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在农村，谁家有台缝纫机，那可是极罕见的一件事，要不了一顿饭的工夫，消息会传遍整个村子。
　　 我家那台“飞人牌”缝纫机，就是在那个时候买的，听母亲说，是爷爷用粮食换的。拉回来时，刚吃过中午饭，屋子里一下子围了好多人：有用手抚摸的，有认真听父亲讲解怎么使用的，有坐在凳子上亲自感受的，还有拉着母亲的手连连夸赞的。那热闹劲，一直持续了两三天。
　　 可是，就是这台缝纫机，在带给家里不少便利的同时，也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听母亲说，一开始，她看着这台光滑而新鲜的缝纫机，根本不会操作，是有些文化的父亲，拿着说明书，一点点教她学会的，正所谓“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半年时间不到，母亲就已熟练缝制各种上衣和裤子了。
　　 之后，找她缝制衣裤的大婶大娘、姑姑阿姨越来越多。母亲从不收钱，更不会拒绝，总是热情接待，周到服务。尤其对那些找上门来的大姑娘小媳妇，母亲干脆教她们怎样使用缝纫机。就像当初父亲教她一样，从掌握缝纫机的技巧开始，一点点学起。什么穿针引线、调整针脚，什么梭芯安装、手扶布料，什么脚踩踏板，用力轻重。母亲都是手把手教，一遍遍示范给她们看。
　　 这些姐姐嫂嫂，都是些有文化的人，加之心灵手巧，学习劲头十足，不出一周，全都熟练掌握缝纫机的基本技能，单独操作。从此，家里就跟集市一样热闹，整天人进人出，笑声不绝。时间一久，我家的活，根本不用母亲动手，全是这些姐姐嫂嫂们抢着完成。起先，母亲不让，怕打扰她们。谁知她们却说：“能用上你家这罕见的缝纫机，省了多少事？咋会打扰？要说打扰，是我们打扰了你。”一席话，说的母亲喜滋滋的，任由她们在缝纫机上施展各自的才能，她只在一旁打下手，不是帮着裁布料，就是端来刚烧开的水，有时，还会留她们在家里吃饭。看到这种“浇花浇根，交友交心”的温馨和睦场景，母亲心里美滋滋的。
　　 可“好花不常开，好事不常在”，这样的光景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就被一种意想不到的风波冲散了。
　　 那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一向人进人出，热闹和睦的我家，突然间门可罗雀了，一天也来不了一两个人，即使偶尔有人来用缝纫机，也是晚上悄悄地来，悄悄地走，生怕被人发现了似的。我非常纳闷，好几次问母亲啥原因，母亲总是说：“人家不好意思再用了呀！”这话我当然不信，就凭母亲的厚道和热情，哪有不好意思的呢？我又多次缠着父亲问究竟，结果才知：我家被刚刚划分为地主成分。那时我小，对地主成分不很了解，只隐约听说之前我家是“小土地出租”，怎么又改成“地主”了。难道“地主”与“小土地出租”竟有这么大的区别，连来我家都不敢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天晚上，天下着大雪，我早早钻进被窝，准备睡觉。就在我迷迷糊糊快进入梦乡时，就听有人敲门。正在做木工活的父亲赶紧起身开门，进来的是隔壁大妈。我一下子睡意全无，母亲也停下了手中的针线活，起身让大妈坐。进门后的大妈，手里拿着一块粗布料，对母亲笑着说：“这是我家老二的一件罩衫，麻烦他婶给做一做。”母亲接过布料，笑着说说：“这有啥呢？你放下，做好了我叫你。”说完，母亲看了大妈好一会儿，才说：“谢谢嫂子还敢来家。”“他婶说的啥话。不是不来，是真怕连累你们。你说这好好的，咋就成地主了？”说着，大妈看看母亲，又看看父亲，压低声音说：“这次改划成分，该不会是你家有这台缝纫机吧！”母亲收住了脸上的笑，轻轻叹口气，把脸扭向一边。旁边的父亲急忙转过脸，硬挤出一点笑说：“没啥，形势所需嘛，我们接受就是了。”听了父亲的话，不知怎的，我的心在隐隐作痛。
　　 随后的日子里，我们家的处境就开始异常艰难，正应了那句“人敬有钱的，狗咬提篮的”话。我们失去了所有的政治待遇，就连召开社员大会，父亲和哥哥们也只能坐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充当可有可无的角色。
　　 我在学校的处境也是如此，不能和同学打架，输赢都是我的错；不能说家里的好，若被同学听到，就说我想变天；任何勤工俭学活动，都必须积极，只要有半点怨言，就是对社会主义的不满。那段年月，我们就像被社会抛弃了似的，看不到一点生活的希望。尤其是后来，随着子女的增多，生活更加艰难。虽然有快捷便利的缝纫机，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织好的布料，怎有做成的衣服。对此，母亲常常暗自落泪，只好把穿过的旧衣服，拆了补，补了拆。一件衣服，已经是补丁摞补丁了，可母亲仍舍不得扔，总是拆洗后再缝制成小一点的衣服，留给弟弟妹妹穿，要不就是把不能再用的小布头糊成大布片，做成布鞋穿。每每看到这些，一些好心的大婶大妈，就把家里的旧衣服拿给母亲，让她看着能用就用。感激之余的母亲，就用她那灵巧的双手，把那些旧衣服，合理地裁剪和拼接，缝制成一件件虽有补丁却合身得体的上衣活裤子，让我们度过一个个寒冷而温暖的冬天。
　　 时间如流水般不知不觉地从身边流过，我们却感到每过一天都是那样的艰难与不易。曾带给我们欢心与惬意的缝纫机，此时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就像是十块烧红的炭，碰不得，也挪不开。假如不买它，也许就不会有成分的升级，不会有全家人的政治遭遇，更不会有低人一等的憋屈生活。我们一家人，除了母亲还时不时在缝纫机上干点活外，谁都想让这个不祥之物尽快从眼前消失。
　　 也就在这时，我姨表姐来到了家里，说是一大家人的衣服急需要去做，看能不能借缝纫机用一个月。这是多好的事呀！一听这话，还没等母亲开口，我们兄弟几个便抢先举双手赞同：“用一年都行。”姨表姐当然知道这是玩笑话，认真地对母亲说：“我做完活就送来。”母亲知道我姨家比我家孩子还多，日子也艰难，她咬咬牙说：“不急着送，我要用，会让你表弟去拉。”
　　 看着姨表姐拉着架子车远去的背影，我们兄弟几个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好像没有了缝纫机，我家就能重新回到从前，再也不会有人对我们低看一眼。可事实并非如此，地主的帽子依然戴在我们头上，低人一等的生活依然陪伴着我们。更难熬的是，没有了缝纫机的便利，母亲便拿起针线盒，坐在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补衣服，那情景，那熬红的双眼与沉重的叹息，叫人一阵阵心酸。但我们兄弟几个，谁也没提出把缝纫机拉回来，就像一件不喜欢的东西，丢弃了就不想再捡回来一样。直到那年冬天，母亲要给赶制我们几个过年的新衣服，才催着我两个哥哥，说什么也要赶天黑拉回来，哪怕过完年再给你姨家送去。
　　 此后的几年里，我家的缝纫机，就像一件烫手的山芋一样，从我家到姨家，又从姨家到我家的来回拉送，一年至少有三四次。直到一九七九年我家摘掉了地主的帽子，那台已经使用了二十余年的缝纫机，就再也没被姨家拉去，成了母亲一刻也不能离开的得力帮手，而此时的村子，已经上了高中，农村大部分家庭都购买了缝纫机，而且品牌多，样子新，价格实惠，轻巧耐用，再也不是我家独享的稀罕物了。
　　 再后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纺织设备的投入使用，单一的家庭缝纫机便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再也不需要在自己家里，坐在缝纫机前，一点点地缝制衣服了，而是随便走进哪个商店，或点开哪个网站，都能买到款式新颖、物美价廉的心爱衣服。
　　 但这并不能取代心中那台“飞人牌”缝纫机的印象，他就像一位沉默的老匠人，用细密的针脚，将童年的暖、母亲的爱，一针一线地缝进了我人生的底色里。每次回到老家，我都要揭开覆盖在他身上幕布，长久地看着他，抚摸他，那已经脱掉油漆的斑驳的机身，那裸露在外的深浅不一的木纹，多像母亲脸上的皱纹，每一道都藏着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是母亲留下的余温。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