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年轻时，父亲是大山一样的汉子，肩宽背厚，站在地畔上，挺拔得能撑起一片天。那时的父亲，出言说一不二，做事雷厉风行。虽然出身农门，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政策放活之际，父亲曾走州过县，做过一些生意买卖。也曾梦想着跳出农门，闹一番世事，最远到过首都北京。
　　 孰料，买卖折本，债台高筑。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情形：每年腊月里，债主们总要上门讨债。父亲像有预感似的，早早便出门躲债。那些恓惶的日月，家里确实没什么可以变卖抵债的东西。只有一头老黄牛，却是家里的宝贝，耕地、拉车、驮水全靠它。因担心债主吆牛抵债，奶奶踮着小脚，悄悄地把牛牵到后山藏起来，再用柴草把牛圈和牛槽伪装做旧一番。母亲呢，面对进门就拍桌子的债主，脸上堆着笑，端茶递烟，好言好语地央告，转过身抹把泪，又生火和（huo）面。母亲双手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声音轻得像棉花：“掌柜的出门了，俺一妇道人家，做不了主，劳您白跑一趟……”那一刻，母亲仿佛低矮到尘埃里。
　　 之后，便是母亲与父亲无尽的争吵，母亲的埋怨，父亲的叹息，都深深地印刻在我心里。“自打过门儿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起早贪黑，当牛做马，累死累活，我容易吗……好好安稳的日子不过，非要挣那快钱，咱祖宗十八代都没那命啊……这倒好，拉下这么多饥荒，啥时是个头，这日子怎么过……”窑洞里传来母亲摔碟掼碗的刺耳声响，还有父亲的一声声长长的叹息。
　　 哪个女人不图个踏实安稳，哪个男人不曾有过梦想。而面对这一切，我们兄妹几个只能茫然地蜷缩在奶奶怀里，听着窑里的动静，攥住奶奶的衣角，连哭都不敢出声，无可奈何。
　　
　　 二
　　 贫贱夫妻百事哀。1992年，计划生育超生罚款来了（即：计划外生育费）。家中妹妹排行老三，是标准的超生对象，禁止登记户口，属于典型的“黑人”（农村把超生无法登记户口的儿童称为“黑人”）。
　　 那时候，村村落落，家家户户被超生罚款闹得沸沸扬扬。很多人家凑不齐高额罚款，只能悄悄离家，或躲藏逃避，或投亲靠友。而被罚的家庭又相互揭发，一时人心惶惶。妯娌之间，一夜反目成仇；邻里之间，今天睦邻友好，明天恶语相向……凡此种种，比比皆是。在这场关于贫困、金钱与时代的拔河中，亲情与乡情显得庸俗、易碎、一文不值。
　　 谣言从四面不断传来。听说，有离家躲罚的家户被撬走了门窗、牵走了牛羊。缝纫机、自行车、组合柜、粮食、米面、嫁妆、锅碗等凡是值钱的物件都被卷走抵罚款。无奈，有的男人甘愿自首蹲监，有的女人服农药、跳脑畔、跳井、跳崖、上吊……现在看来，当时各地超生罚款征收标准确实存在较大弹性，且存在执法不规范、资金管理不透明等问题。
　　 终于，乡政府计生办的吉普车开进了我们村小学的大院，后面还跟着三四辆“时风”牌大型敞篷拖拉机，显然是备着转运牛羊或物资的。当村长带着干部们浩浩荡荡地来到我家院里时，父亲颤颤地从箱底摸出一盒好烟，逐一向干部们敬烟。一位年长一点的领导模样的干部低声对父亲说：我跟你父亲算是老交情，但这是公事，上边有政策，得公办。一位年轻的化着浓妆的女干部不耐烦地说：敲定的缴款日期早就过了，行动吧，后边还有好几户呢。
　　 这场“超生风波”最终以两头山羊、一对榆林地毯、800元钞票和一张2100元的欠条暂且告一段落。当父亲双手颤抖而局促地把零零总总一沓800元钞票递向这位女干部时，一夜没怎么合眼的父亲故作坚强，可在他强颜欢笑的表情里藏着的是泪眼婆娑、黯淡无光的双眼。眼睁睁地看着圈里的两头羊、炕头的一对地毯被几个年轻人扛上拖拉机，父亲捏紧手心里的欠条，脸色像被秋霜打了一般。此刻，父亲像一个遇到冤枉事还要憋住泪水的娃娃，明明想哭还得装作若无其事，冷静地等待着把事情处理完。
　　 时代弄人，数十年后的今天，国家政策已转向鼓励生育。
　　
　　 三
　　 从此以后，父亲彻底熄了“闹世事”的心，一门心思扑在土地上，向土地讨说法，向日月求生存，问天问地问苍生，一心只做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天还没亮，父亲的锄头就在地里翻出第一声脆响；星宿满天，他的影子还在土地里晃。父亲说“土地不哄人，你多下一滴汗，它就多结一颗粮食”。在那些艰难的日月里，父亲坚信，土地不会亏待每一个勤劳的人。
　　 2000年起，村里的年轻人一批批往外走，留下大片土地撂荒。父亲看着心疼，跟母亲一起，把能种的地都揽了过来。天不明就赶着牛车出山，月亮上来才踏着露水回家，中午不休息，啃个冷馒头就顶一餐。过重的体力劳动负荷压弯了他的腰，那个曾挺拔如椽的汉子，像要把一辈子的重量都扛在肩上。农忙时节，一日三餐单靠稀饭、馒头、土豆、酸菜与挂面对付凑合。饥一餐饱一餐的日子，让父亲的老胃病越来越重，身体消瘦不堪。
　　 都说天道酬勤，可父亲连续十几年、几十年在土地里刨挖，日子也只够温饱。我那时真的不懂，不懂像父亲这样的老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不懂父亲擦着汗看庄稼时，眼里的期盼藏着多少分量。后来才明白，对父亲这样的农民来说，土地不是谋生的工具，是命——春种秋收里藏着他对光景日月的全部热望。穷莫怪父，现在想来，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靠种地、靠打工能够养活一家人，已经是父亲最大的能力了。
　　 2012年开春，村里的窑洞越来越空，父亲像许多老一辈农民一样，被时代的浪潮推向了城市。于是，父亲带着母亲去了城郊的煤矿打零工，一干就是六年。再后来，父亲年纪大了，在城里找了份保安的活，穿着藏青色的制服，一站就是七年。而今，父亲年近古稀，腰更弯了，话更少了，却一直不肯休息、颐养天年。父亲总说“我还能动，歇着心慌”。
　　
　　 四
　　 时光如水。如今，我们长大了，父亲却变老了、变矮了、变得沉默了、卑微了。这些年，父亲一个人租住在城郊一处不足30平的逼仄的南房里，夏天酷暑难耐，冬天潮湿阴冷，却始终不肯随我到福建来养老。也许是故土难离，舍不得老家那几孔窑洞、几亩土地，也许是怕花钱，也许是不愿打搅我们的小家生活。
　　 这些年，因为工作，我与父亲难得一见。而在久违的团圆时光里，父亲总是默默地跟在我们身后，唯唯诺诺的，口将言而嗫嚅，步将行而趑趄，像个怕犯错惹人嫌的小孩。一想起这些，我就忍不住鼻酸眼热，如果有一天，父母要看我们的眼色行事，那我们长大的意义又是什么。
　　
　　 五
　　 去年回家，进门后，我发现父亲悄悄走进里屋，脱掉了旧布衫和保安服，换上了新衬衫和西裤，还把衣襟扎进裤腰，露出我前几年给他的一条不太新的皮带。当父亲双手抱着膀子往院里一站，腰板竟直了许多，老树皮似的脸上堆着笑容，跟邻居们拉话时，嘴里竟蹦出“低碳”“人工智能”这些词。这一刻，父亲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很像年轻时那个想“闹世事”的汉子，全然没有半分老农民的局促。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如此刻意捯饬自己，也许在父亲看来，我是坐办公室、吃公家饭的央企“干部”。父亲这样做，是为我而骄傲得意？还是怕在众人面前丢我的脸、扫我的兴？或者，他只是想让我知道，他没被日子磨垮，还跟得上这个时代。又或者，只是为这份久违的团圆而高兴罢了。
　　 我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其实，父亲大人大可不必如此。惭愧啊！为儿我出门多年，从黄土高坡到东海之滨，从山村窑洞到繁华都市，可我既不是什么“干部”，也不是什么“官儿”，我不过是一名小小的职员，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这些年，我没活成父亲当年期盼的样子，没让您老在人前挺直腰杆，反倒让您为我操了不少心。
　　 我起身走过去，轻轻扶住父亲的胳膊，看到父亲青筋凸起、布满老年斑的双手。这双手，曾握过犁，搬过砖，挖过煤，也数过一张张皱巴巴的钞票与欠条。如今，这双手安静地垂着，不再急于抓住什么。我忽然觉得，像父亲这一代农民，从未真正追求过“挺直腰杆”的时刻，父亲的尊严，不在别人的眼光里，而在他踏实耕种的土地上，在他扛起生活重担时的沉默中，在他明知自己只是时代的一粒微尘，却依然用力生活过的每一天。
　　 阳光洒在父亲脸上，父亲笑了笑，一句话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