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知青，作为一个时代的政治符号，作为那个特定时代中两千万青少年的一段蹉跎岁月，他是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十年一场的青春祭祀，更是我们那代知青生命中一段永不尘封的记忆。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说起1968年那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的确是我们那一代知青心中永难尘封的一段记忆。是我们那代青少年用十年的青春磋跎在所谓广阔天地最悲摧最无助最无可奈何的生命祭祀。那是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所卷起的汹涌浪潮，在城市广大青少年中的狂飙突进。是彻底改变我们那一代青少年，使之沦为所谓“社会主义的草”最狂热的社会煽动。从那一年开始，长达十年的漫长岁月，我们随着中华文明一起沦陷在一场虚无的文化浩刧里。自那年开始，大学里凡是1966年到1968年，三年里毕业的大学生一律要下部队接受军事劳动锻炼。中学里凡是1966年到1968毕业的初高中生，属城市户籍的青少年，每一户人家除一人待分配进机关厂矿企业之外，其余一律要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凡剥削家庭出身或父母亲有历史问题，家庭有海外关系的青少年更得一律下放农村。于是从1968年起始到1980年结束，长达12年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便成就了共和国城市青年就业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一政令的严格执行，让城市户籍近两千万知识青年都历经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铁与火的考验，接受了所谓修理地球改变农村和自身面貌生与死的磨难。
　　 毕竟那十年本应该是我们那一代青少年在窗明几净的高中、大学拼命啃书本的大好时光；本应是我们在校园里夯实文化知识，放纵翩翩理想去探索人类社会漫长历史的黄金时代；更应是我们青春作伴，情感放达，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逍遥岁月。然而1966年6月，注定是我们走向万劫不复深渊的开端，我们紧张复习迎考的日子被迫中断，等待我们的是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和中华文明的整体性沦陷。当年我们那些正青春扬溢的青少年还都处在懵懵懂懂之际，突然间我们被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点燃了并不成熟的心智。我们在阴谋践踏焚毁几千年中华文明罪恶黑手的煽动下，狂热、盲从、偏执、肆无忌惮地卷进一场暗无天日的内耗和恶斗。两年后我们作为彻底砸碎“封资修”祭祀的牺牲品，被上山下乡的时代浪潮裹挟着下到了偏远贫困的乡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其实“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其实早始于1955年。当时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北京团市委提出到边疆垦荒而引起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毛主席便发出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后来1968年全国性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城市时，毛主席又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自此知识青年离开城市，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便在城市迅急热烈地开展起来了。
　　 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有两种模式，1968年以前大多是去到边疆兵团和边疆农垦场去参加农业生产，那是用劳动生产换取工资维持生计的一种就业形式。那部分知识青年大都属于兵团和农场的工人，他们占全国上山下乡知青比例的十分之一，200多万人。1968年以后则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各地农村的生产队，参加最基层的劳动生产，他们和普通农民一样，劳动换取工分维持生计。文革初期的所谓老三届，即66、67、68、三届毕业的初高中学生，他们当时不能继续升学，又没有工作分配，只能滞留学校，滞留城市。这便带来了城市就业的巨大压力，因而1968年冬天开始，所有老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一律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就成了当时解决城市青年就业的基本国策。自那时起到1980年上山下乡知青运动的终结，长达十多年的岁月，一批又一批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共达两千多万。
　　 当然上山下乡运动的初始是带有积极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及美好愿景的一项全民性的政治运动。将近两千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一人数几近占当时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极大地缓解了城市就业的巨大压力，也一定程度地缓解了当时城乡之间的社会矛盾。但十年文革极左路线的嚣张跋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令，以及各基层农村在安置知青工作中偏离了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这就使得这场轰轰烈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蒙尘受垢。
　　
　　 二
　　 知识青年，恰切地说至少有一半并无多少文化知识。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动乱的政治环境下安心读书学文化已是不可能的，尤其是1966年以后进校的初中生几乎没有学到什么基本文化知识，他们的文化知识也仅仅停留在文革前小学学到的那一点启蒙式的文化知识上。当时下到农村的知青，他们中年龄最小的才13岁，即便是十五六岁也正处在长身体学文化的时期，下到农村又能干些什么呢，一年下来艰苦卓绝的辛劳，他们所挣的工分连个人的基本口粮都换不回，必须要家里的资助才能够维持基本生计。
　　 这场带有近乎绝对理想化和悲情主义色彩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进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大规模、一刀切，行政命令的随意性以及农村少数干部对下乡知青政策的误解，就使得这场运动遭到了全社会的质疑和诟病，尤其是城市近两千万户城市家庭在长达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遭遇的亲情别离和对下乡子女困苦不堪生活的忧虑，让他们谈起知青的话题即刻变色，遭遇上山下乡政治动员时更是无比懊恼。
　　 同时，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部分知识青年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与落户所在地基层干部此消彼长的矛盾对立，在这种畸形的生长环境中便逐渐形成了好逸务劳，打架逗殴，偷鸡摸狗的劣性。而农村一些所谓的贫下中农基层干部也因自身低劣的素质，霸道的作风和作恶多端的品质引起了部分下乡知青的仇视和怨恨。这些干部或长期盘剥落户在他们那儿的插队知青，或欺负打压出身不好的部分知青，或对一些女知青图谋不轨甚至强奸等等，上山下乡运动中突显的矛盾被彻底激化，甚至走向极端。因而城市中便流传着一句所谓反动的口头禅：“解放前怕抓壮丁，文革中怕当知青。”
　　 1978年底的全国上下乡工作会议通过的《知青工作四十条》无疑是终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催化剂。40条取消了对边疆知青的特殊政策，将他们纳入国营企业职工的标准管理，这直接导致了占知青人数十分之一的200万边疆知青的极大愤慨。这些失去返城机会的知青长期生活在半军事化管理的环境中，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不说，这一下又失去了招工调干返城的机会，他们被把他们排除在回城之外的政策彻底激怒。于是就出现了云南三万边疆知青在1978年底爆发并震惊全国的下跪请愿、卧轨赴京、罢工绝食的极端抗议行为。
　　 这最终导致了全国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求返城的滚滚浪潮。迫于知识青年的实际生活困难，中央后来不得不在《知青工作四十条》之外，增加了“六条办法”即允许通过病退、困退等多渠道返城，放宽了返城限制。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听到部分知青返城与家人相拥时泪水和笑容交织的感人消息后，他老人家情不自禁泪流满面，哽咽说道：“孩子们终于回家了，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句“让孩子们回来吧”的深情话语，也温暖了千万知青唯恐不能回城和他们家人亟盼他们回城而悬着的那颗心。邓小平这句话无异于是后来知青大规模返城的总动员令。于是1980年9月，这场长达12年之久，既包含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贡献，也伴随了深刻社会代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之内终告结束。
　　 如今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运动，已随岁月的风烟消逝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了。然而，知青，作为一个时代的政治符号，作为那个特定时代中两千万青少年的一段蹉跎岁月，他是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十年一场的青春祭祀，更是我们那代知青生命中一段永不尘封的记忆。
　　
　　 三
　　 1978年3月，我参加了株洲渌口县举行的上山下乡优秀知青表彰大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么隆重热烈的知青表彰大会其时我已在乡下呆了十年之久。之所以我被评为优秀知青，并荣幸地推荐作为优秀知青的代表参加表彰大会，是因为我自1976年底进学校当了民办老师，且那两年里我的教学工作得到了家长学生的认可，得到了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表彰。
　　 依俙记得那次被评为优秀知青代表的与会者大多是年近30岁的老知青，下乡也都有七八年以上的时间，甚至更久的时间。看上去他们全都是满怀沧桑，满脸沉郁，并没有青年人身上应有的朝气和活力，一个个显得暮气沉沉。大伙在小组讨论中也大多是倾诉牢骚，发泄不满，感叹回城无期，哀怨生计艰难。
　　 我注意到带领我去参会的公社知青办张主任，他总是认真倾听那些老知青的吐槽，时时关切地询问一下倾诉者的具体情形，记下他们的期许。张主任从不会质疑倾诉者的表述，也很少打断他们的倾诉。他就像是一个同情倾诉者的父辈，在倾诉者表述结束时总是给予他们以安慰和鼓励。张主任也从不承诺对倾诉者的任何期许，只是间接地表示会去向上面反映、沟通倾诉者的诉求和期许。每每对张主任的一番观察后，我就从内心深处增添一份对张主任的敬仰和钦佩。
　　 会议期间我和张主任住在县委招待所同一房间，房间两张1.3米左右的床，铺着洁白的床单，干净清爽。每张床有一张床头柜，房间没有洗手间。那时没有电视，夜晚吃完饭在招待所大院里稍事走几步便回房间休息。张主任和我聊得最多的是他的东北老家，广袤无垠东北大粮仓的壮丽风光，丰收情景。
　　 张主任说起他的家乡，总是分外动情，分外兴奋，50多岁的老人脸上洋溢着透亮的红光，眼神里满是自豪和骄傲。张主任说东北三省是共和国的长子，是最早被解放的土地，全国性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成果也是在那里获得并推向全国的。张主任还问我读过周立波有关反映东北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没有，问我知不知道东北三省是共和国一五期间重要的工业基地。在张主任深情款款的描绘中，我眼前遂浮现出大东北那片英雄土地的壮美风光来。
　　 那里有一望无边的长白山林，有肥沃丰厚的黑土地，有中苏边境宽广流长的黑龙江，有风吹浪涌欢腾喧闹的松花江。每年夏天，金色的麦浪总是率先登场，沉甸甸的麦穗在六月的骄阳下，欢歌起舞，丰收在望。火红的高粱连天接地，在大东北七八月的金风中摇摆而歌唱。金色的稻浪无边无际，如同铺在黑土地上的一匹巨大的金色地毯，在大东北九月重阳的艳阳照耀下，散发出扑鼻的甜香。遍地的大豆铺山盖岭，从村庄边的小河边直接铺向天边，豆夹饱满如金，豆棵摇曳涌浪，蝈蝈在田间地头吱吱吟唱。还有漫山遍野的玉米，玉米棒在翡翠般的玉米棵上高高闪亮着红黑的玉米缨，显摆着她怀胎待产的大肚子，笑吟吟地露出金灿灿的胎儿玉米粒。钻天的白杨树在村庄，在小河边，在地头一排排如同大地的忠诚卫士，箭指着蓝天，招手着白云；银绿翻飞的树叶呼啦啦好像在高唱着东北的二人转，逍遥自在。
　　 张主任动情地向我描绘大东北的壮美风光，只把我聊拨得心往神驰，恨不得即刻插上翅膀飞往大东北，去好好欣赏下白山黑水的壮美风光和粮食丰收的胜景。
　　 张主任款款深情地介绍完他家乡美丽富饶的东北三省那壮美的风光后，他让我也介绍下我们老知青这近十年在乡下的生活。他对我说，小齐难不成讨论会上那些老知青对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满，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控诉，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全都是真的吗，有没有夸大？我作为公社知青办主任，虽也听说过其他地方知青的悲苦遭遇，但我们砖桥公社却实实在在没有出现过。你是转点来的知青，你跟我说说好吗，让我也了解下其他地方知青的真实生活状况。
　　
　　 张主任又说，难怪我去市里开会，听其他公社知青办主任谈起长沙的下乡知青都颇为同情。咱们株洲因是工业新城，工厂多，对于上山下乡知青的安置就要比长沙做得好许多。年年招工调工推荐以工农兵身份读中专大学的名额也不少，这些年凡株洲上山下乡知青的安置工作做得还不错。不像长沙是个消费型城市，工厂本就不多，调干读书的指标也不会因它是省会城市而有所倾斜，所以长沙在知青的安置问题上就没咱们株洲的优势。
　　 是的张主任，您说得对极了，我是从长沙下乡的，几经辗转才转点到咱们砖桥公社株洲化工的知青点。转点到咱砖桥公社知青点后，我才深切体会了咱们株洲的知青和他城市知青在安置问题上简直有天渊之别。您要我讲讲其他城市上山下乡知青在乡下的生活状况，那我跟您讲下我几个曾经要好的同学，长沙上山下乡知青的故事好吗，我所讲的决无夸张，没有添油加醋，完全是真人真事。灯光下张主任慈祥亲切而又信认的对我点点头，于是三个发生在我同学身上的小故事便款款深情地从我心中、口中悲悲切切流淌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