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冬，我爹有一天被传到大队听会，带回来一条训令：鉴于目前阶级斗争的复杂形势，上级要求：四类分子的家里如果来了远道的客人特别是需要留宿的客人，一定要向队里报告，不得遗忘；客人要接受队里的审查询问，不得拒绝。否则，出现一切后果拿你是问，云云。而四类分子想要出去到亲属家串门，早就被严令禁止了，不准“乱说乱动”嘛！
　　 我爹每次听会回来都要向家里详细传达会议精神。这次“传达”之后，我说：“这一条咱家大概不会犯规。”因为我家无亲无故，谁会来我家“驻扎”串门？
　　 凡事都有一个想不到，这条训令发布不多日子，我家还真的来了两个需要留宿的客人：家住“北大荒”的我的大姐夫领着他的孩子来了。
　　 我的大姐是我爹娘的第一个孩子。她十七岁时远嫁到辽河北岸怀德县的河夹信子屯，二十三岁时死于痈病。她生有一女，在她死后一个多月，小孩因思母成疾，也追她而去，年方五岁。从我大姐嫁到河北，直到去世，我家只有我的二姐去过她家。二姐以下的我们哥几个，根本就不知道姐夫的窝棚坐落在哪里。大姐出嫁那年，我才六岁，年幼无知，而我最小的弟弟，大姐死时尚未出生。
　　 大姐出嫁以后，因路远不便，只在最初回来过两次；后期患病，卧炕不起，只能望乡流泪，所以我们对大姐都没有印象，更没见过她的孩子。实际上我们的这门亲戚从那母女俩去世就算结束了，多年来都没了音讯和来往。
　　 我大姐夫是个正宗的贫下中农，上查三代，都是给地主扛大活的本分农民；社会关系除了我爹这个已经退位的老丈人，没有半个污点。但是他没能没耐大字不识一颗天生的窝囊废一个，再加上身体欠缺弯腰驼背是远近闻名的赵罗锅，不然说不定早就升到哪一级机关上班去了，可惜现在，在生产队里也只能当个下三等的社员。
　　 从我大姐卧病在床再到去世以后的数年里，也属实难为了我的大姐夫。孤身一个以后，他为了节省烧柴，做到了真正的“以社为家”，在生产队里栖身。队里也顺水推舟，安排他当了饲养员。这次他大老远地来串门，其实是他新近又重组了家庭，前来认亲的。
　　 他刚续的这个妻子，是个从关里流浪过来的逃荒女人，带来一个八岁的男孩。这个小孩还挺乖巧，按照我大姐夫的指点叫着姥爷姥娘大舅二舅的，眼睛里透着对这个新姥家的新奇，只是对他的新姥爷那张阴沉的脸有点不敢正眼相瞧。
　　 他们爷俩来到时已经快要天黑了，吃完晚饭以后，我爹就说：“家里来人啦，我得报告去。”说完就走了。
　　 “咋？来人还得报告？”我姐夫一脸从没听说过的表情。文化大革命已经持续了二年了，但是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震动；当然，以他的水平，也根本不能体会到，我家承受的压力能有多重。
　　 一会儿，我爹回来了，对我大姐夫说：“叫你上队里去一趟。”说完，就把我大姐夫和那小孩领走了。
　　 过了老半天，我爹一个人回来了。我娘问：“他大姐夫呢？”我爹说：“在队里住下了。”“咋还不让回来了？”“不是。他说队里的炕怪热乎的，和饲养员说说话。”爹说完叫我给送一条被子去。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大姐夫吃饭。到了队里，不见人。饲养员说：“你大姐夫一早领着孩子回走了。让我告诉你，把被子拿回去，他就不到你家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