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7年的秋天，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季节。
　　 我们村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刚成立两年，又忙着大办食堂。在合作社当会计的父亲为了方便工作，带着一家人离开老家那个山湾，临时迁居到离办公室不远的懒墙坝。
　　 我们搬家之前，老家生产队正在筹备成立公共食堂。社员家里存放的粮食翻箱倒柜不留一颗，连坛子泡制、腌制的蔬菜，也全部交给了生产队。群众愿意掏空家底全部交公，是因为大家都相信，进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按月拿工资”。
　　 最高兴的是还是那些家庭妇女，一家老小一日三餐进食堂吃饭，家里再不开烟火，她们从此再不用天天围着锅台转，从灶屋里解放出来，像男人一样按月领工资。
　　 我们家交粮交菜的时候，母亲难免有些担忧：“粮食蔬菜全都交给了老家生产队，我们搬到别的生产队，好意思去食堂吃饭吗？”父亲回答：“合作社实行统一核算，全村就好比一个生产队，在哪个食堂都可以吃到饭。”
　　 搬家这天，父母带着简单的行李，领着我们四姊妹，翻过几座山，过了沙子坎，越往前走天越敞亮，地势越平坦，河流越宽，田块越大。回望老屋后面的核桃观，山腰云雾缭绕，山顶钻进了云天。
　　 过了老瓦屋不远，我们来到一座新建的大院，父亲说这里就是我们今晚吃饭的食堂。食堂大院主体是人字形木架瓦房，周围筑的泥巴墙，很像一个简陋的城堡。食堂里面的正屋是一排厨房，两边厢房和对面屋子是餐厅，中间的院坝很宽敞。
　　 听父亲说，这就是我们村里最先成立的一食堂。一生产队和十二生产队的200多号人，还有大队干部，都在这个食堂就餐。一食堂是全村的样板食堂，刚成立才几天，工作还没完全理顺。
　　
　　 二
　　 天已擦黑，社员们还没收工，一些老人带着孩子，从四面八方陆续赶到食堂吃晚饭。
　　 父亲领着我们刚刚走进食堂院坝，食堂管理员跑过来热情招呼：“哎呀呀，孙会计你们带着大娃细仔的，走了这么远的路，都饿了吧？食堂刚开张，天天打乱仗！你们先在餐厅休息一会，晚饭马上就要开席了。”听说要开席，我心里很高兴，也很期待。在我们老家那个山湾里，只有过红白喜事才叫开席，我们也才有机会，跟着大人去那家送礼，围桌子打牙祭。
　　 食堂管理员把我们领进一间小餐厅，说这是大队干部就餐的地方，比大餐厅要清静一些。父亲把行李放在餐厅墙边，转身告诉母亲，他先回大队办公室有些事要处理，回来吃晚饭后，一家人赶夜路去懒墙坝。
　　 在人地生疏的食堂里，我特别想念我家连五间老屋，想念竹林果树围住的院坝，想念奶奶在月光下的院坝里，给我们摆龙门阵那些夜晚。
　　 临走前，我们和住在幺叔家的奶奶告别。自从我的曾祖父迁居湾里近100年来，我们家还是头一回外迁。奶奶放心不下我们，我们也放心不下奶奶。奶奶两眼含泪，一再叮嘱我们，要经常回老家看看，她也会到懒墙坝来看我们。我知道奶奶话是这么说，她那双小脚平时很少出过远门，她能走得了这么远的路去看我们吗？
　　 我坐在餐厅里想心事，越想越烦闷，就到热气腾腾的厨房散心。
　　 几个炊事员正忙着往大甑子里装红苕。这个甑子是一个很大的木缸，倒扣在一个大锅上。木缸里几格十字架木枋，撑起几层蔑巴箦，红苕堆在蔑巴箦上，容易上气蒸熟。不多一会儿，几大盆红苕就被木缸吞下了肚子。蒸米饭的甑子比蒸红苕的甑子小一些。炊事员往里面装饭钵，就跟瓦匠装窑一样，下大上小，一层层码整齐。
　　 一食堂厨房的烧柴，是从我们老家核桃观庙上拆下来的建筑材料。那些柱头、枋片在建造之初，刷了滚烫的桐油防腐，各种各样的木雕菩萨，还刷了五颜六色的生漆，现在这些都当木柴烧了。炊事员将浸过桐油的木料投进很大的灶膛里，立刻燃起熊熊火焰，散发出刺鼻的桐油味。
　　 不知不觉天黑了。抢挖红苕的社员摸黑收了工，大家把背篓里和箩筐里的红苕，倒在食堂院坝几个红苕堆子上，越垒越高大。
　　 高级合作社成立两年来，我们村里粮食接连获得丰收。社里号召各生产队食堂更加珍惜粮食，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吃完粗粮再吃细粮。这些道理庄稼人都懂，细粮水稻包谷存放得久，而粗粮红苕洋芋存放期都不长，特别是二高山的红苕更是“过路粮”。要是让红苕烂在地里长蛆，不如烂在肚子里养人！
　　 一食堂成立以来，天天带头放红苕“卫星”，随后成立的10个食堂也不甘落后，力争抢火色把红苕挖完吃完。
　　
　　 三
　　 晚上，整个食堂被几盏煤气灯照得亮堂堂的。热气腾腾的厨房里，大号甑子的红苕蒸上了气，白茫茫的雾气飘着甜蜜蜜的味道。二号甑子里蒸的米饭，也闻到了新大米的香味。
　　 灶台上的火苗呼呼呼直窜，几个甑子和炒锅冒出的热气一浪赶一浪。炊事员把几筲箕菜叶倒进大锅里，挥动长把大锅铲，唰唰地翻炒着。炊事员忙碌的身影，氤氲在灰蒙蒙的气浪里。
　　 刚从自家灶台上解放出来的妇女们，围在厨房窗前看热闹。不知她们刚下岗有失落感，还是出于嫉妒心，一个个指指点点，说长道短。有的说油放少了，有的说盐放多了，有的又说盐放少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说得得炊事员一时左右为难。厨房管理员不得不站出来给炊事员打气：“真是婆娘见婆娘，话有几箩筐。一人难合百人味，听得旁人哄，连猫都杀来吃哒，你们自己心中有数就行！”
　　 餐厅里的小孩早已饿急了，小的哭大的闹，大人哄着哄着心里焦躁，几巴掌把孩子打得越是大声哭闹起来，男人们在院坝里不耐烦地催食堂快点开饭。
　　 终于等到开饭了。食堂管理员端来半盆红苕放到小餐厅饭桌上：“你们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好赶上食堂放‘卫星’，红苕尽吃不收餐票，你们鼓足干劲吃，吃得越多越有贡献！”听了食堂管理员这番话，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叫放“卫星”。食堂管理员还说：“这些红苕吃完了，每个人有一钵大米饭的指标。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哪怕你们是稀客，又是大队干部的家属，也得一视同仁。政策规定不许多吃多占，你们吃了大米钵钵饭，食堂也是要收餐票的。”母亲连连点头回答：那是，那是！”
　　 这时，几道闪电射进餐厅，跟着一阵“擦啦啦”的雷声从屋顶上滚过，接踵而来的雨点“啪啪啪”打在瓦片上。
　　 “糟哒，几堆红苕要淋雨！”食堂管理员从厨房直奔院坝，挥手招呼所有人暂时停止就餐，先到食堂旁边稻田里，把稻草扛回来盖红苕。
　　 刚刚加入食堂，群众把公共食堂当成了自己的家。听得食堂管理员一声令下，男女老少一窝蜂奔出食堂，像鸭子扑水抹黑冲进稻田里，抓起一大摞稻草，扛在肩上往回跑。人多力量大，社员们扛的扛稻草，盖的盖红苕，不多一会就把几大堆红苕盖得严严实实了。我肚子早已饿得“咕噜噜”叫，又参加抢暴扛稻草更是饿慌了。回到桌边抓起一根大红苕，皮都不剥一口咬去半截。两三根红苕下肚，喝了一碗白菜叶片汤，肚子撑得直打饱嗝，饭盆里还剩不少的红苕。
　　 父亲回到食堂，问我们还吃不吃钵钵饭？闻到饭钵里新米的香味，我后悔不该先把红苕吃撑了肚皮，眼看香喷喷的大米饭却吃不下去了。母亲说：“看样子他们几姊妹都吃饱了，这顿大米饭就算哒。饭盆里剩下的红苕啷个办？”
　　 父亲回答：“食堂有规定，只能在食堂吃，不能往家里带，谁也不能坏了规矩！”
　　
　　 四
　　 头年粮食增产增收垫了底，群众一日三餐在食堂免费就餐，生产积极性更高涨。
　　 1958年又是风调雨顺年。人努力天帮忙，地里包谷长得像牛角，红苕藤像盖厚铺盖，黄豆、饭豆、巴山豆的豆荚胀鼓鼓；无论是坡上的梯田，还是坝上的稻田，黄灿灿的谷穗把稻杆压弯了腰，从田坎边一眼望过去，厚厚的一层稻穗沉甸甸的。人们说，这是解放以来少见过的丰收年景！
　　 庄稼人都盼望有个好收成。那期间人们上街赶场，见面都夸收成好，街道喇叭里的歌声越唱越响亮：“红苕洋芋堆成山，包谷大米吃不完。公社人多力量大，明年更是个跃进年！”
　　 刚刚进驻我们村的一位公社干部，一眼看到全村庄稼丰收在望，瞪眼质问大队领导：“到处都在放‘卫星’，高家坝子上的齐心大队为啥没得响动？”住队干部吩咐我父亲赶快把粮食产量报上去，在高家坝上放几颗“卫星”！生性倔强的父亲没有听从驻村干部的安排，大队党支部其他成员也顶住压力，不同意驻村干部浮夸虚报产量。
　　 高家坝的高产“卫星”没有飞出来。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父亲的大队会计职务，被住队干部一句话给撸了。
　　 正在水稻即将大面积开镰收割的时候，公社住队干部督促大队集中劳力大办钢铁。一部分劳力在本地建小型土炉炼钢，大部分强壮劳力调到城南铁厂沟挖铁矿。有的被调往白庙修筑长城渠，有的到大堰同心梁子毁林开荒造田。
　　 秋收大忙季节，村里却唱起了“空城计”，只留下老弱劳力和学生收割3900多亩庄稼。转眼到了冬天，地里浇了凌，田里结了冰，大面积的庄稼却没收回来。眼看大部分粮食烂在地里、田里，庄稼人都痛心不已。当时有首民谣这样唱道：“遍地庄稼黄油油，黄油油的庄稼没人收。一颗粮食一颗汗，人不收粮天要收！”
　　 这民谣好像识破了“天机”，第二年，老天果然再不给好脸色了。前几年风调雨顺，后三年连续遭灾，全村闹起了大饥荒······
　　 1962年底，生产队食堂解散了，那段岁月，那些教训，成了一代人刻骨铭心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