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两间东厢房，借用给大叔一家住着。老爷去世后没有两个月，大叔一家四口就搬来住了。一住，就是八年。大叔，是村里小学校的王子高老师，和父亲是同事。从他进村那天起，父亲就让我们叫他大叔，管他妻子，自然叫大婶。父亲和大叔，则以兄弟相称，大叔叫父亲大哥，父亲则称大叔为子高弟。在我们家乡，外族异乡之间，能够以兄弟叔伯相称，显示关系的亲近或不同一般。
　　 我的老爷是个光棍。起先，他一个人住在这两间厢房里。记得，我和三哥天天早起给他送饭，一小盆玉米渣粥，一小碗咸菜，有时多个玉米面窝头。过半个小时，我们再把盆碗拿回来，妈妈给他刷了。其实，他才六十出头，腿脚活动也方便，完全可以和我们一大家子一块吃饭，但他脾气怪异，个性强，闲事多，他非自己单独吃不可。中午和晚上，他就不知串到谁家蹭饭去了。
　　 老爷住在里间。他是个邋遢人，常年不开窗户，不洗澡，不叠被褥，一种老年男人特有的臭鱼的味道，夹杂着潮湿的霉味，总是弥漫在屋里，我们一进去，匆匆把饭放在炕上，就捂着鼻子出来。外间呢，有个小灶台，但老爷基本不动火做饭，就成了家里的储藏室，锹镐锄钯、盆盆罐罐、不常用的陈年老物等，就放在外屋，显得很乱。严格说，这样的屋子，不适合人居。
　　 我们哥俩给老爷送粥，大致两年的光景吧，老爷就去世了。
　　 简单地发送走老爷，父亲就带着我们哥仨，开始了对东厢房的大清扫，大整理，为的是让大叔一家住得更宽敞、更干净些。重新搭了火炕，点着外屋的灶台，驱赶屋里的潮气，打开窗户，通了两天风，放走了屋里的霉味，换了窗户纸，用白灰粉刷了里外屋，把里外屋地上撒了一层白灰，消毒。除去里屋的两个大漆木箱，留给大叔一家使用外，外屋的锹镐锄钯、盆盆罐罐等，全部搬了出来，分别塞进了我们一家人居住的三间草房里。
　　 父亲没大干过体力活。他天生瘦弱，在外谋生时，干的是文职，写写算算，回来当老师，也是脑力劳动，动笔动嘴为多。但给大叔家收拾屋子，他好像突然增强了体质，有了力气一样，脏活累活，都抢着去干。这时，刚出正月，春寒料峭，可他的额头，总是冒着汗珠。往外抬那口大缸的时候，用力过猛，右手碰到了门框，划了一个大口子，流血不止。
　　 “爸，你就歇着吧，坐在旁边支使我们就中了。”二哥说。
　　 “你大婶身体不好，她喜欢干净。再说了，他们是外地人，来村里给孩子上课，不容易，咱们要对得起他们”父亲说，并没有停手。
　　 据说，大叔是滦县（今滦洲）人，滦县幼师毕业，国办教师。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村里开天辟地，办起小学，他被政府派到村里任教。父亲，也是伴着解放的炮声，回到了家乡，当时，算是村里最高的文化人，立刻被政府安排到学校。父亲和大叔，成了村小学的第一任老师。他们二人，把村小学四个年级的教学任务，全部担当起来。一个人，负责两个年级，教复式班。上课的时候，一个教室，容纳两个年级两个班学生，分左右而坐。给左边讲课，右边做作业；给右边讲课，左边做作业。百十来个十岁左右的小学生，在父亲和大叔的精心调理下，井然有序地学习着。学校上课下课的铃声准时准点，琅琅书声清脆响亮。
　　 大叔刚来我们村里时，是他和大婶两个人，借住在村治保主任周焕然家。三年后，他们的女儿丽英出生了，七年后，他们的儿子树奎出生了。大婶没有工作，身体不好，瓦房庄的聋先生每天骑车过来给她打针。他们在周家借住了大概十年，周家可能是添丁进口，房子紧张，不方便他家再住了。
　　 大叔在学校无意间和父亲念叨起这事，父亲当即表态：“我老叔刚刚去世，你若不嫌窄的话，就搬我们厢房去住吧，咱们晚上还方便商量下学校的事情。”
　　 “可是，大哥，你家三个孩子，房子也不宽绰，声文过年过节的再回来，就没处住了。”大叔搓着手说。声文是我大哥，已经在北京参加工作。
　　 “声文一年回来一趟，好办；老二他们三个还小，一时能克服。你一个外乡人，拉家带口的，先有个安顿，再骑马找马。子高弟呀，就这么定吧！”父亲说。
　　 “她大婶这几天愁得又犯病了，整日睡不着。大哥，这真是大恩呀！”大叔眼里有了泪花。
　　 “咱们之间不用客套！”父亲摆摆手说。
　　 这个过程，是后来母亲和我念叨的。在念叨这事的时候，母亲对父亲这么不容商量地就把厢房借给了大叔一家，多少有些微词。父亲和大叔是同事，我家和大叔家的关系一直很好，妈妈也同情大叔一家，但我们家的房子并不宽裕，住得很紧张。老爷活着的时候，我们哥仨挤在西屋一间房里，每天睡觉，伸胳膊撂腿地打架，本来应该二哥或三哥过去和老爷睡觉，和老爷做个伴，西屋也宽敞些，但老爷性格古怪孤僻，容不得他人，他又特别别邋遢，我们也不大待见他，就谁也没去。这下老爷过世了，家里终于可以重新调整一下房子了。可厢房里，老爷的余温尚在，父亲就让大叔一家四口搬来住，这……母亲惦记我们，又心疼父亲，还要为我们今后的大事操心，对父亲答应大叔一家搬入，母亲虽然一时难以接受。但她是个屈已待人是个识大体的人，父亲既然这么定了，她也没有多说什么。
　　 我家的老宅，算是比较大的。东西十一二米，南北六七十米，有一亩多地。但房子不多。正中三间草房，尖顶；另外就是那两间东厢房了，在南院，是平房。都是老房子。草房只是地基砌了一圈石头，上边是土坯到顶，沙灰抹面。厢房，砌的石头高一些，也不过砌到窗台，窗台以上，也是土坯，沙灰抹面。那时夏季雨水多，草房厢房都漏，父母操碎了心，发尽了愁。特别是三间草房，顶上的苇子，疏而薄，旧而糟，如同一个老龄男人的脱顶。没有钱买新苇子把整个房顶全部换一下，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每年春天，买一捆新苇子，把漏雨的地方补上一把，就对付了。但到了夏日，仍挡不住雨水的渗透。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外边不下，屋里还下，有时，屋地上，摆好几个盆子接水。正房和厢房的墙面，更禁不住风吹雨打，上边脱落，下边掉皮，每年都要买点石灰，补抹一下。
　　 老宅独门独院，一家人过日子。老爷活着的时候，是六口人，老爷没了，是五口人了。现在，大叔一家四口搬进来，这个院子，就是两家、九口人过日子了。这就显得热闹多了，也乱乎多了。原来的生活习惯和方式，都有了变化和调整。从厢房外屋搬出来的东西，大部分放在了堂屋和西屋，我们的空间就更加狭窄了。妈妈有时找点东西，就要翻腾半天。父亲有睡午觉的习惯，原来每年夏天，都是把两块门板子铺在堂屋地下，头部放个枕头就睡了，现在，那个地方被两个大缸和一个旧八仙桌子占了，父亲只好回到东屋炕上睡午觉了。我家院子，有前后二门。厢房的南边就是前院的二门。东侧，厢房的房山和二门的院墙之间，有两米宽的一个空间，在上边搭上了一块破席头和一块旧油毡，下边就是一个储藏破烂的地方。大叔家一搬进来，父母就把这个空间，腾出来，给大叔家用了。和这个小空间对着，也就是西面院墙的南端，是个羊圈，由我养的一只山羊，就拴在这个羊圈里。一到夏天，雨水到来，羊粪羊尿被冲出羊圈，一直冲到厢房窗前，一股膻臭的味道就逼进厢房里屋。大婶身体不好，又好干净，受不住这味道。父亲就叫我们把羊圈移到了二门外，这样就好多了。
　　 借住，比不得租住，我们是不要大叔家一分钱的，但父亲为了大叔家住得好些，费尽了心思，就和他对待学生那样，充满爱心和耐心。
　　 农家的日子，都体现在每天的细节上。大叔一家四口，是“裸”搬进我家的。四个人，四个几个行卷，几个盛放衣服和书籍的纸箱子。就没有别的了。一家人过日子，总要有好多家务事，总要用到一些工具。大叔家虽然不用种地，但日常生活，也是繁杂琐碎，一地鸡毛。我家的一切，就都随意由大叔家使用。我家的那辆半新飞鸽自行车，在南院放着，大叔有事，随时可骑上就走；大叔每两天要去村东头打水（我家北院，有眼水井，但是硬水，不便饮用），挑满一水缸，供四口人饮用，水桶、水扁担、井绳，就在我家草房北房山上挂着，大叔随取随放，有时大叔没空了，大婶就招呼二哥，给他家的水缸挑满。大簸箕、小簸箕、扫地笤帚、磨小豆腐的小磨子、咸菜缸，大叔家都没有，都是我家提供。父亲在外谋生带回来的两个大漆木箱，色泽醇厚，庄重亮丽，放在厢房就让大叔用了。有天母亲发现，两个漂亮的铜锁吊没了，正面的大漆被什么刮掉有拳头大小的一块。告诉了父亲，父亲很心疼，但装作未见，始终没有吱声。后来大叔说，大漆是放自行车时不小心，手把划掉的，锁吊是小奎的玩伴淘气给抠掉的。
　　 “家里所有的农具和生活用具，用了，就直接拿，不用和谁说。咱们就是一家人。”这是大叔一家搬进来的第一天，父亲和大叔说的。
　　 “还真是的，她大婶身体不好，我没空，孩子又小，我家这日子，过得不像个样子。前几年靠周大哥，现在又靠你赵大哥了。”大叔说。
　　 “别客气，过日子不容易，就得想到帮衬。”父亲说。
　　 丽英、小奎大些了，能干点农活了，队里也分给了大叔家三分自留地，调剂家里的日子。大叔抓空就收拾自留地，种些蔬菜粮食。他不大会种，父亲就带着二哥给他帮忙。他用的所有农具，都是我家的，
　　 我们没有把大叔一家当外人，大叔也把我家当成了亲人。日子就这样延续着。
　　 大婶身体确实不好。那时我不过五六岁，不知大婶得的什么病，只看到她面色黑黄，活动困难，说话有气无力。我记得，我们村西南方向，有个瓦房庄，瓦房庄有个聋医生，这个聋医生，每隔一天，就骑辆自行车，来到我家南院，提上医生专用包走进厢房。他给大婶号号脉，就拿出药针，从一个瓷缸里抽满热水，再放出去，打开两个小玻璃药瓶，抽出药液，从屁股上给大婶打进去。他一般不说话，别人跟他说话，要扯开嗓子喊。大婶对于打针，好像没有反应，表情极其自然。打得太多了吧。大叔一家从我家搬走的那年，我看见，聋医生给大婶打针，不往屁股上扎了，而是从肩膀或肚子上找位置扎。后来我才听说，大婶的屁股由于长期打针，肉已经钙化，针扎不进去了。
　　 父母有时说起厢房的事，父亲就跟母亲说：“子高弟真的不易，要不是校里忙得够呛，他早该带着他大婶到市里医院好好看看，从根上治治。大婶的病，大叔给耽误了。咱们帮帮他们，就对了”
　　 “是的，听你的。”母亲说。
　　 父亲对大叔一家如此照顾，是他做人的厚道，是他对同事的真诚，更是他对家乡教育倾注的情怀和希冀。
　　 大叔搬来我家二年之后吧，因为历史的原因，父亲去县里接受教育，去了三四个月，闹了一场大病，回来后，公职就丢了，从此成了生产队的一名社员，当起了农民。但大叔仍然在我家借住，一切还都是父亲在学校和大叔做同事的样子。
　　 大叔搬来我家借住，我是最高兴的一个，因为小奎，我们是早都相好的小朋友。他俊俏机灵，心眼特好。他家在东街周家借住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玩，逮蝈蝈，掏鸟窝，爬墙上树，这次他来我家住了，我们就更方便了。
　　 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对不住大婶，对不住小奎。那年，大叔家的自留地土豆长得特好，家里吃不了。大婶就找到我说：“老四，你总出去卖东西，有经验，明天，就带上小奎去市里卖土豆吧，教教他。”
　　 我信心满满，一拍胸脯说：“大婶你放心，唐山市里我哪都熟悉。”
　　 大叔借来一辆自行车，我家一辆自行车，后衣架上装上两筐土豆，我们两个就出发了。我带他走小路，穿工房，那个年代，就怕遇上国营商店管事的人员把我们逮住，把土豆给排卖了（零售一斤可卖两毛，他们发现，一斤就给五分）。可老天爷专门和我们做对一样，当我俩小心翼翼横过一条马路时，被一个穿白大褂的人给挡住了。抬头一看，对面是一家国营副食商店。白大褂把我俩请进商店，拿出杆秤，以五分一斤的价格把我俩的土豆全收过去了。我们欲哭无泪——我们的土豆还一点没卖。算计起来，我们每人损失有十几元钱。我俩无精打采回到家里，见了大婶，吞吞吐吐说了事情经过，大婶没有半句埋怨，但我很上火，嘴上都起了燎泡。
　　 大叔一家在我家一住就是八年。后来，我二哥要娶媳妇，家里盖房，资金缺口大，需要拆掉厢房，用厢房的石头、木檩和房顶上的炉渣砖。
　　 父亲和大叔说：“不是这个原因，你们可以永远住下去！”大叔搬走那年，丽英姐已经是村里的大队支书了。
　　 在我家的八年里，我记得最深的是每年的除夕，吃完饺子，大叔就来我家，专门和父亲待会儿，聊聊家常，叙叙旧。他来的时候，总会从他那个蓝色制服的下边衣兜，掏出一大把糖球给我。橘子瓣的，外边沾着一层白糖渣，特别甜。我舍不得一天吃完，要藏起来，一天天吃，吃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