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以坚强的毅力和他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担当，于通往幸福的人生旅途上，为我们踏出了一串坚实而闪光的足迹，引领着我们不断前行。
　　 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做了村里的总账会计。乡村之间相距十华里，每隔三五天的时间就要步行去乡里，要么开会，要么送报表。其间的路是宽不足两米的羊肠小道。因是黑黏土路面，雨雪纷飞时，徒步行走在上面，如同穿了“千斤鞋”，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干天旱地的日子，路上凹凸不平，亦使人寸步难行。曾有一次，父亲送报表返回途中，遇邻居推车，陷进了路面的洼坑里推不出来，因帮忙拉车用力过猛，致绳子断裂，父亲脚部受伤。长达半年之久，伤势才慢慢痊愈。
　　 然而，比乡间土路更难行的，是会计工作中那条看不见的“心路”。那时，村书记是一个崇尚空谈的开会迷。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组织村干部开会，有时无报纸可读，无上级指示传达，又无话可说时，村委会成员及各生产队的队长们也只能在那里干耗着，直至接近半夜时分方才散场。父亲说，白天干了一天活，累得筋疲力竭的，没什么要紧的事，就不必每天晚上都来开会了。对父亲的提议，书记当做耳旁风，依然是每天晚上都要“开会”。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上报粮食产量的浮夸风气。父亲对此不满地说：“公粮交那么多，社员吃什么？”他的耿直，却换来了“清高”“不服从领导”及“出风头”的指责。这些话传到父亲的耳朵里，他气得彻夜难眠。心想，明明问心无愧地工作，诚心诚意地为群众着想，却不被理解。这个社会怎么了？他一气之下毅然从岗位上辞职，回到生产队当了一名凭力气吃饭的普通社员。尽管乡里领导出面挽留，也没能改变他的主意。这不是退缩，而是他心性高洁的顽强坚守。
　　 离开了算盘和账本，父亲的生命足迹转向了更为原始和沉重的命题——如何让一家人活下去。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为寻求一条不被饿死的路，他会同本村邻居老宋，偷偷躲藏在运煤的火车车厢内，几经辗转踏进了内蒙古的大草原。行走在漫无边际的草原上，不时听见远处传来野狼的嚎叫声。走着走着，老宋的眼里就盈满了泪水，以致看见夕阳悬挂在天边的时候，竟放大悲声地哭了起来。尽管父亲也感到绝望，可他还是以沉稳的心态战胜了绝望。他一边安慰老宋，一边环顾四周，终于在不远处的篝火旁寻到了一处蒙古包，二人在此借住一宿。在蒙古人的指点下，三天以后，他们又来到了黑龙江省的安达市。此地，人少地多，生活富庶，算是理想的逃荒之地。
　　 落实了逃荒的容身之所，父亲就返回老家，带着家人，乘火车到了安达。没想到的是，又是去郊区乡下落户，又是建造房子，好不容易过了三四年安稳的日子，随着国家政治运动的渐趋深入，我们一家人被看做是“盲流户”，还对父亲的历史问题产生了怀疑。因而父亲不得不带着家人重新回到老家。好在老家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粗茶淡饭，配以“瓜代菜”，尚且不用挨饿。
　　 当时的生产队每个工日值两毛钱，一年到头，一般家庭从生产队分得三五十元，最多百八十元钱，劳动力不足的人家，还要透支。比方说，我们家当时就处于透支或稍有盈余的临界点上。对于日常开销，基本上处于无着落状态。
　　 居家过日子，既要有钱花，又要吃饱饭，人们不得不精打细算、想方设法地往前过。
　　 为解决花钱的事，村民们只好在自留地里用种植经济作物的办法换取钱财。辣椒刚好上市时，父亲就用独轮车推着鲜辣椒去县城等地售卖。县城离家近五十华里，有一半是土路，当中还隔着一道沂河。凌晨一两点钟起床，卖完货回到家多在晚上八九点钟。更辛苦的，莫过于冬天赶集卖干辣椒。他咬紧牙关，赤脚踏进冬天的河水，河水像无数根烧红的针，瞬间刺入骨髓，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上岸后，双腿麻木，脚板被冰渣划出血痕。混着泥水，已没了知觉。因父亲在寒冷的季节经常趟水，致使他刚过花甲之年，就患上了关节炎，行动起来非常不便。
　　 工余时间做山芋粉条，是又一个赚钱的途径，只是做粉条和卖粉条的过程都很辛苦。深秋时节做山芋粉，要用冰冷的井水清洗山芋，用刀削片、剁碎，放到石磨上研磨成糊状，将糊状物用纱布过滤出淀粉。经沉淀后，从容器中取出淀粉晾晒，待结冰时，将晾干的淀粉做成粉条。赶上新年将至的时候，再走街串巷地开始出售。
　　 父亲上过六年私塾，熟读四书五经，在乡下算是有学问的人，常被人尊称为先生。我曾经帮父亲拉车卖过粉条，他一声声苍老而悠长的叫卖声，听得我无比心酸。贫穷的年代逼得，什么尊严，早被抛到了脑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如此啊！
　　 因大部分山芋都做了粉条，这就给吃饭问题带来了麻烦。为了不至于挨饿，父亲不得不隐忍地把家里少有的小麦、稻谷等细粮，用独轮车推到离家百里之外的山村，以一比三的比例，换取廉价的山芋干——山芋干难吃，但它能填饱肚子，能使人平平安安地活下去。
　　 缺少粮食，柴草也变得金贵。自从有了平板车，基本上每年的秋冬季节，父亲都要拉着二三百斤木料，去远在二百华里的枣庄煤矿换取上千斤的煤炭。一来一回，翻越无数道山梁，历经五六个昼夜奔波，才把煤炭拉回。长大后，我也去枣庄拉过一次炭。记得有一次返回的路上，遭遇陡坡，使出了吃奶的劲头，车子也只能一寸一寸地向上挪。眼看着力气要消耗殆尽，突然间又觉得轻松起来。当爬到坡顶回头看时，原来是后面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孩正帮我推车。来不及向他道谢，那小孩就笑盈盈地翩然远去了。父亲拉车过程中，是否经历过类似情形？有，肯定会有！
　　 为过滤淀粉的需要，父亲与堂叔一起，用四五天的时间，从临沂用独轮车推回了两口分别为一百多斤重的大瓷缸。行走在犬牙交错的土路上，独轮车三步一蹦，五步一跳，对平衡度的把控，不亚于走钢丝，上刀山。稍有不慎，车子倒向一边，就前功尽弃了。
　　 家里建房用的石料，是父亲和哥哥一车一车地从离家五十华里的艾山拉来的。我帮邻居上山拉一次石头。午夜时分上路，太阳露出一抹红的时候到达山上。拉着满载的石头，脱掉棉衣，汗流浃背地行走在寒风呼啸、冰雪料峭的路上，是当今的人们无论如何都体会不到的。
　　 随着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特别是取消了交公粮的制度，农民的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吃的是粳米细面，住的是乡村别墅。再不用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做生意，或用细粮换粗粮，也不用拉着平板车去拉煤、拉石头。至于“逃荒”两个字，已被尘封在了历史的垃圾堆。
　　 父亲最难以割舍的就是读书和种庄稼。闲来无事的时候，他就读书和写诗。累了，他就到庄稼地里转一转。他说，土地是命根子，庄稼如同儿女。常在地里留下脚印，是幸福，也是享受。
　　 回望父亲的足迹，那每一个脚印，不仅仅是为了谋生，更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为寻求尊严和希望所做的挣扎与坚守。这足迹，印在泥泞的土路、无边的草原和冰封的河水中，更记录着父辈一代人可贵的精神渴望与追求。
　　 在父亲的影响和引领下，我们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习惯。虽然哥哥已近耄耋之年，仍然每天都离不开劳动和写作。而我和弟弟，虽已退休在家，却一日也不曾清闲过。要么读书写字，要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大地留下了父亲的足迹，也留下了我们的脚印。人生，本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