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这是个乱世，各个大国小国相互征战不休，士兵死伤无数，社会秩序解体，百姓民不聊生；然而，不破不立，正是这个时期的乱，孕育了大治的种子。社会秩序解体，就是重建社会秩序的先兆；各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变法图强，事实上是在为国家寻找合适的社会制度而纷纷试错；同时，各国重视人才，各种人才竞相走上历史舞台，各种学说也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是中国思想大解放大发展时期，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一直影响到现在甚至未来。
　　 中国古代商周时期一直实行分封制。容易理解，从原始社会以来，中国的政权结构就是部落联盟，尧舜禹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不过是各个部落共奉的一个首领而已，他对各个部落是没有具体的管辖权的。到了商周时期，各个部落都被称为国，各个部落首领都被称为诸侯，所以武王伐纣时，天下诸侯八百，而那时中华主要文明不过就黄河流域一带，可想而知这些诸侯的含金量，和部落首领差不了多少。而且，中央朝廷的各级官员，很多都是地方部落的首领，基本上属于诸侯共治天下。在殷墟博物馆珍藏的亚长牛尊，就证明了当时一个南方的部落长，到商朝做了叫做“亚”的官。可想而知，这些人平时肯定更多的是在处理自己部落内部事宜，中央朝廷有了大事，比如说战争，就会要这些人带上自己部落的人来参加。
　　 如此，就能理解东周时期的政治状况了。周朝沿用的也是分封制，当周武王讨伐商纣夺得天下以后，他基本上就是将天下分封给了各个诸侯。这些人，有的是原来地方的首领，跟随武王伐纣的，基本上不会动他们原有的地盘；有的是功臣，如姜子牙，就封给了极为富庶的齐国；还有的是王族，比如著名的桐叶封弟。这些人，当然会根据自己功劳大小、和王上关系远近等等，被分到大大小小不同的地方。周朝形成了完备的分封制度：1、周天子自己有属地，当然是最大最富庶的中原地区；2、其他地方的封君，因种种不同，被周王封为不同的爵位，就是“公侯伯子男”五等；3、从军队数量到日常生活，不同的地位之间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这就是“礼”，所以这时的政治制度就叫礼制。谁敢违背了这个规定，那就是僭越，是很严重的罪过，杀头都是轻的，还会被诛灭九族取消封地。周公借助这套礼制，一方面是为了显示天子的威仪，潜移默化地让人们认可等级制度是天赋神圣的存在，从而成为顺民，另一方面是严格控制诸侯的军事力量，确保天子可以随意拿捏诸侯。4、诸侯对天子有从军的义务，比如天子示警，诸侯的军队就必须来勤王。
　　 礼制是完善的，周初也这样施行了，大家都无异议。问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天子和各诸侯国发展状况不一样，到了西周末期，跟西周初期分封时的情况就有了天壤之别。比如，天子所在的地方，本来是最繁华最大也有着最强军力的地区，但可能有的诸侯国发展得更好更快，实力已经不比天子差多少，甚至超过天子京畿所在；那些诸侯地区，本来的大国衰落了，而小国富强了。最为典型的就是楚国，本来不过是子爵，仅比男爵高一点，几乎是末等小国，但随着力量的强大，居然成为诸侯中的佼佼者，成了顶级的存在。说奇怪也不奇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们活动的区域越来越广，一些边鄙之地不断纳入中华文明的版图，一些当年被人瞧不起的边鄙国家得益于此，势力自然越来越强。反而，当年就是富庶地区的中原大地，由于地域的限制，发展受限，所以停步不前，包括周天子的地区。大争之世，停步不前就意味着退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不匹配，自然就会争权夺利，世界上的一战、二战不都是因此发生的吗？所以东周出现乱世，一点也不奇怪。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是乱世的开始。周幽王为了博美人褒姒一笑，擅自点燃烽火台，将诸侯大军当猴耍，这当然不对。然而，当他真正有事，再次点燃烽火台时，没有诸侯来了，这就把全部责任推给褒姒这个红颜祸水上吗？更不对，这只是表象。首先，褒姒没要周幽王这样做，即便她提了这个要求，她只是个女子，不懂政治，周幽王可是天下之王，应该明白烽火燃起的重要性，你能这样做？其次，责任全怪周幽王吗？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周幽王还是天下共主，实力远超各国，各国就算被戏耍了一次，第二次敢不来？我们领导做出的劳民伤财的决策多了，我们还不是敢怒不敢言？就算知道只是徒劳无功的面子工程，还不是乖乖照做？所以，真正的原因，就是上文所指出的，各诸侯国实力已经上升到了可以不买天子的帐，所以借机对周天子不加理会了。我本来就不想来，你还耍我一道，那好，我就不伺候了，你又能奈我何？这才是诸侯国的心理，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诸侯都不来了，周天子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面对少数民族的入侵，周平王无奈东迁，而这些少数民族，后来被秦国一国就灭掉了，可见本应是天下最强的周王室当时已经无能到了什么地步。
　　 分封制还有一层含义。周天子对诸侯是分封，各诸侯国内部采取的也是分封制。这也容易理解，当初制定的分封制已经是非常完善的政治制度，所以各诸侯国有样学样，将自己的国家一样按照这种方式治理。他们分封的是大夫，各位大夫有自己的封地，叫做家。孔子说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按照当时的政治体制，所一个人能够修养自己，从而一级级的出仕，能够帮助大夫、诸侯、天子治理各自封地。他们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有自己的赋税来源，还有家臣，宛如国中之国。他们对诸侯的义务也基本相仿，平时管理自己的封地，当国有要事了，要参与国政，还要为诸侯出兵出粮。问题也是一样，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各位大夫的实力也有了完全的不平衡，有的甚至超过了诸侯自身。同样的情况，你诸侯可以不理会天子，那么我大夫也可以不理会你诸侯。所以，整个东周时期，大夫弑君屡见不鲜，这虽然有种种细节上的原因，但那些都是导火索，根本原因还是实力的发展使得大夫并不太服从诸侯。
　　 与分封制相对应的，是中国古代“士”这个阶层的变化。首先，士在商周，是统治阶级，那时实行四级统治体系，就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士就是大夫再次分封的领土主人。可想而知，大夫本来就没多少田地，能分给士多少？在那个乱世，诸侯大夫们相互攻讦争夺田地是常规操作，士那点仅有的领土根本就不值一提，完全没有抗风险能力，所以他们整个阶层都沦为了被统治阶级，成为“士农工商”的头一等。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时期的大夫们养士之风盛行，那分明就是历史的传承。士成为了被统治阶级，他们怎么办？过去，书籍不是纸质的书，而是简册，很少很贵重，基本不在社会传播，普通百姓能接受教育的很少，所以基本上是老爸干什么儿子就干什么，因为儿子只能跟老爸学本领，这就是以前的世袭制。而士们，可以接受教育，可以通过自己的本领依附于统治者，上可登堂拜相，立功封赏，实行阶层的跨越；下可成为食客，衣食无忧。以他们为榜样，普通百姓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会想尽办法，努力学习，由工农成为士，再进行阶层的跨越。可以说，士这个阶层的壮大，给普通百姓有了一个上升的通道。百姓求学的兴起，自然就会带来教育和文化的繁荣，所以孔子开私塾可以有弟子三千，而官办的稷下学宫则更为兴盛。
　　 乱世给了士这个阶层以双刃剑。首先，乱世纷争，这个最弱不禁风的统治阶级解体了，成了仰人鼻息的被统治者；然而，正是因为乱世，各国急需各种人才，也给了很多有本领的士人以大显身手的舞台。从此，士人一怒而诸侯惧，一喜而天下安，各国争相礼聘有能力有作为的士人，士人阶层几乎成了政坛的晴雨表——哪个国家，哪个大夫拥有的士人多，这个国家就强盛，这个大夫就贤明。士人做出的贡献千古流传，他们不但著书立说，探讨各种学术思想，还积极在各国进行政治实践，为各种学说进行全方位的实验和试错。可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数千年能在世界独领风骚，都是源于那时候的思想大发展和技术大进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从此知道了学习的作用，掌握真正本领的作用，从而勤学苦读成为中华文明最宝贵的财富。正是有了这样的学习精神，中华文明才不会断流。都说中国人喜欢编史，其实读史是为了知今，那些编史的人，不过是给后来的人一个学习兴衰得失的教科书。
　　 随着乱世的结束，分封制也走向了衰亡。原因也很简单，这种制度太可怕了，若干年后必然是无解的造成乱世。就是对统治阶级而言，权力分给各个诸侯，也不如自己牢牢将权力掌握在手中。所以，秦始皇设置了郡县制。郡县的长官和诸侯最大的区别有两点：一是任职不是世袭，而是由中央任命，一般还实行地方回避政策，这就彻底切断了人和地方的联系，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只是过客，绝不可能形成气候；二是军权独立，地方官员只有政权没有军权，必须要依附于中央政府的强制权力才能治理下去，更杜绝了独立或者谋反的可能。这当然是更稳定的政治制度，从此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至今仍在沿用。不过，制度的更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汉高祖为了否定秦朝，为了安慰功臣，回到了分封制和郡县制并举的路上，其实是历史的倒退。直到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推行“推恩令”这个千古第一的阳谋，才彻底杀死了分封制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长盛不衰的政治体制。可以说，如果没有秦皇汉武对分封制的否定，中国大地很可能像现代欧洲一样，就是一盘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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