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二零零一年的冬天生病，到第二年的农历七月初二便去世了。
　　 因为父亲的病，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家总是充斥着沉闷压抑的气氛。看到父亲被病痛折磨，痛苦不堪，我的内心也跟着痛苦，却又不能为父亲分担一点。
　　 小时候，父亲的形象是高大魁梧的。总给人以威严和力量。退休后，虽然家里经济长期困顿，但父亲始终保持国家干部的形象，头发稍一长点就去理了。夏天总是穿白衬衣，钮扣很多时候都是全扣上的。冬天的外套总是穿深色的中山服，最多只敞开最上边的一颗扣子。同时父亲还保持看报纸的习惯，因为是老干部，退休后还享受单位为其订报书报的福利。所以很多时候，父亲对时事政治还很了解。那时虽然家庭经济艰难，但父亲并没有因此在精气神上有所颓废。但是自从生病后，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精神也很低靡，眼神也变得空洞，这哪还是我那声如洪钟的父亲，哪还是说一不二的父亲？
　　 父亲的病最初是因为意外。当时有一家邻居建房，在公路上用拖拉机把钢筋拉直。由于在施工中没有放置提示标志，我父亲在公路上散步时，被瞬间拉直的钢筋弹倒在地。当时只认为是简单地摔了一跤，只是觉得大腿有些麻木，其他没有多大问题，我们家厚道，从没想过要找邻居讨个说法，认为只要回家多躺一下就好了，没想到父亲就这样一病不起。
　　 由于当时我家生活在农村，远离县城，在医疗条件上跟不上。我们当时都疏忽了，只是把父亲的病看成简单跌伤。当时乡邻中的申大叔总是来给父亲作定期的按摩，他说父亲的伤不严重。申大叔叫申中奎，是一位参加过对印自卫反击战的退伍老兵，也是一名老党员，当过多年的村干部，与父亲是很好的朋友。每到逢场的日子，申大叔便来我家为父亲做免费按摩，但效果总是不理想。后来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了，起床上厕所都不能独行了。并伴随着气喘、咳嗽、痰鸣、进食少等症状。
　　 当时我们乡只有两个医生。中医陈昌其，在我们那地方的十里八乡都算有名。他的中医是自学的，但他没取得从业资格，他正式的职业是乡兽医站的医生。从生病起，我们就从他那里给父亲抓药；西医何逢权，是乡卫生院的医生，毕业于泸州卫校的临床专业，不仅能治常见性的疾病，还可以做一些小型手术。何医生在我们那小小的地方就是现代医学的权威。父亲从生病之日起，我们便请何医生到家来给父亲输液。由于我们那地方小，所以两位医生与我们家都有很深的交情。他们在治疗我父亲的病时也是尽心尽力，但是面对我父亲越来越消瘦，越来越虚弱，他们也没有回天之力。他们总是对我们说，都七十多岁的人了，要吃什么，都尽量地满足他，言外之意我们都听得出来。而我父亲最喜欢的是包谷酒和叶子烟，这两样我们又不忍心满足他。对于来探望的亲友，往往我们都要从礼节上敬烟，敬酒。而作为一个有几十年烟龄和酒龄的老父亲，面对旁人在他的前面吸烟喝酒的情形，身体又不能动弹，我知道他心里非常地痛苦，很多时候看到父亲那渴望的眼神，觉得好可怜。
　　 当时为了治父亲的病，或者为了能减轻父亲的痛苦，只要听到有好的药或者好的偏方、奇方，我们都会想办法去买。记得有一次听说邻近的蒿坝镇某户人家有羚羊角，用它磨水服用去心火有奇效。我便步行了三十多里路去求药。那药主人拿出那块如羊角一样的东西，在一个粗碗里装了一点水，便将那药在碗底上磨，收费的标准是磨一圈一元钱，他每磨一下，我就觉得神经跳一下，他那碗就如一个点钞机一样！当时我的工资每月还不足四百元。我那点工资在这粗碗上圈不了多少转就没有了。来回走了六十多里路，花了几十元钱，怀着一种极高的期盼把药喂进了父亲的嘴里，希望奇迹出现，但父亲喝下了这药水后也不见什么效果。
　　 还有一次，是几个游医来我们地方卖药，听邻居介绍很是灵验。我也是买了一瓶药酒来给父亲服用，服用后确实觉得神奇，因为父亲服用后的睡眠很好。但后来我过了一段时间才明白过来，那药酒里一定加上了安眠药的成分。因为那瓶药酒用完了，父亲的病情还是原来的样子。
　　 我们那里是小地方，一个人病重，整个一条街的人都知道。那段时间我只要走在街上，总会有乡邻关心地问询我父亲是否有好转。
　　 父亲在生病期间，前来探病的人很多，有的是乡邻，有的是亲戚，有的是父亲原来的同事，有的是父亲的朋友，还有乡政府的领导，还有老干部局的领导。很多时候，家里都有客人。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关心与关爱，同时也让人倍觉得温暖。毕竟一个家庭，在沉闷的气氛中时间久了很难受。有的亲戚来得很远，比如我的堂兄弟们，从七八十里的镇舟马家村赶来，当时大多是步行而来的，一趟下来，要走五六个小时。
　　 对父亲的护理，全家人中无论谁，只要有时间就来护理与陪伴。大家都没有推托过，所以父亲生病期间身边没有缺过人。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作为子女的还是做得不错，凡是父亲有需要的时候，都做到有求必应。二哥当时在离家二百多里外的高县某地上班，只要有时间就赶回来看望，五哥在六七百里外的德阳上班，也是赶回来陪父亲一段时间，还特意为父亲熬鲫鱼汤。大哥在县城读高中的两个儿子，也不时在周六抽空回来探望爷爷。
　　 春季过后，我与家里人商量，还是想办法把父亲送到县医院去治疗，就算最终不是理想的结果，但至少也不留下遗憾。于是在正月十四那天，我便将父亲送到县医院，这一住就是四十余天。医院给父亲的诊断的结论是脑梗。在治疗上除了打输剌五加之类疏通心脑血管的药，其他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这段时间在护理上很麻烦，因为当时的交通条件差，我们家到县城乘车要四个多小时。而且家里人各人都有各人的事，最终我和二哥商量，每个星期二哥从高县赶来负责周日到周三早上，我周三早上赶到县城接班，负责周三到周六，中间做到无缝衔接。如果实在有要事忙不过来，便让大哥在县城读书的二个儿子新春、新江来顶班，或者让熟识的其他病人家属看管一下。
　　 父亲生后病后期，他的右手食指、无名指、小指便弯曲不能伸直了，以至于手心不能及时清洁。为此我特意把一个空的塑料小药瓶四周穿上孔，放在父亲的手心，这样保证了手心通风，不至于发炎。
　　 当我们把父亲送到县医院就医时，乡邻们很多都认为老人家有可能一去不复返了。还有一些乡邻私下说，这时才送去治疗，就是为了在医院去世后火化，听说那会领到一笔很可观的费用。我与二哥在护理父亲上真的可以用疲于奔命来形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不可能在工作时间上耽误太多。而父亲的病虽没有加重，也没有多大的好转。经过四十来天的治疗后，我们便又将父亲办了出院。
　　 父亲在住院这段时间特别想回家，一直都在念叨回家，当我们最终决定回家时，他脸上的笑容很幸福。情绪上也没有原来那么暴躁了。
　　 父亲是四月份出院的，到了家里，还是由何逢权、陈昌其两位医生中西医结合治疗，又过了四个月，父亲便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