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不远处有个食堂，母亲在那个食堂打过一阵临时工。每天负责掏炉子里的炉灰清理。那年我正放寒假在家，母亲有一天回来就让我去食堂外面捡煤胡。
　　 “你咋不捡呢？”我问母亲。奶奶也说：“你每天负责掏炉灰正好有这便利条件。还能多捡一些。”母亲却回答说，她是负责这份工作的，如果她这么做影响不好，那是监守自盗。这便宜，她不能占。”
　　 我每天一早挎着篮子出门，等着母亲倒炉灰出来。那时家属院的人家日子都不好过，等候捡煤胡的人很多，有半大孩子还有老人，奶奶以为母亲是倒炉灰的就会能多捡一些，就早早准备了一个大一点的化纤丝袋子和我一起出门了。食堂后门外，有一片空地，是专门倾倒炉灰的地方。我们到时，那里已经聚了不少人。有和我年纪相仿的半大孩子，缩着脖子，双手抄在袖筒里，不停地跺着脚；还有一些年长的老人，眼睛紧紧望着那扇紧闭的铁门。等候着倒炉灰那刻。风呜呜地刮着，每个人的鼻头都冻得通红。
　　 在等候倒炉灰时家属院人互相打招呼，有知道我母亲负责倒炉灰的家属院邻居，就都紧挨着奶奶和奶奶套着近乎，奶奶也炫耀地说：“我儿媳妇是负责倒炉灰的。”
　　 正说着呢，母亲推着车出来了，我急忙举起手对母亲喊：“妈，我在这呢！”母亲却仿佛没听到我的喊声，看也不看我一眼，“哐当”一声就把炉灰倒到炉灰堆的正中央。我和奶奶离得远，急忙跑着过去，等我们跑过去了，炉灰里的煤胡也都没几块了。我和奶奶只捡了几块碎渣渣。第二次，母亲出来倒炉灰了，我和奶奶站在母亲上次倒炉灰的地方，结果母亲却小跑着把炉灰倒到了我们刚开始站的拐角处。那天我和奶奶一篮子煤胡也没捡满。
　　 晚上母亲下班回来，刚踏进家门，奶奶积攒了一天的怒火终于爆发了。她猛地一拍桌子，破口大骂：“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胳膊肘尽往外拐！我在那儿冻了大半天，脸都丢尽了！你倒好，眼睁睁地把好东西往别人跟前送！你是成心要气死我是不是？！”
　　 母亲就那么听着也不回嘴。等奶奶骂完了母亲说话了。她说她是按照锅炉房的规定倒炉灰的，第一车之所以倒中间，因为中间空着没有炉灰，倒那呢，完全是因为站在那位置捡煤胡的都是孩子，这数九寒天的家长哪忍心让孩子出来捡煤胡呀？那肯定是家里实在困难，买不起煤的人家。第二车她倒在边上，是因为那会捡煤胡的人很多拥挤，有几个年纪大的老人怕挤，只能站在边上等着，她就把炉灰倒在他们面前了。他们就不用费劲跑了。奶奶说：“我也是老人呀！”母亲说：“妈呀，你就别去凑那个热闹了，咱家煤暂时还够烧，我让大小去捡煤胡是让他锻炼一下，体会一下劳动的辛苦！”
　　 奶奶那天后，就不再去捡煤胡，她说她生不起那个气。
　　 去过几次后，我开始叫苦，并举起我冻伤的手黑乎乎洗不净的手指甲给母亲看，还说她让我捡煤胡也是故意折腾我。说母亲折腾我，也是因为我每次出去捡煤胡，母亲从来都不会倒到我跟前，总是离我很远就倒，有几次她本来已经推到我跟前了，看见我又扭头推别处去了。我每天一早就会被母亲吆喝起床挎着篮子，回来也捡不了半筐煤胡，倒是锻炼了我长跑的能力，看到炉灰车倒哪了我会飞跑过去，但往往没到跟前，一些煤胡已经被人抢光了。母亲看着我冻伤的手，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心疼，但她并没有松口，只是说：“冻一冻，就知道暖和的好处了；捡不着，才知道东西的来之不易。别人家的孩子能捡，你为什么就不能？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呀！你比别人跑得快，就能多捡一些。跑得慢你就捡不着。”母亲那天说了很多，让我听得似懂非懂。
　　 那个假期，我每天一早都会被母亲喊起来，挎着篮子和她一起出门。每次母亲推着炉灰出来，我从未享受过母亲的“特殊照顾”，她总是把带着未燃尽煤核的炉灰，倒在那些最需要它的人群面前——有时是衣衫单薄的孩子，有时是步履蹒跚的老人。每天我都在奔跑中锻炼自己。我发现以前一遇到寒冷就爱感冒的我身体变得强健了。不仅如此，我也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能适时地判断出哪一车炉灰里煤胡可能多；哪一车炉灰里煤胡少。只要母亲的炉灰车一倾斜，我就能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去。但往往，还没等我跑到跟前，那些黑亮亮的、最能耐烧的煤核，早已被动作更敏捷、处境或许也更艰难的人们抢拾一空了。我收获的，常常只是半筐碎渣，以及一身灰土和满头大汗。
　　 那个寒假，我挎着篮子，在食堂后的炉灰堆旁，跑遍了每一个角落。我捡到的煤胡，拢共也没烧上几天。但那段记忆，却像那些洗不净的煤灰，深深嵌入了我生命的指甲缝里，成为成长中无法抹去的一部分。
　　 许多年后，当我步入社会，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各种所谓的“便利”与“规则”的碰撞时，我总会想起那个寒冷的冬天，想起母亲那毫无表情却无比公正的一倒。她用自己的执拗和“不近人情”，在我懵懂的心里，刻下了四个沉甸甸的大字：公德私德。我也会努力的学着母亲，做一个正直善良无私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