽了我和哥几下子，并罚我和哥站到门外反省。那天是九月份的一天，风呜呜地刮，显得格外冷。我和哥站在房檐下紧紧靠着墙，冻得打着哆嗦。听见老婶对奶奶说：“让俩孩子进屋吧，我攒的准备上交的粉笔头还可以用。”奶奶却说啥不肯，她说：“坚决不行！竟敢犯这么大的错误，不教训一下他俩以后不成小偷了吗？”
　　 夜黑的时候，父亲从单位回来了，把我和哥拽进屋里。那天父亲对我和哥讲了村里这个学校是村里村民于有财的大儿子挣了钱之后出钱给建的，他之所以给出钱建这个学校，是因为他六岁的时候被检查出先天性心脏病，需要钱救治。村里人家听说后挨家挨户凑钱给他让他去医院做了手术，他获救了。后来还在村里人的帮助下上了大学，参加工作后，又自己成立了公司当了老板，挣了钱后不忘乡亲给予他的救命之恩，第一时间出资给村里盖了学校。并买了一些桌椅板凳一些书籍用具。村里人也不多，只有不到百十来户人家，他还聘请了两个外地老师，后来两个老师有一个嫌村里贫困走了，师专毕业的老婶和老叔结婚后一直留在村里教学。那天还听老婶和奶奶商量，明天她去学校多带两个菜饽饽，带给今天在课堂上喊肚子疼的学生那个叫李明的学生。李明的父母在他出生不久就出车祸去世了，他是被爷爷奶奶养的的。爷爷奶奶没有啥收入来源，以前身体好的时候还能种地，后来身体不咋好了就靠平时捡废品生活。家里生活困难，早晨经常不吃早饭是饿的。奶奶满口答应着并承诺说：“以后你天天给他带饭吧。做善事帮助学生是应该的！”第二天奶奶早早起床给老婶多煮了两个鸡蛋让她带上，让她带给李明。
　　 那天上课我努力提起精神头，开始仰着脖子看着黑板。我不想再挨老婶的粉笔头打，关键的我想让老婶的粉笔头能写更多的字。晚上下学回家的时候，奶奶拿出一箱子六盒粉笔给老婶，说是这箱粉粉笔是她拿出的私房钱给我父亲让他从市里文具店买的，让老婶明天带到学校去。
　　 以后我不再挨老婶的粉笔头打，而且也喜欢上学习。老婶讲课不古板，经常会穿插一些励志小故事讲，课堂上学生也有互动，学习热情也高，也能听进去。在此期间，老婶在教育局工作的表叔几次想让她去市里教学，都被老婶拒绝了。老婶说她离不开这里的学生，她只想守在村里一辈子。那个叫李明的学生，老婶一直都给他拿早饭。生活上也会给予他关怀。夏天炎热的季节，奶奶去学校接我和哥，会给我和哥带一些冰好的绿豆汤，也会给李明带一瓶。冬天冷的季节，老婶还会给李明买双棉鞋，或者给他提前准备棉手套，棉鞋。李明也算争气，我们一家离开东北来承德时，他也考上了市里一中。上学的钱，还是老婶给出的钱。
　　 如今，年轻人出外打工的在城里也买了房，村里也只剩下些老人和留守儿童。原来的学校也已经迁到了镇上，可老婶没有随学校走，她依然留在村里。她虽然没有离开村里，但她热爱教学工作呀，她就让老叔找来一块平整的木板刷了墨汁，把它挂在我家院里的那棵大槐树下，然后摆了个简易讲台，上面整整齐齐放着各色粉笔——那是她托老叔特地从城里买回来的。
　　 每天清晨，老婶会准时吹响她胸前挂的哨子，听到哨响，村里的七八个孩子会齐刷刷围坐在槐树下，听老婶讲课。家里老屋的土墙外周，老婶还用彩色粉笔画满了小花小草，还有她写的“知识改变命运”的字样。那些斑驳的旧墙，因为老婶画的这些图画而变得生动起来。那些老婶写的学习标语，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显眼。
　　 我注意到，老婶把用剩的粉笔头都小心收在一个铁盒里，从不舍得扔。有次我问她为什么还留着？她笑着回答我说：“还能用呢，就是短了点，不能浪费。”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那些年她朝我扔来的粉笔头，从来都不是惩罚，而是一个乡村教师对知识最质朴的珍惜，是对每个孩子不放弃的期待。就像她始终舍不得离开这个小村庄，舍不得这些孩子。
　　 风起时，槐花簌簌落下，像极了那年她撒落的粉笔灰。老婶依然站在黑板前，用最短的粉笔头，写着对山村最长久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