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包”一词，在民间用语中，大多为贬义。“草包”指能力差，没有用的人。类似“废物”或“笨蛋”的说法，具有侮辱性。在人事相处，或职场纷争中，若在某些不当场合，骂人“草包”。是会引起事态纠纷扩大，相互打闹，甚至是诉诸法律的。
　　 然就有一个自喻“草包”，还生怕人们不叫他是“草包”的先生。看官，你道这是怪事吗？你或许认为世间哪会有此等自喻“草包”，愿意自辱其身的人？然则实有其事，实有其人。欲知其详，且听我慢慢道来。
　　 这位先生自喻是“草包”，也是经历了些心路历程的打磨后，所得的认知，方以“草包”自居，或是自嘲吧。这“草包”名号得来实在也是经历了些周折的。
　　 这位自喻“草包”的先生，又因其获了“草包”之名，也到是小有些反面“名气”了的。
　　 “草包”先生名叫张跃争，北京人，知识分子干部家庭出身。父母社会地位本也不错，听说还是什么教授，讲师级别，在政府机构中任职。张跃争在这种家庭中出生成长，固然就有比一般普通平民百姓优越的教育条件。是60年代初的中专毕业生。中专生在那个时代不多见，是知识分子了。可是在那个政治运动较多的年代，张跃争正值书生意气，思想活跃，追求真理和正义。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站队表达观点立场，口无遮拦，因此犯事，被送到了s劳改农场。因年青气盛，对案件不服，固执已见，认为自已有理。不服又闹，又被加重处理。
　　 张跃争在劳动改造中常有抵触情绪，不时与干部争论。在改造环境中，自然是会被那些跟随干部左右的所谓积极分子的打击夹磨的。几年下来，他终于好像是有所悟了，觉得自已就像个草包。于是以难为难，破罐破摔了。
　　 一天，他买了许多糖果，趁着放学时间，到子弟学校门口，把糖果拿出来，对着小学生说：“叫我一声草包，给一颗糖吃。”
　　 有些小学生就试着叫他“草包”，他果然给他们糖吃。小孩子们知道他无恶意，叫了“草包”还有糖吃，就争着叫他“草包”，获得糖吃。他还嫌“草包”之名扩散度不够，大有些觉得自虐自辱还不够过瘾的缺憾。后来又趁着小学生放学时，在放学路上叫小学生排成纵队，听他指挥，他先作了演示。他叫一、二——起，小学生们齐声高叫：“张——草——包”。然后他就分发糖果，小孩子们都听他指挥，大声叫着“张——草——包”。既得糖吃，又获乐趣，那里不好。如此几次，“张草包”这个名号也就叫成了。以后人们凡与他接触，相互来往，叫他的姓名，他都不答应，他说：“我是草包”。于是人们就叫他“草包”，他才答应别人。久而久之，人们都叫他“张草包”了。这“草包”之名，到实在也是费了一番功夫的。这就是“张草包”缘起的故事，农场里一定范围内的人们，亦知其事。管教干部对这种情况虽然不屑一顾，但还是要斥责一下的。可人们从此就叫他“草包”了，也认定他就是个草包
　　 柳植农是在农场长大的，参加了农工后，在桃园组任组长。是听闻了这个“草包”故事来由的。也不觉奇怪，在改造场所，这些事是见怪不怪的了。按照在农场这种改造环境生态中的认识经验，大底认为“张草包”这人是一个受了某种刺激的人，就如农场里常见的一些“神经病”一样的那种人。故对之无有轻蔑，到是有些尊重同情的。
　　 1982年，应上级要求，大队要引进一些当时属于前端，被市场欢迎的桃树新品种“大久保”，“奉化玉露”的种植。要新增一片新品种桃园，桃园组要实施贯彻这一工作任务。柳植农从新品种要求的植株距离，桃园的远观近看都作了一番设计。到了组织实施这一工作时，光靠桃园组的工人是不行的。大队还要调配一些劳动力到桃园组来，听候柳植农安排干活，这其中就有就业人员“张草包”。大家到了新品种大久保、风化玉露园区，看着柳植农搞的示范，有些新奇，各各依其自已的观点，说长道短，发表了些意见。有一些人说“种桃树就种桃树行了，怎么搞得像花园似的。”这时，“张草包”跳出来反驳这些说法了，他说：“花园式的果园，花园式农场就是好呀，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柳植农看了看“张草包”，心里到是有了点慰藉，证明了他原来先前对“张草包”的判断是对的。张草包劳力好，干活又踏实认真。柳植农安排工作时，就安排“张草包”担任了较为重要的环节。因为他的思想意识已有花园式果园，花园式农场的意识了。
　　 后来柳植农就向大队主管果树园艺生产的干部要求，在新产品果园种植期间，让“张草包”留在果园组干活。生产干事经与改造工作干部商议，这张草包在其它小组干活时，有时容易与那些所谓的改造积极分子的班组长争论。不服管理，甚至吵闹，惹些麻烦。改造工作的干部见有见桃园组要，也就顺水推舟，同意张草包留在果园组劳动。
　　 在果园组干活，接触多了，柳植农与他聊的话题也就多了些，交谈广了些。柳植农渐渐的了解了，他要以“草包”自居的深层次思想缘由，实则是因为年轻时，在社会活动中自己太理想化了，不暗世事之故，害了自已一生。柳植农也不时试探他的思想文化趣向，一次，柳植农在劳动时哼唱起了贝加尔湖的歌曲：
　　 在贝加尔湖荒凉的草原，
　　 在群山里埋藏着黄金。
　　 流浪汉背着粮袋慢慢走，
　　 他诅咒这命运不平。
　　 刚唱完一段，“张草包”就接着唱了另外的一段。
　　 贝加尔湖我们的母亲，
　　 她温暖了流浪汉的心。
　　 为争取自由而受尽苦脑，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他唱歌的声音还不错，音质也还好，并还有些声情并茂的情境。
　　 柳植农乍然一惊，心想，这歌曲他也会唱，且还唤起了他的思想感情。这“草包”曾经也是有思想、有理想的人，也是富于生活富于感情的人。六十年代的中专生，其文化知识的教养素质，实在也是不错的。在果园组，在柳植农的带领下劳动，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也在劳动中不时有了歌声，如南斯拉夫电影《桥》的插曲。
　　 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侵略者闯进我家乡……
　　 张草包还曾有一个故事传闻，因为在改造中，对一些事的处理不服时，与干部争论。干部说他故意咬文嚼字，顶撞干部，当然是要狠狠呵斥他的。虽然这样，但他干活从不拉垮，体力也好，都是完成或超额完成规定的劳动生产任务。
　　 张草包因为顶撞干部，在管教干部的眼里，就是个老抗改了。管教干部说他思想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一次，批斗他，他不堪忍受。次日跑到了场部，找场领导说理。他驳斥管教干部的话，“说我思想反动，我遵守场规队纪，好好劳动改造。每日都是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我那里错了？说我思想反动，我怎么反动，我是一心一意跟着党走。我不靠共产党靠谁？说我要跟国民党，国民党在台湾，我靠得住吗？我想靠也靠不住啊。我的家庭也是革命家庭，干部家庭，国民党还不要我呢。硬说我要跟着国民党，那就请x干事把国民党找来，介绍我去跟着国民党吧。”
　　 场长是个文化人，水平高，是可洞观究竟的。说道：“唉呀，人们说你是草包，我还没有见过你这样的草包呀。草包能说得出这样的道理吗？草包草包，原来你不草啊，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草包个什么呀？哪个草包能讲得出这样据实有条有理有据的话来。不要闹情绪了，听我说，好好干，好好改造吧。”
　　 虽然场长也训斥了张草包，但张草包是服了的，无话可说。反到是管教干部被搞得很被动，场长当然不会讲管教干部的工作方法和水平是有问题的。但这个事实在也让那个干部讨了个无趣，是吃了一次闷气的。不用说更是恨这个所谓的“草包”了。
　　 张草包在柳植农的果园组干活，心情是愉快的，与柳植农也还聊得火热。可柳植农那年已考入了劳改工作干部学校，九月份就要入学了。张草包在果园组干活，他自认为柳植农的一些思想与他相通，也同情他，就在柳植农就要入学的前一天，在工地上干活时，他以经验和见识自居，推心置腹的告知柳植农：“在一个单位的领导层里，有唱白脸的，有唱黑脸的，你去读书毕业了，以后回到了单位，还是唱白脸为好。”
　　 其实柳植农心里清楚，他是想套近关系。为以后考虑，柳植农知道他的心思的。他是期盼柳植农读完书后还能回到大队，因为这样的有文化，有思想，有理性的干部，会对他好一些的。他的日子也可能就要好过一些。柳植农虽也生起了一丝怜悯之心，但还是随口说道：“做事做人还是要讲点原则吧，也得要于情于理公正呀。”
　　 张草包正要接着说他想说的话，侧面的杨大妈撑着锄头把，插上话来：“耶，植农是因为有文化，现在的政策好，考取了干部学校，才得当干部的。植农这种性格的人，能得做个干部就不错了。他这种讲公正，为下面劳苦被欺负的人们说话的个性，要是不改改，怕是当不了官的嘞。”
　　 张草包还想继续把话说下去，这时主管果树园艺生产的梁干事来检查工地了。梁干事既是柳植农的领导，又是柳植农的好友，因为柳植农就要离开果园组，到学校报到入学了，有一些工作要了解，便于后续管理。且平时一到工地就要与植农聊好久的。这次更不用说是要和植农讲许多许多话的，就此也就中断了与张草包的谈话。
　　 两年后，植农在劳改工作干部学校毕业后，又参加了统一高考，考入了法律专科学校。因为是带薪读书，毕业后得回原单位工作服务的。植农毕业回到农场工作，因所从事工作环境是不会与张草包这类人接触的。虽不容易再和张草包接触，但心里还是记着了张草包这个人，还是要向同事之间了解一下张草包的情况的。
　　 因为是“草包，”负面名声有些大，故许多人们知道这“草包”近几年的一桩故事。同事说他就是个草包，是个大草包。植农又问其详，同事便告知以下故事。
　　 时代改革的大潮是影响着各个领域的，劳改农场也要发展经济，当时四大队酒坊酿造的酒还是小有些名气，远近几十里的人们都专程来购买。大队领导突发奇想，想拓展市场，做大做强，向大城市发展。加上张草包平时又爱就此发些高论。就想到了张草包的家庭背景，张草包父母在京城做着官，又是什么教授之类，有极好的人脉资源。意欲进京，把产品推向大都市，推向全国，让张草包父亲、家人帮助打开市场，甚至还想在京城建立经销联络点，要干一番大事业。于是叫来张草包，告知其意图。张草包当然很高兴，还吹嘘自已的父母如何如何。并说了一通如何把单位的酒做大做强的一通大道理，远景规划，仿佛他已是这个项目的重要角色了。他还以为是改变自已命运处境的机会，认为做官，又是教授的父亲定然会帮助自已，成就自已的。农场对大队的举措也很重视，认为也是一个拓展市场的好法子。于是组成由一个副场长带队，率领生产科科长，大队两名干部，带着“草包”张跃争，拿了几个品样的好酒。满怀信心，踏上了进京的路程。可是到了京城，见了张草包的父亲和家人，可是张草包的父亲和家人态度冷淡，甚至认为他们不争气的儿子丢了他们家里的脸，并且还十分警惕。说是年岁大了，不参与经济活动，仅是好言应付一下罢了。弄得张草包灰头土脸，农场去的一行人讨个没趣。弄成了一出笑话，一出闹剧。
　　 回到农场后，张草包自然是没什么好日子过的，由此他也清醒了许多。不光是社会抛弃了他，家庭也早已抛弃了他的。他实实在在是个弃儿了。绝了念，也就安心老死在农场了。他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终于还是在附近农村，找了个丧偶，带着两个孩子的中年妇女成家。成家后也怀上了一个孩子的，可那些年是计划生育政策年代，因为那妇女已有了两个孩子，按计划生育政策，是不允许生育了的。张草包当然希望能有一个孩子，但按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大队责令政工的干事，带着几个女工人，强行把张草包的妻子拉去做了人工流产，并强行结扎了。
　　 九十年代中期，张草包因身体欠佳，郁郁的去世了。他就在自喻为“草包”几十年的环境生态中，结束了生命的历程。张草包在劳改农场几十年，他的父母亲属都没有到农场看望他。张草包去世后，哪位农村的大嫂也是尽人妻之责，尽心尽意按当地风俗好好的安葬了张草包的。这应该就是张草包的宿命吧。
　　 一个自喻为“草包”的人，就这样在人们都视他为“草包”的环境中，也是在被社会唾弃，被家庭被唾弃，认为他就是真正的“草包”的社会环境中走完了一生。说他不是草包，他是有文化，也曾是有思想，有理想的人。说他是草包吗，也没有错吧，不愿适应改造环境，书生意气，不知世事，这“草包”到真的是草包了。最后郁郁而终，走完一生。这世上也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个生命来了去了，就像一粒轻尘的起落。何况还是一个“草包先生”，谁会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