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房子，在庄稼院的当家主事人的心中，是和娶媳妇同等重要的大事。特别是我的前辈那代人（解放前），为了一个栖身立锥之处，往往奋斗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直到完成才算安息。而在我家，我的父亲一辈子都没张罗过这个事；轮到我，却与修建结缘半生。
　　 1966年夏天挂锄以后，文革风暴刮到农村。从泉眼岭公社下来的红卫兵造反派来到我们大队闹革命，以阶级敌人不该享受土改果实为由没收了我家的房子（我的父亲在土改时期是翻身干部，文革来临时已经成了阶级敌人）。但是那次老房子最终又卖给了我们，新房没盖，我们只是搞了一次创业预演，所以就不在此多说了。
　　 1977年春，饱受了十年文革之害的我领着四弟五弟从那个内忧外患的“破家”里分了出来，另立了锅灶；二弟也宣布“经济独立”但暂且还不能出去“开伙”；只剩下三弟与父母在一起生活并供养还在上学的小弟。这可真是四分五裂，但我们主要是“与反动老子划清界限”，我们兄弟之间并没分心眼。
　　 我们哥仨既然分出来，就得有住处，必须垒个窝。于是，我们家第一座土坯房诞生了。
　　 简陋的土坯房的材料主要是四大块：房架、墙框、门窗、房盖。其中只有墙框可以就地取材不用花钱，这就是托大坯；而其余的，不仅要动钱而且要动人动车。这对我家来说，那真是愁死人的事。所以也尽量就地解决，降低标准，能对付就行。
　　 那时候，政治运动虽然结束了，但是生产体制仍然拘束着人的行动。如果队里不批假，别说外人不能来帮工，就是自家人也得上队里干活去。我们只好紧紧抓住一切可用的时间，竭力提高劳动效率，不敢指望外援。一次大风天，队里干活不方便，假好请，我们立刻去大坑脱坯。土与场地早就抽空准备好了，直接挑水和泥。坑水冰凉刺骨，手脚抽筋，老四还幽默地说：这要是烧点热水和泥就好了。
　　 托出三间房子的土坯，实实惠惠地干，也得十个劳力一整天，我们哥四个一天就给拿了下来。三弟的鼻子淌血不止，滴到泥里，把他托的坯都染成了褐色，他取笑说：这坯是用鲜血凝成的。
　　 竖房架是很隆重的事，俗称“戳排”。别人家举行这个项目的时候，都要提前找“阴阳先生”看日子和时辰，还要贴八卦放鞭炮。我家人别说不信这个，就是信，你看的日子管用吗？我们只好挑灯夜战，别管它什么时辰不时辰。干到半夜，我就睡在那个露天的场地上。
　　 每天晚上，都由一盏冒着黑烟的电石灯（老百姓俗称“嘎斯灯”）陪着我，并照着场地上乱七八糟地扔着的材料和工具。到了白天，却连一个看家的都不给你留，都得上队里干活去。晚上回来一看，立好的房架子都倒了，怎么倒的都不清楚。有人说这种兆示不吉利，那有什么办法？倒了再立起来！
　　 那个光棍堂四弟只住了一年，还没等全部竣工就被招赘走了，我和五弟在一起又住到了1983年底。那年我们哥俩他先我后相继结婚，我们共同盖的那所土房留给了五弟，我又一次张罗盖新房。这次张罗盖的是我自己的“新婚小窝”。
　　 1983年是我们大队分田到户的第一年。我的兜里也就是当年秋后卖粮的那点收入，其他积蓄一分没有。我的妻子比我强点，她是两个人的卖粮收入（她带来了一个小女孩）。我们俩凑到一起的钱还不够打一个地基的呢。我的几个弟弟的家境和我差不多少，她的几门亲戚也都不宽裕，但是各方面的亲人都像革命老区的老百姓支援红军一样，竭力而为。我三弟和四弟的支持，都是无偿的，没算过账。使我在1984年春天总算把大框支了起来。
　　 当年我们屯已经开始出现“砖面房”和“全砖房”。我则首创了外砖内坯的结构。砖房与土房相比，除了土，其余的料全都需要外买。石头、水泥、沙子、红砖、木材，这些必需的建材在我的附近一样也不出产，全部要从几十公里以外的四面八方弄来。这样，不但人工和资金，运输的问题也立刻凸显。
　　 那时候，刚刚开始市场经济，有机动车的人家极少。而与我们搭犋种地的几户人家凑到一起，不过是一辆破车两匹老马，根本出不了门。第一次盖房给我最深切的体会就是累，而第二次盖房除了累上加累还有难上加难。
　　 我的“启动工程”是1983年9月14日去哈拉巴山拉石头。从外公社雇来一台破拖车，坐上了我们哥仨。因虑路远，来回二百七十多里地，特地起了个半夜早，估算天黑前能回到家。结果，装完车，下山没走多远，一个轱辘没气了。前瞻后望多老远都没村庄，车上一没备胎，二没千斤顶。但是司机有办法，留下两个弟弟守车，领着我走了。走了十来里地，在一户人家里找了一个高度相当的木墩子，我们两个人夹了回来。将木墩子斜支到车轴下方，将车微微一动，墩子着硬，轱辘离地了，这又卸轱辘，扒轮胎，把内胎拽出来，司机再拿着内胎去找修理部。粘好拿回来再装上，幸亏车上有能给自己的轮胎打气的设备。折腾完了，也将近半夜了。在饥寒交迫中车子起动，留下了一堆将熄的篝火。回到家时，天都亮了。才嫁给我一个多月的妻子在家一宿没合眼，那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通讯设备，出了啥事也无法知道，惦记得都快疯了。她的前任丈夫就是车祸死的，再若出事，那还了得！
　　 有些材料用量少不值得动车，比如铁筋就是我用自行车从四平市驼回来的。单程一百多里远，一百多斤沉，大岗大坡加上大风，我一连去了七趟。有一次出城刚走过北山铁道口，车链子断了。怎么办？上岗推着走，下坡骑上去让车子滑行。对付到梨树县城，进了五金商店。一问价钱，一个链节九分钱。摸摸兜里，乖乖，幸好还有一角钱！
　　 盖完大房盖仓房，建了猪圈套院墙。因为经济条件不行，腰包常瘪，只能量力而行，一年搞一点儿，二十多年才算告竣。苦累自不必说，唯一感到幸运的就是没出事故。但也有一次意外，啥时候想起来都让我后怕。其实我是很重视安全的，脚手架都是我亲自绑，绑完后我都要上去走一下，宁愿我出事，不能让别人出事。盖大房垒大框的最后那天，二弟站在高高的架子上划大山尖的墙缝子。一根插在墙体里的架拐所担的砖竟然掉了一块碴，使那根架拐脱落，并将整个架面都带了下来。二弟摔在地上，好半天不能动弹。幸亏我总是将工作面及地面收拾得干干净净，若是落在砖头石块或是铁锹叉齿上，后果不敢想象！即使这样，二弟好几个月都干不了活，幸好没留后遗症。
　　 盖大房那年，日夜奋战，直到收秋之前，屋里能过冬了，告一段落。第二年解冻后继续“装修”。屋内套坯，我们自称是为了保暖，其实还不是因为缺钱！这项工程很费时，垒几层就得停下，等着湿泥自然干好了不下沉了才能接着往上垒，一次垒成容易裂开。而且，垒得越高难度越大，我和三弟从当年下半年起，连托坯带垒墙，直到第二年的上半年，才算全部垒完并抹了两层泥粘了一层纸。如此费力并力求完美的“内坯墙”可惜仅使用了五年便不得不扒掉。原来，土坯扛不住冬霜的浸蚀，下面湿透了的坯用螺丝刀轻轻一扎就进去，根本抗不住上面的重压。“撤坯换砖”的工程又进行了两年。
　　 1986年8月3日天降大雨，大水泡了我的房子，使我不得不在第二年起大动沙石，将房外周围浇灌成混凝土，屋内地面水磨石。这项工程直到2001年才最后完成。
　　 连年修建，乡邻们说我爱折腾，其实我不是患建筑癖，非得既挨累又费钱不可。一部分工程不得不干，比如上面所述的；另一部分是日子向前发展的需要，比如盖仓房猪舍等。财大气粗的人家一次就可全部拿下，而我却只能量入为出一项一项地进行。表面看似红火热闹，其实自己难受自己知道。平时连一点豆油都舍不得买，咸菜都不一定顿顿能吃上，而来了泥瓦匠和帮工的，却得极尽排场和大方。以致我那与大房同龄的儿子煎熬了一段日子以后，就会问我：“爸呀，咱咋还不收拾房子呢？”
　　 若以房后的那个水刷石圆形花坛为建筑终点，屈指算来，我几乎一年不空过地修建了二十八年。现在我已经腰弯背痛干不动了，可也没啥可建的了。我躺在炕上，望着屋顶已经开裂的水泥天棚，心里时常想：这就是我奋斗了半辈子建成的窝吗？不对，赵本山说了：那都是临时住所，只有那个小方盒才是永久的家。但是那个永久的住所，我自己是修建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