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世那天早晨走得很平静。
　　 天快亮的时候，父亲对我说：今天早晨大舅要回家，你早点弄饭给大舅吃，让他吃了饭再走。父亲精神一下子变得那么好，我心里也很高兴，并愉快地答应了父亲的叮嘱。
　　 但大舅没吃早饭就抢着走了。大舅不是我亲大舅，是我母亲的堂兄，他的家在十五六里路外的邻乡的圪蒌坝，回去主要是走山路，差不多要走两个小时才能到家。大舅没吃早饭就回去了，因为家里还有一堆农活等着他呢。
　　 天亮后，父亲很平静，我一夜未睡，便去了我单位的寝室中小睡了一下差不多一个小时又赶回来了，回来时看到父亲平静地睡着，呼吸平静，与平时没什么两样，他现在能好好的睡上一觉也是难得的事，我便没有叫醒父亲，我便去了另一间屋子中做事。大约在十点二十分的样子，突然听到在父亲床边忙事的六哥大声喊到：快来，爸爸不行了！当时在家里的人员迅速围上去，我跑过去立刻抱着父亲，伸手去父亲的鼻前，呼吸已经停止了。父亲就这样平静地走了，我抱着父亲那温暖而枯瘦的身体悲从中来，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我真正面对了生离死别。我从现在起就没有父亲了，这之前的大半年，虽然我一家人为父亲的病所苦、所累、所忧心，但每一次回家，看到躺在床上的父亲，就觉得安心。我喊他他会应答，我摸他有体温。他的呻吟，他的烦躁都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内容。给他喂食，给他喂药，都觉得是一种真实，一种存在，一种理所当然。从现在起我再听不到他的声音了，看不到他的眼神了。他的身体会因为呼吸的停止，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冰冷。呼吸停止的一瞬间，父亲与我就是阴阳相隔，遥不可及了……
　　 亲人们围上来，忙着为父亲收拾。母亲叫我不要流泪，她说如果泪水流在父亲身上会不吉利。我只好将头别开，努力不哭出声来，不让泪水掉下来，不让泪水沾湿了父亲的衣服。二十四年后此时，写到此，我的眼里又禁不住湿润了。
　　 父亲的离世，应该是带着不舍和遗憾走的。不舍是我们众多的亲人，虽然都走在平凡的路上，为生存而奔波着，在人生道路上正冒风顶雨艰难前行着，但是大家都相亲相爱着，相帮相衬着。每逢节日，亲人们相逢，孙儿孙女们的到来，家里热闹而温馨。如此美好的天伦之乐父亲怎么舍得离去。父亲的遗憾主要是因为我，我当时已是一个大龄青年，还处在感情的迷茫与苦闷之中，职业上还处于拼搏之中。所以父亲对我总是不放心。在他生病后，有一次叫住我大哥，用微弱沙哑的声音特意叮嘱我的事：老七还没有成家，你要帮帮他，为他想办法……我当时心里很感动，也很难过。父亲已病入膏肓了，不是想到如何在生命上努力延续，而是放心不下我的成家与立业。可怜天下父母心呀！父亲虽然有万般不舍，但是他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与病魔挣扎，已真正的油尽灯枯了。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每一天的坚持，其实都是在受罪，他的不舍是用身体和精神的痛苦来作为交换得来的。也许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会私下对自己说：还是走吧，病痛中的日子实在太苦了！
　　 父亲离世了，街坊邻里很快就赶来了，并且有条不紊地为父亲的后事忙碌着。在父亲生病的大半年里，街坊邻里，亲朋好友都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不是周围乡邻们人心不古，而是大家都知道我父亲的病就算华佗再世也无能为力。对大家来说，老人家能坚持大半年的时间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了。在父亲生病期间，我的一个远房舅舅还拖着虚弱的病体来探望，后来我父亲去县医院治疗，他也住进了县医院，没想到舅舅在我父亲离世之前的三个月就去世了。父亲在离世时七十六岁，也能算是真正的寿终正寝。恰是农忙时节，但乡里人重视礼尚往来，一家的事，往往就是一条街的事，为了将事处理好，大家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物出物。特别是丧事，自己家里再重要、再忙的事都要放下，都要前来相帮。现在我父亲终于离世了，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放下了。大家都放下了手中活，齐心协力，只为把我父亲顺顺利利地送入土中。
　　 从七月初二父亲离世到七月初七父亲入土，六天时间，真的累了乡亲们。
　　 街坊中的姜大叔，他是一个长期在乡里为丧事忙活的老道士。我父亲的丧事本来是准备由他来负责我父亲的法事，但不巧的是正遇上姜大叔生病了。没想到在父亲法事的过程中，姜大叔拖着有病的身体主动为父亲唱了法事中的一坛道场。我跪在父亲的灵前，看到病焉焉的姜大叔领着人引吭高歌，用他独特的方式送父亲最后一程，我深受感动。其实我父亲曾经在作公社领导时，因为反对封建迷信，还处罚过偷偷做法事姜大叔，收缴了他的法事工具。没想到现在的姜大叔，却用这种厚道的方式来送别我父亲。
　　 远房亲戚中的表兄郭昭祥，是我们全乡身高最高的人，身高应该在185以上。他算得上是一个真正地乡土民间文化艺人，他的特长是在丧事中“散花”（川南民间丧事中的“散花”是丧葬仪典中的一项传统活动，主要用于悼念逝者、安魂送别及活跃葬礼氛围）。父亲生病期间，他有时间就来探望。在父亲丧事时的日子里，他每天都来我家。在“散花”的环节时，他充分发挥自己语言诙谐，内容富于创新的风格，把本来悲伤的氛围加进了几分愉悦。
　　 父亲的葬礼还发生了一个意外，有乡邻提出应该给我父亲盖党旗。长期以来乡民们不仅尊称我父亲为“老书记”还尊称其“老革命”。父亲在抗战前的一九四四年被抓丁进了国民党军队，在渡江战役后参入解放军。参加过解放上海、解放舟山、天台山剿匪的战斗，后来又入朝，参加过上甘岭战役和战后朝鲜的建设，一九五六年从朝鲜退伍归国。他是一名老党员，是一名多年扎根在农村的基层干部。他是我们老家高坪乡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建立人民公社后又是第一任高级社社长，在乡党委副书记的任上离休，为此乡邻们都认为我父亲应该盖党旗。后来我们请示了乡政府的领导，乡领导又认真研读了党旗使用的规章，最后我父亲真的盖上了党旗，这不仅是乡邻们对我父亲的肯定，更是我父亲在离世后得到的莫大荣耀。
　　 我父亲的葬礼在当时是全乡几十年来最隆重的。父亲入土那天，送别的队伍不少于三百人，在乡村公路上长长的队伍不会少于一百米。那个早晨，父亲的棺木被众多的亲朋乡民簇拥着，一步一步缓缓行进着。在我们地方的乡俗中，乡民们送别逝者最真诚，最崇高的敬意就是在入土前能加入到抬棺的队伍中来，能扛上一肩。那一天早晨，路边的水稻正在吐着花蕊，稻田一片碧绿，花蕊上挂着一粒粒露珠。那满山的玉米地正在疯长，藏青的颜色漫山遍野地舒展。而玉米正在吐着粉红色的花蕊。我想此时如果父亲有知，看到眼前这片即将丰收的土地，而自己将要长眠在这片他深情热爱数十年，为之工作数十年的土地，一定是满怀慰藉。那长长的队伍，就是对父亲七十六年人生最大的肯定。
　　 一转眼，父亲躺在老家的土地里已二十四年了。我每年都要回老家去看望父亲，领着妻儿给爷爷磕头、上香，我还会给父亲报告国家大事以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父亲在生前也爱关心台湾的统一，如果那一天来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到父亲的坟前告诉他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