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父亲，在我未成年前就过早离开了。
　　 我不知道父亲的生日，也不清楚是哪年出生的。父亲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家有几亩地，爷爷是老中医，开了一家不大的中药铺。药铺不曾顾伙计，都是自家人当掌柜。大伯要早早地掌管家事，只读几年书就辍学在家理事。
　　 二伯从某大学生毕业后，还没找到工作就得了不治之症，在那个年代根本不知道是得了什么病，发热肚子出奇的疼痛，爷爷给他吃了中药也无济于事。二伯怕奶奶担心，肚子疼痛难忍就背诵诗文，上半夜还在背诵诗文，后半夜就断了气。这也许就是后来父亲立志学医的原因吧！
　　  
　　 二
　　 父亲弟兄几个都酷爱读书。自从二伯死后，奶奶请算卦先生算了一卦说是他们家的孩子不能读高等学府，否则性命不保；在家做生意，种地就没事。
　　 奶奶听信了算卦先生的话，硬是不准父亲读书。
　　 二伯死后奶奶看见他的衣服哭，吃饭哭，没完没了的哭，最终眼睛哭瞎，抑郁成疾，不到四十岁就命归黄泉，奶奶离世时，最小的姑妈才五岁。
　　 奶奶去世后，爷爷依然不准父亲读书，以为中断学费和学习费用，父亲就会放弃读书。哪曾想，酷爱读书的父亲，寒暑假去铁路上扛大包，挣钱自己供自己读书。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某师范大学。父亲是唱着聂耳的《毕业歌》毕业的，正赶上抗战时期。带着一腔热血参了军。因为他学历高，部队又送他去军校进修。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部当参谋，而后在司令身边当秘书。
　　  
　　 三
　　 抗战胜利之后，父亲退伍和母亲在上海成了家，开始自学骨科、内科、针灸，父亲的勤奋好学和聪明才智，得到了周围百姓的认可，解放后在上海大连路开了家诊所，生意非常红火。然而我们的生活，没有因为生意好而改变。父亲经常对那些贫困病人不收费，日子一直过得很拮据，母亲本性善良，从不从中作梗。后来就给父亲打下手，慢慢的母亲便成了父亲的徒弟。那时日子虽然苦，但也过得温馨踏实。
　　 1963年，上海街道派出所多次动员父亲支援大西北、建设边疆。那时我才3岁，父亲没经母亲同意就报了名，当一切手续已经办妥，才和母亲说起。当时母亲不知如何是好，看着四个孩子，母亲只有默默流泪的份，她舍不得四个孩子，这么小就去那么冷的地方。外婆来了狠狠地把父亲数落了一顿，说父亲自私不顾孩子妻儿。父亲像犯了错的孩子，任凭岳母怎样数落。一言不发。
　　 外婆知道那大西北有多冷，用自己那点不高的退休金，给我们姊妹四个各做了一件厚厚的棉衣。当初外婆很想让女儿提出离婚，可她知道父亲人挺好，就是当初当兵入伍走错了一步，才有了后来一系列烦心事儿。
　　  
　　 四
　　 临别时外婆把我们姊妹四个，一个个在小脸蛋上吻了又吻。外婆的泪水留在我们懵懂无知孩子们的脸上。火车开往甘肃大西北牧场，哥哥还开心地欢呼：“爸妈你看雪，好多好多雪。”
　　 母亲心情不好，不去理会。她知道这一去日子有多苦、多难。火车不断前行，夜幕慢慢降临。火车上的旅客在不断添加衣服。晚餐时没人舍得去餐车吃饭，大家都吃随身带着的干粮——凉馒头或者炒麦面，用开水一冲就充饥了。
　　 面无表情的父亲，搂着最小的我，似睡非睡。这时，火车广播喇叭里响起女播音员的声音：“各位旅客请注意，11号车厢里有位旅客病重昏迷，请医务人员赶紧去帮忙抢救。”
　　 父亲听到广播后，把我往母亲怀里一塞，快步走到11号车厢，父亲随身携带着针具，拿出银针，找准穴位，几针下去病人慢慢苏醒。嘱咐病人家属，让病人多喝点水，病人家属紧紧握住父亲的手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
　　 家属拿出最珍贵的饼干糖果，送到我们车厢里，在当初这些东西可是上等食品。把我们这几个孩子馋得，八只眼睛一起盯了过去。父亲只拿了四颗糖，我们一人一颗。其余的都退了回去。
　　  
　　 五
　　 在大西北两年时间，那日子有多苦多难，不言而喻。后来父亲又被下放到山东泰安大寺村。大汶口镇医院院长听说了父亲的中医针灸医术，邀请去大汶口医院坐诊。父亲每月工资40元，母亲在乡村诊所工作，工资30元。论说这工资不至于多苦。
　　 落实毛主席的“把医疗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各乡村办起了合作医疗，从乡村中选拔出了赤脚医生。那些赤脚医生就在镇医院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回村当赤脚医生。
　　 父亲除了坐诊，还要为每天来学习的赤脚医生讲中医、骨科、针灸课。
　　 有位来学习的叫苏传全的学员也许是家庭困难，上课时他总是要去小便，父亲就猜测肯定是带的干粮不够，就把自己的饭票送给他，后来才得知他家非常困难，那点救命粮食卖了钱，都拿去给母亲看病了。
　　 后来父亲叫小苏把母亲带过来，给她诊治。治疗期间一直住在我家，儿时的我以为我们家亲戚多，动不动就有陌生人住在家里。这件事儿我已经记得很清楚了。在我们家吃住有一两个月，病情好转之后，小苏母亲说什么也不肯再住我们家了。在父亲葬礼上他娘俩也来为父亲送葬，这是后话。
　　  
　　 六
　　 记得有个小男孩因脑膜炎留下了后遗症，手脚都不能正常活动，无法走路，找父亲看了，孩子父母说放弃治疗。住院住不起，父亲又建议住在我们家，我家地方不大，六口人就三张床，有病人住我家，就得打地铺。那时经济困难，当时我们这些孩子对父亲满腹牢骚。敢怒不敢言。我清楚记得那孩子在我们家吃住，竟然住了半年，直到痊愈。农家人过意不去，为了报恩常送些萝卜、青菜；春天还会送来香椿芽、槐花等。那年代农家人只有这些。 
　　 不久进入动荡年代，父亲再次下放改造。但他始终在为百姓治病。最终在出诊的路上遇难。小苏全家都来送葬，还有脑膜炎后遗症的一家人也来了。还有很多很多我不认识的人，都来送父亲最后一程，他们都低头默默地流着泪。那时还不实行火葬，送葬队伍从村庄一直排到墓地，那队伍好长，好长……父亲的一生短暂，但他的为人形象，给我留下了永远的榜样。虽然父亲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在那一带依然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