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六日到江西广昌插队的，插队十年感受到与上海不同的饮食文化。
　　 那年我们六名上海知青插队头陂公社边界大队曹家边生产队，进村的第一个月是吃派饭，就是每天轮流到村民家中吃饭。江西人爱吃辣，第一天的吃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他们吃饭不用碗，都用钵。桌子上摆着几个菜，一只钵里黑黑的几片，我以为是牛肉，夹了一片放进嘴里，一口咬下，辣得不行，连忙吐了出来。老俵讲这是坨椒饼（辣椒饼），是用南瓜和辣椒做的。也可以用糯米粉和辣椒做，反正配方有好几种。接下来，几乎家家都有此菜，只是口味略有不同。我是怕辣，不爱吃。他们几位，说蛮好吃的。虽然事先告诉老俵菜里不要放辣椒，但每只菜都有辣味，因为锅是辣的。
　　 再说饭，饭粒颗颗饱满，比上海的饭粒大多了，看上去卖相很好，其实中看不中用。它叫泡米饭，泡米是先将稻谷放水中煮再来舂米，舂出来的米没碎米，所以舂出米的米百分比很高。先在大灶把泡米煮一下，再把泡米捞出来放进蒸笼蒸，米汤用来喂猪。这样蒸出来的饭，看上去颗粒硕大，但像爆米花既不耐饿，又没有营养，纯粹是骗肚子。
　　 被动吃辣，对我们影响很大，首先是方便变得不方便了。其次是精神不振，每天被辣困扰。后来我们和队长提出，不吃派饭，我们自己烧，队长同意了。就此摆脱了困境，二位女生蛮会烧的，我们在曹家边尝到了上海口味。
　　 那些年能吃到的也就是空心菜、红薯叶、茄子、豆角、丝瓜、苦瓜、芥菜、韭菜、葫芦、冬瓜等这些当地能产的蔬菜。
　　 这些在我们的自留地里基本种上了。我们还特意种上了西红柿，可因气候和土质的不同，长不出大番茄，只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就这样，还被老俵阿仔偷过，不过他们认为没什么好吃，后来就不偷了。这里种的番茄不易变红，我们要把青番茄放在米缸里，数日才会变红。用它炒蛋或烧汤，过一把上海菜的瘾。
　　 我们自留地里最长久的菜是留翁，就是红梗空心菜，因为它割了还会长。还有茄子，到秋天还有。尽管说秋茄子不好吃，但对我们来说，有就是好，管他好吃不好吃。
　　 头陂有一种叫＂菜脑＂的蔬菜，外形酷似蒿苣，炒腊肉味道不错。我们自留地里种不出，要到集市上买的，价钱不贵。
　　 那时头陂集市上的甲鱼很便宜，五角一斤，一元就能买一只。我们一买就是二只，吃了可以补脚劲，我们插队在曹家边的尤其需要，因为赶一次集，来回就要翻山越岭50里。
　　 记得有一次到羡地万金源处做客。他们生产队里有六名上海知青，还有桑才华、谢逸珍、邱秀瑜、陈梦如、杨汉璧，他们都很好客。小万把养了几个月的兔子宰了，几位女生一起动手，烧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来客。红烧的兔肉特别香，我还是第一次吃兔肉，虽过去几十年仍有回味。
　　 那次做客还有件我印象深刻的事，是吃汤团。那年他们队里可能是糯米丰收，他们做了很多芝麻汤团。我平时就喜欢吃糯食，我说可以吃很多，记得当时袁济群也在场，他和我打赌，说我如果吃到20只，他翻跟头给我看。我一连吃了24只，这汤团和当时上海美心点心店的对香（就是两只汤团）一般大小，不可思议吧！想想我们是年轻的新农民，肚皮有这个容量，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袁济群的跟头免了，吃饱是硬道理。
　　 七零年四月，我们生产队来了9位上海六九届初中生知青，六男，三女。我们都住在祠堂里，一共14位（有2位已离开）。既然都是上海知青，大家就一块吃。开始还好，大家争着砍柴挑水，家务活抢着干，自愿把上海带来的好吃的，给大家分享。可好景不长，三四个月一过，情况就变了，水没人挑，柴没人砍，撑不下去了，大锅饭吃不下去了，于是只好散伙。事实证明大锅饭吃不得。
　　 大伙三三两两，自行起灶搭伙。后来，大家陆续搬出了祠堂，到村里借房住。这倒是好办法，就这样一直维持着，相安无事。
　　 我在曹家边六年半，基本上是和比我小两届的同校女同学应秀莉一起搭伙吃饭的。她负责烧饭菜，我负责自留地，挑水，砍柴。说起和小应认识，纯属偶然。那是在赴江西插队的绿皮火车上，小应是我的邻座，大家谈得比较投机，到公社分配时，我们几个要求能分在一起，谁知分到了穷山沟曹家边，一起吃苦。
　　 小应人如其名，容貌端庄清秀。她勤快能干，吃苦耐劳，尤其是烧得一手好菜。那些年里多亏了她，能让我在艰苦的生活中，吃到不辣的，地道的上海口味的饭菜，现在想想真的很不容易，有福了。
　　 有时到很远的地方干农活，这就要带午饭。我和小应也带上午饭，到中午吃饭时，家家人家找一块地头吃饭，我们也找一块地方摆开饭菜吃起来。老俵见状就会打趣说：“招拢习（一起吃），就招拢睏呗！”我们则一笑了之。
　　 吃小灶有时候会遇到麻烦事，有时晚上忘记把饭盛起来。第二天一早，打开锅盖，里面爬满了蚂蚁，怪瘆人的，怎么办？再重新烧饭，出工来不及，只好用水反复漂，把蚂蚁漂掉。但不可能全部漂干净，总有几只夹在饭粒中，无奈的我们只能吃蚂蚁泡饭，边吃边挑剔蚂蚁。
　　 还有更糟糕的，就是刚烧好饭，我们进房间里休息片刻，忽听到响动，推门一看饭被狗吃了，狗吃饱了溜之大吉，苦了我们，只能饿着肚子去上工。
　　 有一阵，小应担任大队赤脚医生，要在边界四个生产队轮流巡诊，住在大队部。那时，我既要出工，又要烧饭，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中午收工回来，打开厨房门，惊喜地发现饭菜已烧好了，原来田螺姑娘小应回过来了。有时她会等我一起吃饭，小别重逢，感觉就是不一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没曾料偶然的相识，竟相伴搭伙了六年多，直到七五年秋，我俩离开曹家边，各奔东西。但这六年多的情谊，非常难得，没齿不忘。
　　 每逢过节或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都会买上猪肉，鱼鸭等，烧几道可口的上海菜。我们有一道保留美味，就是把午餐肉切成小方块，然后裹上蛋清，放在油里煎，蘸上番茄酱吃，脆脆的，嫩嫩的，酸酸的，甜甜的，味道不要太好哦！
　　 为了助兴，再买上一瓶葡萄酒或猕猴桃酒，当地盛产猕猴桃酒，度数不高，价格也不贵，一元多点一瓶。那年月，颇有点今日有酒今日醉，管他明日何其累的味道。
　　 记得有一个阶段，临近冬天，青黄不接，钱用完了，家里寄的钱还在路上。自留地里什么菜也没有，我和小应只能吃用一只鸡蛋燉的蛋汤，只有碗面上薄薄的一层蛋，下面全是汤水。
　　 更艰苦的是，连一个鸡蛋也没有了，只能吃玻璃汤。就是用鱼露冲点开水，下饭吃。
　　 好在，这种穷到根的苦日子没几天就结束了，家里的救命钱一到，一切都好起来了。虽然这种苦日子没几天，但刻骨铭心。
　　 农村里还有一桩与吃有关，老俵开心的事。就是每年七八月份，双抢农忙结束，村里要请大家吃糍粑。规定只准吃，不准带。老俵们每家人带了茶水，敞开肚子使劲吃，有的吃2斤，有的吃3斤，每个人都吃得肚子圆圆的，像猪八戒的肚子。队里知道我们上海知青吃不了多少，于是准许我们可以带点回家。我们把带回的糍粑，做成小饼放油煎，味道不错。
　　 秋天还有一样好，那就是收山芋了。除了自留地里种的，还能分到不少。我们把一部分塑（磨）成粉，一部分带回上海，一部分用它代替藕粉冲着吃，两全其美。另外，山芋汤也是很棒的。晚上我们几位上海知青常常聚在厨房，边聊天，边烧山芋汤。暖胃的山芋汤不但驱寒，还能抵饥，补充养分。
　　 七五年元月公社派我到头陂大队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被分配到头陂二队，又开始了吃派饭。头陂二队的生活水平要高于曹家边，老俵家的饭菜也好很多。但还是有一些生活条件较差的人家。为了不加重老俵的负担，我提出可以到水田里摸一些田螺，用田螺肉炒韭菜或蛋。因为老俵是不吃田螺的，他们是用田螺来喂鸭子的，我的建议可以大大减轻他们的负担。后来，二队的老俵以为我喜欢吃田螺菜，以致家家的派饭都有田螺菜了。
　　 当然，当地也有好菜。逢到村里加餐或哪家办婚事，那肉卒仔（肉圆）、捶鱼（鱼丝）、蛋菇（春箍）、扣肉、蒸全鱼、全鸡、扣鸭、笋干炒肉、芋子排骨、莲子红枣桂圆汤等就是上等好菜了。
　　 其中肉卒仔采用猪肉与红薯粉制作。不用油炸，而汆入汤中，浮在汤面，丸子色灰白，弹韧爽口，肉质鲜香，是节庆宴席必备硬菜。
　　 捶鱼，则是鱼肉剁碎，混合红薯粉，蒸制后切片，搭配辣椒爆炒，口感独特。
　　 春箍，这道广昌特有的美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蛋箍”。其制作过程颇为讲究，需要选用上等的猪小肠，经过精心翻洗和充气检查后才能投入使用。接下来，将土鸡蛋打入大盆中，加入适量盐和清水经过反复搅拌打匀后，再利用漏斗将其灌入猪小肠中。灌制完成后，将肠子两端扎紧，放入蒸锅中蒸煮约20分钟。然后捞出来剪成一小节一小节，像蘑菇一般。金黄色的，好看又好吃。
　　 点心有油圆、勺仔糕、芋苞等。我比较喜欢吃油圆，它是用红薯粉面团炸制，外酥里糯。我一口气可以吃五六个。勺仔糕和油圆一个类型，只是形状不同。芋苞，外皮酥脆，内馅咸香，由芋头、红薯粉等食材制成。
　　 酒则是老俵自己酿的米酒，比日本的清酒好喝。还有酒酿酒，乳白色的酒水，甜甜的，但容易上头，不能多喝。
　　 还有一道美食，让人惦记，那就是鸭子喔（谐音字）糯饭，这里的“喔”有焗和煲的意思。就是农历七月后，新鸭上市，把洗净的鸭块煸炒一下，然后和淘洗好的糯米炒匀，再一起用小火焖20分钟左右出锅，油亮油亮，又香又糯，鸭肉酥烂，那叫一个鲜美，让人垂涎三尺。上海人的夸张讲法是“打耳光也不肯放”，估计吃过的都不会忘。
　　 插队期间，有幸参加过几次县知青代表大会，每次会期三到四天，一般大会的食堂都会安排在学校。用餐的八人一桌，学校的课桌就是饭桌，摆在操场上，都是站着吃。没有座席，凑满8人就可以开吃。中晚饭一般五菜一汤，到最后一天，县委书记会到场祝酒，有水酒和酒酿酒，菜也多了几个，八菜一汤，有几道红烧肉、鸡、鸭等大菜。
　　 每到过年，如不回上海，我们知青每人就可以到公社的供销社领到3斤猪肉。1973年，我与孙大健到镰镜生产队，和高巍、袁济群、袁济民、徐薇澜、李蓓琳一起过年，领到了二十几斤猪肉还买了鱼、鸡、蛋等好菜。我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人烧一个上海菜。有的做熏鱼，有的做蛋饺，有的做沙拉，有的做白斩鸡……我做了红烧狮子头，不是掺薯粉的肉卒仔，而是纯肉的，完全是上海味道。
　　 那几天，大家吃得很开心。可到了年初三，大家又想家了，到年初五大家回上海了。
　　 七五年九月，我被调到广昌县翠雷山垦殖场知青农机修造厂。一共有四五十位县内艰苦地区的上海知青，我们和垦殖场的汽车队人员在一个食堂吃饭。好处是不要自己烧饭了，坏处是天天吃辣，不管什么菜他们都要放辣椒的，连籽都不弄掉。吃饭时往往要弄一碗凉开水，把肉片什么的涮一涮再吃，减少一点辣味。
　　 回到上海工作，彻底摆脱了辣，应该没什么遗憾。但有时还会想念插队时的江西菜，好在我原来插队的邻居符镇邦的女儿符燕娥，在上海周边地区金都路开了一家江西广昌口味的“三味餐厅”，圆了我们回味的心愿。现在我们几十位插友每年都会光顾几次，他们也会尽量烧一些当时口味的菜肴，带点微辣，满足我们味觉的记忆。
　　 此文是零零碎碎的在江西吃的记忆片断，没有逻辑，不成体统。但如能引起您的兴趣或勾起您的某些回忆，也算不枉笔者撰写此文之搜肠刮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