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次来北京看望大哥，话题还是从大嫂的双手说起。她的双手，形如鸡爪，色如枯枝，手指变形严重，拇指内收，骨节突出，张不开，合不拢。老嫂倍母。当她伸出手让我们看时，我们感觉特别心酸。其实，大嫂的颈、腰、腿，也早都不大正常了。颈椎四至六节增生，腰椎间盘突出，双膝半月板磨损，心脏间歇，也是她多年的老病了。这几年，又多少有些小脑萎缩了。前不多天，她还摔了一个大跟头。只是她的病，从不主动和别人说，也基本不去医院检查治疗。
　　 我们是专程来北京看望大哥大嫂的。我们兄妹五人，二哥和我在老家唐山，大哥在北京，三哥和妹妹在秦皇岛。这次，是三哥拉着三嫂提前从秦皇岛来到唐山汇合，和二哥二嫂我们一起来的北京。妹妹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她说她和侄女（北京大哥的女儿）约好，过几天她单独来。我们兄妹五人，一奶同胞，虽分处三地，但走动很是密切。前几年，大哥大嫂活动方便，每年都回老家待几天。近几年，他俩腿脚不便了，我们就每年来北京看望他们。
　　 大哥大嫂都是1938年出生的人，属虎，是87岁的耄耋老人了。大哥他们的房子在二环外，三环内，和煤炭大厦相邻，距北三环和东三环差不多都是一公里多点。在北京，算是很不错的位置。看到弟弟和妯娌们都到了，大哥给我们沏茶，大嫂给我们包橘子。客厅有刚刚清理的痕迹，地上还有些潮湿。但物品的摆放还是很乱——大嫂是什么也舍不得扔的人。
　　 “大嫂，你浑身是病，手都不大听使了，就别忙乎了！”我们说。
　　 大嫂好像并不在意。她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和我们说：“早都这样了，一个干活的人，顾不上加那么多小心！”
　　 她说这话的时候，轻描淡写，脸上甚至浮着一层笑意。身体的病痛，已经过去的劳累，对她来说，好像都是正常，都是应该，都是一种荣耀。
　　 在我的老家，我倒是没少看到，弯腰驼背手脚变形的妇女。她们是由于泥里水里地下地干活，收拾家务，常年累月地劳累、着凉，落下的疾病。给晚年生活，带来极大的痛苦。大嫂，是从小生活在北京，长大工作在北京，退休后在北京养老的首都妇女。她怎么也落下这样的疾病呢？
　　 上个世纪的六十到八十年代，大哥他们在北京东郊住。那个地方，有个村庄叫定福庄。定福庄西距天安门十六七公里，东距通县（现在称通洲）五六公里。别看这里距离北京中心挺远，但这里聚集着好高校，是文化教育的高地。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化工学院、煤炭干部管理学院等都在这里。大哥那时就是煤炭干部管理学院的一名讲师，教数学。
　　 他们住的房子，就是学院的职工家属院。职工家属院在学院的东北方向，全是平房。一排排青砖砌筑的平房，掩映在高大的法桐和白杨之下，简朴、幽静，空气新鲜。给大哥的房子是两间。大哥、大嫂、儿子、女儿和大嫂的母亲五口人，就挤在这四十平米的房间里。到了“五一”“十一”，我们来北京玩，也就挤在这两间房里。屋子里满满的，到处都摆着床，到处都堆着衣服，到处都放着书。东间房的北边，往外接出了一节，是厨房。一做饭，满屋子都弥漫着厨房的味道。大嫂的母亲，年岁大了活动不便，每天躺在床上，屋子显得就更窄了。
　　 学院距离家属院，咫尺之遥，大哥上班不过几分钟。可大嫂上班就远了，她在一个医疗器械厂工作。这个器械厂在景山东街，天安门的西侧。她每天早上出发，晚上回来，要往返三十多公里，光路上就要消耗她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她是一个车工。车工的功夫，是站功。每天八小时，她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车床前，手扶着刹把，操作着车床。每天，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器件，在她的手中车好，成型，交到下一个工艺环节。她参加工作早，不到三十岁，就已经是一个技术娴熟五级车工了。重要器件，单位都交给她做，还交给她两个徒弟，叫她带着。她热爱这份工作，每天早去晚归。每周除去周日休礼拜之外，她是看顾不到定福庄的太阳的。厂子的劳动环境并不好，车间是冷的，器件是凉的，洗手也都是凉水。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老人，需要她照顾。不管老天下多大的雨，刮多大的风，下多厚的雪，她都要跑家。厂子里没有通勤车，公交车她舍不得坐，也费时间。一辆自行车，从新到旧，是她每天的伴侣。她不怕苦累，她好像天生也是挨累的命。她在这个厂子，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一直干到退休。直至她退休，大哥才在市里分上房子。她们才搬到市里。她没有享受到一天近距离上班的待遇。
　　 “那时，只知道干活，一天到晚，别的事什么也不想，工资从不到三十元长到五十多元，干得兴兴的。上班在班上不闲着，回家就照顾孩子，就种地，就洗衣服做饭，也不闲着。”大嫂说。
　　 我记得，有一次大哥回家，和家里说起大嫂跑家上班的一次惊险。从定福庄到大嫂的班上，隔着一片广阔的田野。道路两旁，长满了庄稼。那是一年秋后的一天，大阳已经落山，路上行人很少。大嫂下班回来，她全力蹬着自行车，她多年留下的两个过膝的长辫，在车后跳跃着，摆动着。这时，从北面的玉米地里，连续飞出几块土块，砸向大嫂。大嫂一点没慌，一边加紧蹬车，一边大声喊道，有流氓，在玉米地里，快抓流氓啊！这时恰好有一辆公交车从后边开过来，大嫂摆手招呼。是一位女司机，她立时收油刹车，停下来，听大嫂述说方才险情。之后，司机说，你在前边骑，我慢点开，在后边跟着，把这段过去，甩开这个流氓，前边就好了。
　　 有惊无险，大嫂感激不尽。大哥劝她，就乘坐公交吧！大嫂舍不得花钱，仍坚持骑车上下班。她说她有的是劲，再遇到流氓，也可以打倒他！
　　 大嫂是个标准的漂亮人，她多年留下来的辫子，长可过膝，在班上，在家属院，都是独特的景观。每天到了班上，她要专门把辫子盘起，绕在头上，戴上工作帽。
　　 现在，大嫂都快九十岁的人了，她的头发还是那样浓厚，而且白头发很少。这样一个爱美的人，每天却被疾病折磨着。
　　 东郊大哥家的房子门口不远，是个水龙头，供这一排教工家属用水。出这个胡同往南，是一小片开阔地，稀稀落落地长有几棵高大的杨树。这个水龙头和这片开阔地，是大嫂下班后，去得最多的地方，也是她落下浑身疾病的又一个原因。
　　 大嫂出身在河南农村，祖上几辈都是靠土地维持生计的，她来到这个世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河南的广阔的原野。她对土地的热爱，是融化在血液里的。她没有因为进了北京，有了工厂的工作，就弱化了对土地的感情。她盯住了那小片土地，她在那小片土地上拔草、松土、斩断细长的树根。把那小片开阔地利用了起来。栽白薯、种窝瓜，点玉米、种白菜大葱。她从附近的集市买来两件农家淘汰的锄镐，每天有一点时间，就来到树下，开荒种地。按照北方的气温和作物生长习惯，春夏秋三季，她都要种应季的作物。家里有个小水桶，她就从门口那个水龙头处，一桶一桶地接水，浇灌她种的作物，她的手总是粘着凉水，粘着泥土。大嫂爱吃粗粮，她的母亲也爱吃粗粮，大哥嘴馋，不受吃粗粮，但大嫂强迫大哥要一块儿和她们吃她生产的粗粮。剩下的，她就给左邻右舍，大家一起吃。省下的粮票，她让大哥给我们寄来，补充家里粮食的不足。
　　 二哥知道大嫂爱吃白薯玉米渣，但不知大嫂每年种植、收成这么多。有一年，二哥乘坐长途汽车，去北京看望大哥大嫂，背去二十多斤白薯和玉米渣。倒几次车，走好多路，二十多斤背在背上，赶到大哥家，二哥累得满头大汗，几乎走不动道了。大嫂心疼，说：“你看，我这种了这么多，一点不缺这些，把你累成这样！”
　　 二哥一下子上火了，一片敬意，几番劳苦，落得个费力不讨好。
　　 干起地里的活，大嫂好像比干车工还有带劲，从来不知道累。退休后，活动方便的时候，她每次回老家，总要让二嫂给她找个小镐，带她去地里拾秋，拾花生，捡白薯，捡玉米，采野菜，割白薯秧子。自己劳动一番，马上就有收获，是她最快乐的事情。有一年来老家，她又让二嫂带她去捡花生。遇上一块地，主人丢得很多。她一时忘记自己老迈的年龄和活动不便的身体了，站起，弯脚、蹲下，把个小镐轮圆了。谁知一时双腿打软，坐了个空，摔了，右腿骨折。她说，上瘾了，回去养病，好了再来！
　　 去水龙头旁的另一个活，是洗衣服，刷家什。不管冬夏，孩子的衣服，需要清洁的物件，她都是拿到水龙头前，戴上个一副脱皮手套，用凉水洗，凉水刷。地下水本来就凉，北方冬天的地下水，是扎骨头的凉，胶皮手套，是挡不停冰凉的，但她为了节省些劈柴、煤块，她就那样在哗哗地在冷水里，蹂躙着自己的双手。她觉得自己刀枪不入，百毒不侵。
　　 这哪能不受病呢？
　　 她从来没有化妆过，也从没有搽过任何雪花膏之类；到市场买菜，她总是买那些一块钱一堆的处理品；米饭泡水、馒头就红咸菜、玉米面野菜、萝卜樱子馅菜馍馍，是她的最爱，到饭店用餐了，别人大鱼大肉，她躲在一旁咬着个玉米饼子……
　　 不堪回首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期，大哥同好多知识分子一样，下放劳动。他被下放到黑龙江省七台河特区林场，一去就是六年，一年只能回来一趟。侄子1964年出生，侄女1968年出生，大哥在东北的六年，侄子由六岁到十二岁，侄女是由两岁到八岁。一个老人两个孩子，就全交给大嫂一个人了。她每天两点一线，东郊煤炭干校家属院，景山东街医疗器械厂。回到家属院，她的脚步和身影，就是厨房、水龙头、长着几棵杨树的地界里。她没有请过一天假，没有旷过一天工。她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提起这些，大嫂摇头一笑：“我不显，不显累，这不都过来了！”，因为她的车工技术水平高，退休后，一个灯具厂聘任她，还让她担任工会小组长。她非常看重这个工会小组长，她的意识里，工会就是为工人服务的，为工人的利益着想的。班上一个农村家的职工养着几只羊，为了省钱，也为了绿色，这位职工每天去扫树叶子，但他时间紧，早晚的时间都去扫，也供不上羊吃。大嫂听说后，就买了一个大麻袋，买一把大扫帚，每天晚上下班回来，从东郊家属院四周，打扫一大麻包树叶子，第二天给他驮到班上。半路上有人碰见大嫂，问她要不要废品。
　　 这是大哥给她揭的底。我们听后，哄堂大笑。笑过之后，我的的鼻子有些发酸。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后衣架上拴着满满的大麻袋，行驶地马路上，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大嫂又是一个什么形象？工友没有求助她做这个，她也没有任何义务给工友做这个。她是牺牲着自己的休息时间，放弃着自己的尊严，来帮助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他人啊。我把目光又转身大嫂。年轻时，她的身材在一米六五以上，腰不弯，背不驼。现在，她收缩了，身体变矮了，背也微驼了。但我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高大。
　　 这时，大哥调侃大嫂说：“贺希芳同志，快让兄弟们看看你那个奖状。可是宝贝呢！”
　　 “你给找吧，就在那个柜橱里。”大嫂说，嘴角掠过一丝腼腆的笑意。
　　 客厅的北墙电视下边是个黄色柜橱，旧得颜色有些下斑驳。大哥打开柜橱的门。里边塞满了各样东西。大哥一件一件地往外掏，一叠旧衣服，几本发黄的书，两顶遮阳帽子，几双布鞋，双掏出几条围巾，两把雨伞，还有一大摞光盘。大哥一边一件件往外拿，一边叨咕着，这早都没用了，你大嫂一件也舍不得扔，小雷小雪也说她。小雷是大哥的儿子，小雪是大哥的女儿。他们也已经退休了。
　　 这时大哥拎出一个布包，问大嫂：“是不是在这里包着？”
　　 “不是这个，再往里掏，最里边，最下边！有个红色的布包，在那个包里裹着呢。”
　　 在这个一米五长，一米二高，八百厘米宽的柜橱的里边，大哥果然找到了一个红布包。
　　 “就是这个包。打开吧，裹好几层呢。”大嫂说。
　　 大哥就打开这个红色布包。布包里，有一层层旧布，有一层层的旧报纸。最底下，有一个十六开纸大小的蓝色帆布夹，带拉锁。
　　 “就在这里！”大嫂伸手要过去，拉开拉锁，从里边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折叠的白纸，打开，展平，递到我们跟前。
　　 是一张陈旧的奖状。两边橘红，中间粉红，顶端是两个八分体的“奖状”，下边写有，贺希芳同志：被评为九一年度厂级先进能手，下边落款是北京长安灯具厂，九二年元月。“奖状”二字的下边，是祥云，落款的下边，是鲜花。奖状的右上角没了，页面旧得无光，给人一种挫折感，一种沧桑感。
　　 我说拍照。大嫂赶紧郑重其事地双手举起奖状，满面笑容地送到我的面前。我拍打下了这张旧奖状，连同大嫂衰老的容颜。
　　 大哥说：“就这张三十年前的旧奖状，跟着你大嫂搬了四次家，从东郊搬到和平里，从和平里这里，前年，小雪我们换房，她又从808楼搬到807楼。”
　　 “我是个车工。操作能手，是我最大的本钱，我就喜欢这个！”大嫂说。
　　 其实，这张奖状，早已深藏在大嫂的心里了。（2025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