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农民，没有多少文化。可是他挺爱写，并且锲而不舍，鼓捣了半辈子，由此结识了一些编辑。但因我的父亲是“大老粗”，自身修养太差，曾与一位小报编辑发生过“不该发生的故事”。可是后来，他又与仍是这份小报的后任编辑成了朋友。现在，我把这两个往事原原本本地交代出来，诚诚恳恳地袒露心境。
　　
　　 一、高继恒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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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是1986年去世的。他去世以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高继恒老师给他写来的，此人曾在我们梨树县文联主办的《梨花》报担任主编。可惜这封信只剩下了一张整页半张残页，而且被父亲做了草稿纸。背面粗笔浓墨的字迹透到了正面，想复印一下都复印不清。这半截信上有如下的一段文字：
　　 昨天晚间收到您的来信，读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在县文联做编辑期间，我没有尽到对您的责任，这是我深以为憾的。您在艰难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寄去那么多的小说，我这个编辑竟然一篇也未选中！而省报却连连发你的作品，那么这作何解释呢？我并没有什么想法，不是对您抱有什么成见，更不是靠关系选稿。是因为我工作太认真了，在质量上要求的过于严格，缺乏灵活性。
　　 很显然，在高继恒老师“昨天晚间”收到的那封信里，父亲一定是对他不给上稿发了牢骚，并且显示自己的稿子能经常在省报上发表，县级报更应该不在话下了，说了不该说的话。别说高继恒本人，就是我看了高继恒老师的这半封回信，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你看重你的作品，我看重我的版面，这个情感应该是同等同样的，我的版面也是靠你和大家的作品组成的。编辑部就像幼儿园，如果没有孩子进园它就不会存在，你的“孩子”果真可爱的话，幼儿园不会不喜欢，它也不会不招收你的孩子。
　　 更不应该的是，父亲的这封牢骚信，是高继恒老师已经调转到河南省平顶山市以后收到的。他已经不再管《梨花》这摊事了，并且远隔数千里地，收到了这样的信，会是什么心情？尽管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仍然给父亲回了这封我都无法知道究竟有多长篇幅的信，他在信中诚恳地写道：
　　 我总感到，你的作品无论在选材、构思、主题和写法上，都有些平淡、陈旧些，缺少新的东西。因此，掂量掂量有心要发，但是在质量这一关前就又放下了。即使在当时，我对您的稿子也是特别珍重的，为不能突破觉得可惜。但是，没发稿，并不影响我对您的良好印象和由衷的尊重。假如我能迁就一些，在《梨花》这块园地上，您会发出许多的作品……
　　 我知道，高继恒老师是个很有才华的人，虽然我没见过他，但我看过他写的很多文章。委任他担任一个县级小报的编辑是绰绰有余的，他不会委屈我父亲的稿子。
　　 发生这次“信件”的十年之后，我在1991年1月11日长春市《城市晚报》的第三版上，看到了高继恒老师写的《觅书小记》一文，从文中我知道他又回到了东北。我就委托长春市的朋友寻访此人，但是没有结果。我心中的这一块垒一直未能放下。如果此后我无缘面谒高君，就只能借这篇小文真诚地说一句：“高老师，我替父亲向您道歉了！”
　　 同时，我还要顺便向所有的从事编辑工作的人说一声：为了版面的要求，而不得不做忍痛割爱得罪朋友的事，我理解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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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清明节前夕晚上，我接到了四平文友吕小兵老师的电话。他说：你不是总想见见高继恒吗？他明天来梨树扫墓。你若想见的话，明天上午到县文化馆来，等他扫墓回来，咱们在那里相聚。我听了连忙答应：“好好好，好好好，我一定去。”放下电话，立马翻找该带的材料。
　　 高老师曾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梨树工作过，是梨树诗歌的开荒者。著名的梨树籍诗人钱万成、邓万鹏，就是从高老师主办的《梨花》报上逐渐扬名，飞出梨树的。那时候，我的父亲武子成，一个年高才浅的农民业余作者，也跟着凑热闹。别说高老师工作敬业，选稿要求较高，就是任何编辑在选稿的过程中，也要首先考虑版面需要和稿子的质量，然后才可能顾及与作者的关系。谁写稿也不能要求编辑必保刊登，可惜我父亲不理解这些。
　　 我父亲遗存下来的那封残缺的信，才使我知道我父亲做了很不礼貌的事，责怪高老师毙了他的稿子。那时候我还没有往文坛上跻身，对我父亲的事也不过问，所以对此事根本不知。待我看到那封信的时候，高老师早已远调河南平顶山，想当面道个歉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个疙瘩在我的心里存了二十多年。我曾几次向高继恒老师那摊工作的继任者吕小兵老师袒露过愧欠之意，希望吕老师能替我表达。但那只能算是间接道歉，还不知道高老师能否知道。所以这次吕老师就通知了我这个好消息。
　　 临行前，我还特别嘱咐我的老伴：把屋子好好收拾收拾，如果高老师远道而来，不急于回去的话，就请他到咱家来尝尝乡蔬野肴。
　　 到了会面地点，我不禁哑然失笑。高老师哪顾得上搭理我呀！况且还互不相识。县领导亲临接风，文化局长做陪，到场的皆是文界名流，我一个村夫野佬，跻身于这等高贵场合，自惭形秽，几欲退场。真是坐也不安，退又不妥。
　　 各位领导与嘉宾轮流把盏，对高老师的人品及文品倍加赞扬。临近最后，该我举杯。因本人从未登过大雅之堂，对“场合学问”一无所知，幸亏以上诸位才人的精彩演讲，等于给我办了一个临时培训班。我悟出酒辞必须言简意赅，表情不可惶乱失态。我首先向高老师介绍了自己，说明了荣幸参会的缘由，借此机会替父亲向高老师真诚道歉；随后，我引申发挥，强调了一个观点：作者应该而且必须理解编辑。有时候，编辑审发一篇稿子所费的心血，甚至都可以自己写出一篇来。如果我的稿子被哪位编辑忍痛割爱的话，我绝对会理解！
　　 散席以后，高老师同我热烈地握了手，我很欣慰：我总算没有白来。
　　
　　 二、吕小兵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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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柳荫浓见草堂，老汉庭前正徜徉。
　　 闻声回首忙迓客，一碗清茶话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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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甘苦我自知，半世沉浮嗟暮迟。
　　 欣逢盛时剖肝胆，化作精卫总衔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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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衔石非从今日始，弱冠投军抗东夷。
　　 幽燕山野辽河畔，几多星月照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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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衣脱罢可务农，五谷香飘绕晚灯。
　　 更有手中生花笔，写罢迎来旭阳红。
　　 这是吕老师赠给我父亲的四首诗。这四首诗由吕老师亲笔书写，制成条幅，现在在我的手中珍存。这副墨宝诞生至今已有四十年了。
　　 1981年9月，吕小兵老师来到梨树县文化馆工作，接替已远调河南平顶山的高继恒，担任《梨花》报的主编。吕老师在他的《浅谈〈梨花〉梦到今》一文中回忆说：“那时的人们，多以见报为荣，以‘变铅字’为成就，因此小小的《梨花》也就成了热土。”我父亲就是其中的趋之若鹜者。
　　 说句不恭的话，我父亲的稿子无论在选材还是写法上，都是登不上台面的，仅仅是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比较可取。父亲的那种“踊跃赐稿的精神，坚持不懈的努力（吕老师信中语）”终于引起了吕老师的注意，之后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
　　 我有幸保留了吕老师以编辑部的名义写给父亲的第一封信，那是1981年10月10日写的。吕老师在信中对给小版报纸写稿的一点要求使我至今奉为经典。他说：
　　 字数尽可能限制在千字以内。这不仅仅出于版面的限制，还符合“文章贵短”的精神。对读者是一种方便，对作者更是一种考验。因为作品的长短往往反映作者组织材料和提炼生活的能力。
　　 1982年4月29日，吕老师乘车四十里又步行二十里，风尘仆仆，来到了我们家。他与我父亲早已从编作关系加深为朋友关系了。他来到我们乡间茅舍的第一印象，形成了条幅中的第一首诗。在村蔬野肴的酒桌上，父亲的海阔天空加深了吕老师对父亲的了解，后三首诗像流水般地汇集到了吕老师的笔端。
　　 1985年秋吕老师调往四平市文化局，1986年秋我父亲病逝，两人的来往从此结束，但是两人的友谊并没终止。1989年，也就是父亲去世三年后，吕老师写了一篇《忆老武》的文章，发表在由四平市文联主办的《东北文学》6月号上。我看到杂志，很感动，可惜我什么也表示不出来。我曾多次试图步韵奉和吕老师的那四首诗却最终因无能而没有做到。
　　 父亲去世后，我继承老人的遗志，也在那条神圣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在那条道路上，吕老师不但是我父亲的老师，更是我的老师。
　　
　　 写于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