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22年军旅生涯中，有五次机会参加沈阳军区举行的不同内容的会议。其中有两次是在自己在会上亲自发言，有两次是由我写成的经验材料，由别人在会上发言。
　　 沈阳军区，早已经在军队体制改革中撤销了，但那时候可是全国八大军区中排在前列的，有三个省军区、六个野战军、两个守备区，还有一个警备区、一个要塞区，数个军事院校，并代管驻扎东北地区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号称有百万大军。参加大军区的相关会议，作为一个部队的基层干部，是很难得的机会，当然也是很荣幸的事情。可是，我却有五次的机会，不能说不是一种幸运。更幸运的是，我还有机会在那样的会议上得到发言的机会。
　　
　　 沈阳军区师以上报道组长培训会
　　
　　 第一次，是1971年8月12日至18日，在沈阳军区大连军医学校，参加由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举办的沈阳军区师以上报道组长培训班。那一年我21岁。
　　 那时候，我正在海洋守备区炮二连当一班长。3个月前，我和另一位在宣传科报道组的战士报道员，因为没有在连队当过班长不能提干，组织上特意安排我们两个下连队当班长。那天接到守备区政治部宣传科的电话通知，要我出席沈阳军区于8月11日至18日在大连召开的军区师以上报道组长工作会议。那次会议是在军区大连军医学校召开的，会议由旅大警备区政治部宣传部协办。为此，警备区宣传部要求全区团以上报道组成员全部参加会议，以便提高警备区部队的新闻报道水平。于是，我们守备区报道组的五位同志（其中包括我和另一位是战士报道员）全部来到大连参加会议。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样大规模的会议。会上，听了沈阳军区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李之熙讲新闻报道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及新闻写作要领和技巧等。其中，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讲到了新闻报道工作是“无型的压力，无限的操劳，无穷的紧张，但苦中有甜，苦中有乐。此项工作，责任大于荣誉，必须要有一种敢于负责，努力奉献的精神。”还有中央电台军事部记者汪孟颖介绍了他写作长篇通讯《朝阳起宏图》的经验，那篇长篇通讯报道的是辽宁朝阳地委书记、朝阳军分区政委王吉道同志领导一班人带领朝阳人民抗击十年九不遇的大旱夺农业生产丰收的事迹。汪孟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艰苦努力，终于写出了那篇典型报道，对我们启发很大，使我从更高的层次上了解和认识了新闻工作的重要，以及从事新闻工作的意义和乐趣。正是由于那次会议的鼓舞和激励，在我后来从部队到地方的几十年的工作中生涯中，一直没有丢掉新闻报道工作，及至后来做了10多年的《中国国土资源报》大连记者站站长，在各种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上发表各类新闻作品400多篇，其中头版头条、重要文章和整版作品近20篇，获得各种新闻奖60多项。还被《中国国土资源报》社连续7年评为优秀记者。
　　
　　 沈阳军区军以上单位党委读书汇报会
　　
　　 第二次，是1973年11月23日至29日，在沈阳军区第四招待所，参加沈阳军区召开的军以上单位党委读书汇报会。那一年我23岁。
　　 那时，我在海洋守备区政治部宣传科做见习干事，排级职务。具体工作就是负责党委的马列主义著作的学习辅导和理论学习的经验总结。因为海洋守备区党委是外长山要塞区和旅大警备区的先进党委，因而，每每外长山要塞区党委和旅大警备区党委召开这方面的会议，海洋守备区党委都要在会上介绍这方面的经验或者汇报这方面的情况。那是1973年11月12日，我接到外长山要塞区政治部宣传处的一个通知，说沈阳军区党委定于11月23日至12月10日，在沈阳召开军区军级党委读书汇报会（大约5天时间），汇报会后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安排10天左右的时间，集中学习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论”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军区的通知同时要求，每一个军级党委带一个先进的师级党委参加会议。通知中还说，要塞区党委确定海洋守备区党委领导随要塞区党委领导一起参加军区的会议，并明确海洋守备区司令员王诚和政委李树臻二人与会。
　　 李树臻政委看了上级的通知后，要我尽快准备党委理论学习汇报材料。当时全国地方和军队各级党委所以特别重视理论学习，是那个时代的大背景决定的。这个背景就是1970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主席提出：“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庐山会议闭幕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很快掀起了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热潮。
　　 我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党委的理论学习汇报材料写出来了，经党委常委会议讨论，顺利通过了，我也算松了一口气。到司令员王诚和政委李树臻动身去沈阳参加会议的前一天，李树臻政委告诉我说：“修干事，你也要跟王司令员和我一起去沈阳参加军区的会议，你准备一下，一定不要忘了把党委的那份理论学习汇报材料带上。”这使我感到很突然，我以前跟随司令员和政委参加过多次外长山要塞区和旅大警备区的会议，而参加军区的会议还是第一次。
　　 11月21日，我跟随王司令员和李政委乘船下岛，又换乘火车来到沈阳军区第四招待所报到。那时候的军职干部，大都是红军和抗日战争前期的老首长，在开会的5天时间里，我认识的首长中，印象深刻的有16军军长徐仲禹，我们在饭桌上聊起来，当他听说我是长春市农安县入伍的，高兴地说：“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呢！”我说：“是的，首长，我听说您担任16军军长时，还兼任长春市革委会主任呢。”他笑笑说：“那是个特殊时期。”徐仲禹军长后来升任济南军区参谋长。那次，我还认识了40军的副政委王世乾、64军副政委马瑛、39军副政委李兆书等，首长们的和蔼可亲、老练稳重、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1月22日上午，会议开始了，是在四所大礼堂召开全体大会，在那次大会上，我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中央委员、沈阳军区政治委员曾绍山，副司令员江拥辉、唐子安、游好扬，副政委张午，政治部主任邹衍，参谋长高克等，还有年轻的军区政治委员毛远新。
　　 就在那次会议刚开过半个多月，也就是1973年12月，党中央决定在军队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即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毛泽东主席说明了对调的原因，是担忧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任职太久，可能会出现自满情绪，不利于领导层的更新。
　　 那次会议，是沈阳军区第一次规模较大的读书汇报会，我写的那个海洋守备区党委的汇报材料，由政委李树臻在分组会上做了介绍。那次会议，也是沈阳军区那一届党委召开的最后一次读书汇报会。
　　
　　 沈阳军区军事训练现场经验交流会
　　
　　 第三次，是1976年7月1日至5日，参加沈阳军区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召开的全军区军事训练现场经验交流会。那一年我26岁。
　　 沈阳军区决定于1976年7月初，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召开军区军事训练现场会，师以上单位都要派军事主官和作训部门领导参加。每个军级单位要总结一份军事训练方面的经验材料，在大会上交流。外长山要塞区首长指示要海洋守备区总结炮二连材料，代表要塞区参加会议。一天，政治部张德林主任对我说：“守备区首长决定叫你去炮二连写这个材料，由组织科宋大安科长与你一同去。材料写好后，守备区首长要讨论，然后报要塞区审查，再报送军区。这是党委首长的信任，一定要完成好。”接受这个任务后，我既激动又有压力。激动的是这是守备区首长对我的一个高度信任。压力是我虽然这些年写过一些单位和个人的典型材料，都是在守备区范围内介绍，或者是代表守备区党委总结的理论学习经验。这次写的虽然也是连队的经验，但却是代表军级单位参加军区的会议。党委首长亲自点将，并且要组织科长陪同我去，而我当时才只是个连职干部。按道理部队的训练中思想政治工作或军事训练方面的材料，要么由组织科负责来完成，要么司令部作训科来完成，怎么也轮不到宣传科来写呀。领导这么安排，一是对自己的看重，另一方面，是觉得我在这个连队当过班长和排长，对炮兵业务和这个连队更熟悉一些。我们在连队经过两三天的座谈讨论、搜集情况和调查研究，已基本了解和掌握了这几年来连队的基本情况、典型事例和主要经验。又考虑到在军区这么高规格的会议上介绍，我决定把题目立得更宏观一些。于是，我便列出这样一个大题目，即“从海岛特点出发，为打赢反侵略战争而练”，同时还列出了三个小题目，即：一是从海岛的战略地位出发，树立长期死守独立作战的训练宗旨。这一点首先就区别于以运动战为主的野战军。二是从海岛的地理环境特点出发，因地制宜地制定训练计划和训练方法。强调海岛阵地固定而目标变化多端的特点，如以海鸟当飞行目标，以各类船只当做航行目标，抓住任何机会搞好训练。三是从未来战争对海岛部队的要求出发，培养一专多能一兵多用的军事人才。强调打破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单调训练方式，注重培养全能炮手，以解决海岛部队战时兵员补充困难的问题。我的这个纲目提出来后，立刻得到了宋大安科长的赞同，当我们把这提纲给守备区、要塞区两级领导汇报后，也得到了他们一致的同意。提纲通过后，我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4500字的初稿写了出来，几经修改定稿后，经守备区党委审查通过，又经要塞区党委会通过。6月15日，我和连队指导员姜丰满起程直奔齐齐哈尔，此时，军区军事训练现场会的筹备组已经进驻68师招待所，军区十几个大单位写材料的同志也一并到齐。军区副司令员袁俊、副政委付奎清、参谋长高克也都赶到，并且亲自参加材料的审查工作。我们炮二连的材料先是经军区宣传部战教科副科长范洪奎看了一遍，觉得没什么问题，便报送军区首长审查，谁知竞被负责审查材料的付奎清副政委和高克参谋长认为是海岛部队特点特别突出，内容很生动，于是便顺利通过了。我暗自庆幸。7月1日，现场会开始了，外长山要塞参加会议的是王克仁副司令员，海洋守备区参加会议的是王诚司令员，他们到会后听说材料顺利通过，都非常高兴。会议开了三天，第一天是大会介绍经验，跑二连指导员姜丰满在大会上发言。后来，这份经验材料被收入沈阳军区军训经验集集锦一书中了。接着，与会人员实地观看了23军68师部队的对抗演练。后参观了全国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大庆油田。会议给我们每人发一份礼品，即二斤白糖。
　　
　　 沈阳军区军事题材电影艺术研讨会
　　
　　 第四次，是1987年8月25日至29日，参加在位于大连市金州区的大连陆军学院举行沈阳军区军事题材电影艺术研讨会。那一年我37岁。
　　 经大连军影站边焕军同志的推荐，经军区主办方同意，我做为正式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电影艺术方面的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我宣读了题目为《军事题材影片与革命英雄主义》的论文，有5000多字。我在论文中针对当时军事题材电影创作中存在的认为历史题材的英雄较多，新时期似乎没有什么英雄可以塑造；在塑造新时期英雄人物时，总喜欢表现他们不英雄甚至是缺点弱点的一面；以及把军事题材影片“社会生活化”等问题，着重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应当充分利用新时期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事件来塑造新时期的英雄形象。二是应当努力塑造新时期完美高大的人民军队的英雄形象。三是应当通过电影艺术给新一代青年指出一条成长为英雄的道路。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0多人，其中有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报、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相关领导以及影评专家，也有一些来自基层的战士影评骨干。由于他们的发言大都是就越战片等一些具体影片来谈论创作技巧的，很少有像我这样从军事题材全局上来立题并加以阐述的，因此，我虽然是军区影评界的一个新人，但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关注，尤其是引起了与会领导和专家们的注意，一致认为我的这篇论文很有份量。解放军报的文化副刊编辑汪泾洋当时就把稿子要了去，说是准备编发。后来他来电话告诉我，说是到越战前线值班，将稿子转给别的编辑，结果便杳无音信了。
　　 那之后，我关注电影，并经常写一些影视评论，先后写过长征题材的影片《草地》、农村题材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电视剧《四保临江》、电影《红高粱》等多部影视剧的评论文章，均被沈阳军区的《电影宣传报》《大连日报》《大连晚报》等报刊刊用。我还结合教学实践，写出了如《关于影视功能的十个问题》《充分认识和发挥影视的社会作用》等相关的探索性的理论文章，并于1988年11月16日在大连军影站举办的大连陆海空驻军影视人员培训班上讲课，又于1989年4月22日在海军大连水面舰艇学院影评培训班上讲课。应该说，这些对电影电视方面的关注和评论的文章，对我后来从事电影文学剧本和电视连续剧的创作，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