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应该是有三个女儿的。家里有大姑和三姑，唯独二姑，像被岁月藏进了无人敢触碰的角落，成了全家的禁忌。我从未听奶奶或父亲提起过她，只隐约知道，她许是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连是否该算在这三个女儿里，都成了一桩模糊的旧事。
　　 奶奶是河北省阳原县人，年少时跟着八个哥哥一路“出口外”，最后落脚在我们内蒙古太仆寺旗千斤沟公社的村子里。她这一辈子，走得太不容易，前后找了三个男人，也把半生的苦都嚼进了骨子里。第一个男人是同村人，奶奶嫁给他，生了大姑，至于二姑是不是这时候来到世上的，我无从知晓，只知道大姑五岁那年，这个男人就走了。奶奶牵着大姑的小手，转身嫁给了我的亲爷爷，大爷、三姑、父亲和三伯，都是奶奶和亲爷爷的孩子。二姑到底是不是亲爷爷的女儿，家里人绝口不提，我们这些小辈，也从不敢多问，只知道那是奶奶心里一道不愿揭开的疤。
　　 亲爷爷是个实打实的老实人，奶奶嫁他，多半是为了护着大姑，怕孩子跟着自己受委屈。上世纪四十年代，太仆寺旗西边还是大片空旷的土地，没人管，也不用交税，只要肯下力气，就能种出够吃的庄稼。亲爷爷跟着村里人去那边开荒，一年后回来，把那边的光景说给奶奶听。奶奶的八个哥哥听了坐不住，一核计，便决定举家搬迁，后来到了太仆寺旗西部的红山子公社的二木匠沟村。
　　 日子刚有几分盼头，可亲爷爷的老实，却成了八个大舅哥欺负他的由头。尤其是大舅哥们喝了酒，对爷爷呼来喝去、颐指气使，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终于忍不住和八个哥哥大吵一架，拽着爷爷，带着父亲兄妹四人，又回了千斤沟公社。这里都是熟人，户口很快落了下来，可奶奶心里藏着一桩憾事：她早前把大姑嫁到了白旗羊群滩公社，一家人回来了，大姑却被永远留在了那个穷地方。
　　 亲爷爷是个孝子，每年冬天，都要背着三四十斤莜面，走二百多公里回河北阳原县辛堡大队看他的父母。塞北的冬天，寒风像刀子似的割人，旷野里连个避风的地方都没有，爷爷饿了就嚼奶奶给他准备的莜面傀儡，渴了就捧起地上的雪往嘴里塞。年年如此，积劳成疾，三伯三岁那年，亲爷爷也撒手走了。
　　 奶奶一下子成了孤身一人，要拉扯四个孩子过日子，日子难到了骨子里。好在奶奶有两手本事：会接生，还会给村里人扎霍乱子。可那时候的庄户人，哪有什么钱给，全凭心意，有时是一把杂粮，有时是几个鸡蛋，更多的时候，只是一句道谢。实在撑不下去了，奶奶又嫁给了后来的爷爷——也就是父亲的继父，也是我们记忆里唯一的爷爷。
　　 这位爷爷是个好人，帮着奶奶给父亲弟兄三人都娶了媳妇，盖了房子，把家里的担子接了过去。可偏偏在三姑出嫁这件事上，爷爷和奶奶闹了天大的别扭。三姑相中了村里一个男人，爷爷一眼就看出来，那是个不着调的混子，不顾家，更不会过日子。可奶奶早先把大姑留在白旗，满心的愧疚，哪里舍得对小女儿说一句重话？她总觉得，亏欠了女儿们太多，哪怕是错，也想由着三姑的性子来。
　　 爷爷的眼光终究是没错的。三姑嫁过去后，就没过上一天消停日子，吵架拌嘴是家常便饭，动手也是常有的事。第二年表姐出生，也没焐热这个家，夫妻俩的矛盾反而更甚。若不是奶奶日日帮衬着，三姑的日子怕是早就撑不下去了。
　　 我出生第七天，三姑家的表弟也来到了世上。三姑总以为，三姑父是因为没有儿子才不着家，可表弟的出生，终究没能留住那个男人的心。三姑整日里生气，月子里也没舒心过，表弟出生才三个月，她就匆匆走了。
　　 奶奶连伤心的空儿都没有，三姑走了，还留下表姐和表弟两个孩子。她每天抹着泪，给两个孩子喂饭、洗衣，把对三姑的思念，都揉进了照顾外孙们的日常里。直到表姐八岁、表弟三岁，经爷爷多番劝说，三姑父才把表姐接回了家。表弟白天仍在奶奶家，晚上才由三姑父接走，这般光景过了半年，表弟四岁时，才算彻底回了自己家——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每天蹒跚着小步子往奶奶家跑，一天至少有一顿饭，是奶奶亲手端到他面前的。
　　 我记事起，只见过大姑。白旗羊群滩公社实在太穷了，生产队分的口粮，根本不够一家人糊口。每年，大姑都会来奶奶家住上一阵子，有时带着表姐，有时带着表哥。每次来，都是大爷和父亲赶着毛驴车去接，有一年，奶奶给他们准备了白面发面饼，里头还放了鸡蛋和糖精——那时候的人哪里知道这两样东西相冲，大爷和父亲一路上肚子疼得直冒汗，半路找了公社卫生所买药，才知道是干粮惹的祸。
　　 大姑来的日子里，总捧着肚子，脸色苍白，好些天不下地，全靠奶奶伺候。她比奶奶小十七岁，身子却远不如奶奶硬朗。奶奶一边给大姑端水喂饭，一边唉声叹气，嘴里反复念叨着：“都怪我，把你一个人扔在白旗，苦了你了。”
　　 大姑每次住娘家，少则一两个月。临走时，大爷和父亲依旧赶着车送她。奶奶总要往车上装满满当当的粮食，够大姑一家熬过一个不挨饿的年。
　　 秋收一结束，犁锄归了库，奶奶就催着大爷和父亲：“去接你大姐吧，她该想家了。”这成了每年的惯例，也成了奶奶对大姑仅有的补偿。
　　 可这份补偿，终究也到了头。我十二岁那年夏天，大姑家的大表哥跌跌撞撞跑进奶奶家，一进门就嚎啕大哭：“姥姥，我妈没了！”奶奶定定地看着外孙，眼神空落落的，一滴泪都没掉。她强撑着身子，安排大爷和父亲去白旗给大姑发丧，直到哥俩处理完后事回来，奶奶的眼泪才决了堤，哭了整整一天。哭着哭着，她的鼻子突然流起了鼻血，怎么止都止不住，淌了快半脸盆。从那天起，奶奶的身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那是奶奶第一次流这样的鼻血，后来又流过一次，依旧是止不住的半脸盆。她变得昏昏沉沉，往日里爱凑的热闹也不沾了，唯独还喜欢玩村里人说的小白牌——那种和麻将相似的纸牌，有万、有条、有筒，就是没有东南西北中发白，像她的人生，少了太多圆满的方位。父亲怕她总想着大姑，常给她塞钱让她去玩牌，想让她分分心，可奶奶的牌技大不如前，只输不赢，却还是每天都去。
　　 那些日子，奶奶唯一的念想，是我的妹妹。她每天都要踱到我家坐一会儿，掏出兜里的钱，和妹妹一张一张数：整钱自己收起来，零钱全塞给妹妹。只要兜里的钱不够五块，父亲就赶紧补上。我们都知道，父亲是想让她有点事儿做，别把所有的时光，都用来思念大姑。
　　 可我们都忘了，奶奶念的，岂止是大姑？她有三个女儿啊，二姑早夭，三姑走得猝然，大姑也先她而去，三个女儿，都没能陪她走到最后。父亲弟兄三人想尽办法逗奶奶开心，给她买爱吃的点心，陪她说话，可奶奶的眉眼，总锁着化不开的愁。大姑走后的第三个年头，奶奶终究是被这无尽的思念压垮了，悄无声息地走了，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张揉皱的毛票，许是想留给哪个外孙，又许是，想给那个从未被提起的二姑，也留一点念想。
　　 后来整理奶奶的遗物时，我们在她枕套里翻出了一块褪色的碎花布，布包里裹着三枚小小的银铃铛，样式都不一样，想来是分别给三个女儿准备的。大姑的那枚，磨得发亮，该是奶奶摩挲了无数遍；三姑的那枚，沾着点细碎的线头，许是她给三姑缝衣裳时一并收起来的；而最新的那枚，铃铛上还带着点铜绿，该是给二姑的，连声响都没来得及让孩子听一听，就被岁月封存在了这里。
　　 奶奶这一生，走了那么远的路，扛了那么多的苦，不过是想护着自己的儿女们好好活着。可终究，还是把三个女儿都送在了前头。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没流尽的眼泪，都化作了枕套里的银铃铛，在无人的夜里，轻轻摇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