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写写我的叔叔杨水春，却总觉了解不够全面，迟迟未能下笔。这份踌躇，源于亲情的复杂脉络，叔叔与我父亲，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我的亲奶奶因爷爷嗜赌败家，在父亲年幼时改嫁他乡，狠心将父亲遗弃在那个风雨飘摇的破屋里。后来爷爷为了续弦，竟把父亲卖给了邻村人家。待爷爷与后奶奶成家，生下了叔叔，他们便成了另一村落的另一家人。两家虽然后来当作亲戚来往，但毕竟隔了村落，不在一个屋檐下。更遗憾的是，叔叔晚年直至离世，我都在外奔波，对他最后的光景知之甚少。
　　 在我的印象里，叔叔中等身材，却显得分外结实精干。他脸上常带着一种不怒自威的神情，自家几个子女都对他心存敬畏。不过，要真正了解我的叔叔，不得不先从我父亲那浸透了苦涩的身世说起。
　　 父亲1928年10月生于大九山南山下。爷爷本是手艺不错的木匠，家境原本殷实，与奶奶的婚事也曾是当地风光的大娶大嫁。奈何爷爷外出做活时染上了赌博恶习，每到年关归家，带回的只有两手空空和络绎不绝的债主。奶奶守着家徒四壁的半边破瓦房，连嫁妆都变卖殆尽，苦口婆心的规劝终归徒劳。父亲六岁那年，家彻底被掏空。年幼的姑姑早就送了人，奶奶熬不下去，也抛下尚且年幼的父亲，改嫁到八里外的五家山。孤苦伶仃的父亲，小小年纪便沿门乞讨，七岁就开始给人放牛活命。后来，爷爷为了迎娶后奶奶，竟将父亲当作商品般卖给了邻村一户人家做儿子。这份切骨之恨，父亲一生都未能释怀。
　　 爷爷娶了后奶奶，生下叔叔后，依旧恶习难改。他甚至曾带着年幼的叔叔乞讨到父亲的新家门口，被早已形同陌路的父亲狠狠奚落了一番。爷爷死于何年何月，父亲从未向我们提及。在爷爷生前，父亲断然拒绝往来。只知爷爷撒手人寰时，叔叔尚未成人。或许是血缘终究难断，或许是父亲已成家立业有了担当，爷爷死后，父亲认下了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我的叔叔杨水春。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把叔叔的家视为重要的娘家亲戚走动。对于那位导致他被卖的后奶奶，父亲也恪尽孝道，坚持一年三节的行礼问候。两家来往得颇为热络，我们兄弟姐妹与堂兄弟姐妹之间，也都清清楚楚地维系着这份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亲情。
　　 叔叔的命运虽不像父亲那般凄惨悲凉，却也是实实在在的自打鼓、自划船，白手起家。他成家立业时，已是解放后吃“大锅饭”的年代。虽然和父亲一样没读过书，但叔叔的性格与头脑，却与老实巴交的父亲截然不同。他个子不高却结实有力，头脑活络，口才便给。正是凭借这份精明能干，他被委派到邻村罗磨地担任生产队长，并分得了两间从地主家没收来的房屋。
　　 但叔叔心里始终装着“根”字。他深信“树高万丈，落叶归根，井里蛤蟆井里好”，罗磨地再好终究不是故土。他颇有远见地将分到的两间房转卖他人，带着所得积蓄回到老家南山下，艰难地建起了一栋属于自己的瓦房。此后，他白天在罗磨地下田挣工分，晚上则步行回到南山下的家中歇息。到了70年代末，渐渐改变生产队的农耕模式，叔叔敏锐地意识到户籍的重要性，动了将全家户口迁回南山下的念头。可这谈何容易？南山下村顾虑重重，凭空增加八口人要分田分地，对土地本就紧张的村子无疑是沉重负担。，谁知，叔叔硬是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在罗磨地与南山下之间反复斡旋。也不知他用了什么办法，竟奇迹般地从罗磨地村争取到了十来亩水田作为“嫁妆”，一并带回了南山下村！虽然这些是位置偏远、灌溉困难的水杪田，但终究是南山下凭空多出来的资产，要知道，叔叔当初去罗磨地时，并未从南山下带走一寸土地。
　　 田地分到户后，这多出来的十来亩水尾田搅动了村里的分配格局。一些村民因分到偏远难种的田地而心生怨怼，私下抱怨都是叔叔“多事”惹的祸。我家的田恰巧也在同一畈上，姐姐听闻后毫不客气地替叔叔出头：“忘恩负义！当初我叔叔不去罗磨地，南山下就不用分田给他一家了？这多出的十来亩田，你们本该感激他才对！”一席话说得抱怨者哑口无言。
　　 叔叔育有两女三子，对子女管教素以严厉著称。他绝不容忍懒惰浪费，更要求子女谨言慎行，莫惹是非。五个孩子陆续长大成人，纷纷离家外出务工，家中只剩叔叔与婶婶两位老人。他们既要含饴弄孙，又不肯让一大家子的田地荒芜一寸。不幸的是，中年以后，叔叔患上了一种顽固的皮肤病，全身奇痒难忍，尤以农忙时节发作最烈。常常是刚从田畈劳作归来，脱下衣服便在身上狠命抓挠。他四处求医问药，效果却微乎其微，即使偶得偏方缓解片刻，不久又会复发。病痛的折磨伴随了他大半生。
　　 拉扯大五个孩子，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记得是八十年代末，九山大队开山，需要大量柴火。叔叔为了挣点运费贴补家用，每天顶着星星就推起沉重的土车，步行几公里山里砍柴，再一车车推到大队的摊场上。有一次，叔叔刚推着一车柴火到摊场，尚未卸车，就急匆匆跑到我家，问我母亲：“嫂子，煮好早饭没？实在饿得撑不住了。”那时家里早饭通常是煮粥捞饭，母亲回答说菜还没炒好。叔叔也顾不上客套，拿起碗连喝了两大碗白粥，这才缓过劲儿来，长吁一口气：“这下肚子好受多了。”当时我的后奶奶，叔叔的亲生母亲，正好在我家小住。等叔叔走了，她对我母亲念叨：“这孩子，也是太实诚，一点不见外。”言语间，尽力为叔叔解释，怕我的母亲心有不悦。
　　 说到这位后奶奶，不得不多提几句。细究起来，我父母与她本无养育之恩，正是她与爷爷的结合，直接导致了父亲被卖掉的悲剧。她和我的外婆一样，都未曾抚育过我父母一日。但我的父母却始终对她尊敬有礼。倘若她在叔叔家稍有不顺心，便会来我家住上十天半月，母亲总是尽心尽力地照料饮食起居，嘘寒问暖。直到她寿终正寝，父母依旧像对待亲娘一样，当做女儿一样的礼节为她老人家送葬。这份以德报怨的胸怀，深植于父母心中。
　　 回看叔叔，他性情刚硬，平素从不轻易去亲友家吃闲饭，对自家的钱财也看得紧，处处奉行“不欠人情”的准则，常说“人情债，迟早要还”。若非当日饿得几近虚脱，他绝不会在我家喝下那两碗救急的白粥。这举动本身，也透露出他对我母亲为人处世的深深信任。
　　 叔叔对自家儿女严厉，待我们姊妹却格外和蔼。有一年农忙时节，我尚未外出打工。叔叔的三个子女都不在家，他身上的奇痒又剧烈发作，却心疼雇人的花费，硬是和婶婶两人在田里苦撑。我村的东南方向，隔着小河便是他们家的水稻田。晌午已过，家家户户都回去吃饭休息了，唯有他们老两口还踩着沉重的打谷机，想把田里的稻谷赶着脱粒完。母亲在河这边望见，实在不忍心，便吩咐我赶紧过去帮忙。叔叔一见我绕过河跑来帮忙，疲惫焦虑的脸上顿时漾开了释然的笑容。那笑容里，有欣慰，也有亲人无需言谢的默契。
　　 生活的艰辛，叔叔似乎总能咬牙扛住。即使病痛缠身，他也从未松懈过田地的耕作。可命运却给了他更沉重的一击，我的二堂姐，在婆家寻了短见。噩耗传来，对叔叔婶婶不啻晴天霹雳。叔叔坚信，二堂姐的绝路，根源在于夫妻感情不和。二堂姐的直接死因，是她年幼的儿子不幸在水沟溺亡，悲痛绝望之下，她选择了追随而去。但叔叔认定，若夫妻情深，断不至于因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夭折就抛下一切寻死。毕竟，二堂姐那时还不到三十岁啊。
　　 平心而论，二堂姐与她丈夫的结合本就不甚相配。男方外貌尚可，生性风流；二堂姐相貌平平，性格温顺老实。两人原是表兄妹，是舅舅的女儿嫁给了姑妈的儿子。当年只因姑妈家贫，几个儿子挤在一间狭小破败、连门板都不全的瓦房里，眼看老大娶妻无望，姑妈才厚着脸皮求叔叔，让二堂姐嫁给了她的大儿子。起初日子还算平静，后来男方外出打工，女方留守持家带孩子。男方境况好转后，竟公然在外拈花惹草，甚至毫无顾忌地将人带回家中。二堂姐生性懦弱，面对屈辱，敢怒不敢言。儿子的意外溺亡，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浇灭了二堂姐对尘世的所有念想。她的骤然离世，瞬间抽走了叔叔婶婶的精气神。两位老人哭得昏天黑地，形销骨立。三个儿子都在远方打工，只有大儿媳在家却主不了事。那时通讯极其不便，一时无法联系上儿子们。二堂姐的后事安排，悲痛欲绝的二老无力操持，只能依靠村人与男方家交涉，内心充满了无力与悲凉。按常理，我作为脱离了本家的侄子，本不便插手。但叔叔看到我在家，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郑重地对我说：“求贵，眼下只能把你当儿子看了。”他一把鼻滴一把泪嘱托我以小舅子的身份，代为送苦命的二堂姐最后一程。这份托付，沉甸甸的，是血亲间最深重的信任。
　　 当我后来经历人生低谷，从监狱出来，内心惶惑迷茫之际，叔叔是第一时间赶到我家探望的。他没有过多的说教，只是用朴素的话语给予我鼓励和安慰，那份关怀如同冬日暖阳。后来我在外地谈了女朋友带回家乡，叔叔得知后，执意要请我们小两口去他家吃饭。席间摆上好酒好菜，那份热情与郑重，分明是将我这个侄子视为至亲手足。
　　 回溯叔叔的为人，还有一事不得不提。那还是他在罗磨地村当生产队长时，正值一场运动，村里一位民办教师被错误地冤枉，别人避之唯恐不及，叔叔却冒着风险，经常偷偷地给那位蒙冤的老师送饭。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位老师后来事情搞清楚后，一直视叔叔如再生恩人，不仅竭尽全力报答，后来还热心为我堂哥做媒牵线，将这份恩情铭记了一辈子。这桩往事，悄然映照着叔叔骨子里的正直与善良。
　　 叔叔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到了本该含饴弄孙、稍享清福的年纪，却依然放不下那几亩田地，总念叨着要替儿女分担，生怕给他们添了负担。也许是长年累月的超负荷辛劳，也许是心中积郁的悲苦最终透支了他的生命。六十来岁，他便走完了自己坚韧而沉重的一生。彼时，我长年在广东打工谋生，对于他卧病在床的煎熬时日，乃至最后的溘然长逝，竟都一无所知，未能送他最后一程。如今每每思及，心中便涌起深深的遗憾与愧疚。
　　 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在我的记忆深处，叔叔杨水春的形象始终高大挺拔，那是他用勤劳、智慧、担当和那份深藏不露的温情，在岁月风尘中立起的一座精神丰碑。他的精神，如同故乡南山下那厚重的土地，始终滋养着我们后辈的品格，也深深镌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