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给我发小“拽哥”写点文字，记录下他的前身今世。可看到混得风生水起的拽哥，再审视一事无成的自己，在这“唯赚钱论”的世俗社会，我终究失去了底气。多次望洋兴叹，搁笔止言。那种欲罢不能的痛苦感受，一直持续至今，犹如万蚁钻心，咀嚼卑微的心灵。于是我狠下心来，执意为自己，便在傩戏店铺购买一面具，戴在头上。天幕作伴，孤灯为影，零言碎语，扯东道西，凑成此文，算是给自己长久以来的想法有了一个具体的交代。
　　 拽哥贱名狗蛋，是我同族大伯家的小儿子。大婶肚子不争气，一口气生了六个姑娘，只存活三个。在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世俗社会，招致得是别人的白眼，好不容易生下“带把了”，大伯不敢马虎，带上香烛与贡品，连夜赶到“宗祠”谢恩。室内有一河南和尚离别嘱言：取贱名，方易长易成人。细思狗命耐活，又不择主，于是取名狗蛋。在那医疗不太发达的时代，以贱名并未让人非议、嘲笑，因为出生率高，但死亡率也不低，取名为什么雀儿、猫崽、狗崽多的是。
　　 我与狗蛋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土地尚未承包到户。虽说勤劳的父母在贫瘠的土地上拼命地刨食，到头来一家人还不是饱一顿饥一顿，缺粮之季还得采摘野菜勉强度日。那时的我们虽说父母就在身边，但日常生活中，形如一伙“留守儿童”，长期处于无管教状态。清早在父母的呵斥中起床，急不可耐的在柴火灶中淘食昨晚饭后趁家人不注意放在热灰下红薯或洋芋，载家人的指责声中囫囵吞下，笑嘻嘻地背着父母事先准备采摘猪草竹篾背篓，赶着牛羊，沿着弯弯曲曲的河道向大山深处走去。
　　 家乡的河流庆林沟绝对是大自然对勤劳人民的馈赠。春来百花竞放、数草争绿；夏来树木苍翠，水漫小塘；秋来鱼肥蟹黄，野果飘香；冬来水落石出，万籁俱寂。儿时的记忆被河流填得满满。也许是煮食野菜充饥，让我至今余兴未尽；也许是沟塘戏水，让我流连忘返；也许是捉鱼钳蟹，让我记忆犹新……。总之，家乡的河流成为我儿时挥之不去的记忆。
　　 狗蛋一般不会参与我们的，大伯说我们身上有“匪气”，好怕给狗蛋带来创伤。大伙深知大伯“护犊子”，一一给孩子警告，不准我和狗蛋玩耍。当我们身被晨曦出门的时候，狗蛋还在温暖的被窝里呼呼大睡，守候在他身旁的小姐姐蹑手蹑足的，生怕打扰了他。虽说那时大伯家穷，但狗蛋的待遇却是“独一档”的。大伯家徒四壁，最值钱的莫过那两只老母鸡。那时的我只有听到母鸡下蛋后发出“咯嗒”声响，便会情不自禁前往探看，当大伯家的幺女从鸡窝里面掏出晶莹剔透的鸡蛋，我便会口水直流。虽多次预谋去盗取，无奈鸡有专人望候，加之鸡圈前那条栓了许久的恶犬，令人不寒而栗，只好作罢。
　　 鸡蛋是狗蛋的专用食品。当日头爬上山坡，映红山头，狗蛋方从美梦中醒来。守候在身旁小姐姐并将事先洗净的衣服给他换上，为他洗脸梳头，递上拨好的鸡蛋，自己呆在一旁，舔舐着尚有余香的鸡蛋壳。
　　 农村的白天是忙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人有大人的事，小孩有小孩的活，把日子填得满满的，以致于农村的家显得格外的空旷与寂寥。
　　 如果天气放晴，家是呆不住的，狗蛋定会缠着姐姐上山。大伯没有办法，再次对我们发出警告，并安排最小的女儿护送和我们前往。那时的我们，一到山上或河里，并开始玩了起来，什么“踢飞机”、“矢尿灌”、“唱花灯”玩了过遍。不大一会儿，变得花不溜秋，满身是汗。狗蛋总是安静伫立在旁，眼中露出羡慕的目光，脸上写满跃跃欲试。我们打着手势让他参加，可小姐姐在旁眼露呵斥的之色，让我们欲言又止，几次以后，涛声依旧，久而久之，狗蛋便弹出了我们活动的视野。
　　 那时的我们不理解大伯为何不让狗蛋和我们玩耍，更不理解狗蛋为何拒绝我们的盛情邀请。我们便私下里打心眼有些瞧不起他，认为他有点拽（世故、不合全），便暗暗叫他“拽哥”。此后，一传十，十传百，村里的人大大小小的人背着二叔对他叫起“拽哥”来，以至于人们逐渐忘记了他的贱名——狗蛋。
　　 童年的世界很是清纯，但记忆确是那么模糊。或许是经常偷食邻家的果实，让父母受到他人的指责。或许是我们太贪玩，经常鼻青脸肿，哭泣着回家。总之，当我们右手绕过头颅能摸到左耳朵的时候，“拽哥”和她的小姐姐被大伯送进村上的私塾。我哭着要去。父亲好面子，千叮万嘱不能和“拽哥”打架，也让我去了村里的私塾读书。原本距家三四公里开外公社处有一所公办学校，可那时的村人一般是不往那里送的。我父亲说路途远了，我年龄小，来回不放心。后来我才知道，不往公办学校送，其实是大家认为公办学校收费贵，又不可以赊学费。世代为农的父母送子女入学未有什么奢望，最大的愿望莫过于不像他们那样做“睁眼瞎”罢了。
　　 我们是花了二十八斤精选大米送进村寨私塾的。说是私塾其实是生产队废弃的粮仓，桌凳学生自带的，黑板是同村木匠二哥为了顶了儿子一年的学费打的，薄薄的生漆下木纹清晰可见。私塾老师姓黎，是隔壁村子来的，听说是“拽哥”远房“舅舅”。老师六旬开外，头戴一顶狗皮帽，鼻梁上戴着一副富有文化气息的眼镜，为人谦和，说话慢条斯理，村人背地里叫他“皮先生”。
　　 学校开设两门课，一门语文课，一门算术课。课本是“皮先生”刻蜡纸自行在裁剪的白纸上印刷而成。为了节省开支，他将课本循环使用，发给我们时已“皱巴巴”的，严重影响着我们入学的心情。好在学校任务不重，早上一节语文课，下午一节算术课。语文是从认字开始的，什么“上”、“中”、“下”、“人”“口”、“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数学是从识数开始的，什么“1”、“2”、“3”、“4”、“5”、“6”让我记忆深刻。“皮先生”教学任务明确：一天能读能写一个字，能识能写一个数，就让我们回家，不能完成的留下来继续“补课”。
　　 开学的那段日子，我们完全沉浸在喜悦之中，始终感觉读书没有上山望牛羊辛苦。虽说每天放学后要去庆林沟捡拾猪草，但毕竟时间有限，捡拾多少父母已不会太多追究。可是时间一长，发现读书不是那回事。字认多了、数认多了。平时不复习巩固，久而久之便有些遗忘，甚至张冠李戴。“拽哥”甚至“上”、“下”不分、更可笑的是将数字“3”反着写、将数字“8”睡着写，气得皮先生用竹根做成的教鞭狠命地敲打讲桌，发出令人的好怕的声响。
　　 逃课便成为“拽哥”的家常便饭。什么肚子疼、头疼，信口粘来，让大伯家慌成一团。时间已久，他索性不去私塾读书了。大伯知道实情后，没有指责拽哥不上进，好说什么“大器晚成”、皮先生教法有问题等等，“皮先生”与他理论，大伯牛脾气犟起来，气的“皮先生”全身发抖，口中有言“朽木不可雕也”。一年下来后，发誓不再教书，便收拾行装回到了老家。
　　 我们只得去公社的公办学校读书。我的父亲急于求成，认为我也上了一年学，就让我读二年级。大伯则不然，认为好事多磨，一切从头开始，便让狗蛋读一年级。
　　 于是我和“拽哥”接触少了许多。后来我小学毕业，去了县城读书，回家的时日较少，直至我考上师范那年，父亲对我说，“拽哥”连续复读六年级因成绩不合格未能进入初中，现已辍学在家，多年以后，与“拽哥”提起此事，他笑哈哈的说“当年六年级研究生不亚于现在的高一学生”。
　　 时间再不经意中流逝，一晃即逝。
　　 一九九二年，定格在中国改革放上的史册上。邓公“南巡讲话”，改革之风吹拂着神州大地，立即掀起了南下打工狂潮。实惠的收入彻底改变来了世代为农的乡人观念，他们纷纷弃农从工，加入务工人群。闲居在家的“拽哥”似乎被外出带来的物质气息所吸引，缠着大伯嚷着要外出务工。大伯虽有些不舍，但儿大不由爹，几经纠缠，只得答应。于是“拽哥”在大伯对堂哥千叮万嘱中随着务工人群消失在村寨中。同年的我，师范毕业，一张学校发出的工作派遣单，将我分配到让村人谈之色变的艰苦的八、九、十区。工作点需要先坐船、乘车，然后再步行五六公里山路方能抵达。以至于我如不是遇上家庭出现变故原因，断不会中途回家。虽说那个时代乡镇集镇有一部的通讯工具，但那用手转动的电话机对我来说形同虚设，况且也不知道打电话去何处。家乡，让我成为了局外之人。就是关于“拽哥”外出务工一事，还是那年暑假放学回家，听我堂兄弟说起的。至于他现在是什么情况，我却无法知晓。
　　 日子就像庆林沟河流中的野草，黄了又青，青了又黄，疯狂而逝。一九九五年腊月十二日，寒风凛冽，我放假蜷缩在家中，在外务工的弟兄叔侄随着年近悉数返回到家中。那一年，我真切地感受到改革的春风充实了村人的“裤包经济”，今天张家请客，明天李家请客，村头洋溢中热烈和睦的氛围。
　　 “‘拽哥’呢？”酒酣之余，我忽然想起了他。
　　 “开始与我们在外搞建筑，吃不了苦。后来认识了一个广东仔，听说去了惠州淡水。”我堂哥说。
　　 “听说他发财了，前段时间传人带信带喊我去。”寨上另一个兄弟补充道。
　　 我们不再讨论，说实话，在我们的心中，“拽哥”成为了可有可无的存在。
　　 再过几日，年近来，年味更浓了。
　　 “拽哥回来了，还带了一个穿着时髦的女人”堂哥对我说。
　　 我没有特别的喜悦，只是平淡地反问了一句：“真的吗？”
　　 那天，天放晴，难得的暖阳辐照大地，我信步在田埂上，远远地看见“拽哥”倚靠在门口的柱子上，抽着香烟，还向我招了招手。
　　 虽然我们的接触少了，但是多年不见，我心底却涌起了和他见面的热情。
　　 “张老师。”他给我打了一个让我颇感陌生的招呼。
　　 “混得不错吗，兄弟。”看着西装革履的“拽哥”，我恭维了一句。
　　 “每月工资如何？”拽哥开门见山问我。
　　 “每月百多块钱，吃不饱，也饿不死。”我实实在在的说。
　　 “听说你们可以搞‘留职停薪’，要不？和我去发点财呗。”拽哥说。
　　 我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他。
　　 “邓公说的好，‘黄毛黑猫，咬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个社会，没钱，没人看得起。”他继续说道。
　　 “你在外干什么工作？”我发问一句。
　　 “你来嘛？有人就有钱赚。”“拽哥”露出狡黠的笑容。
　　 那一日，我破天荒地对拽哥有了新的认识，几年不见，“拽哥”健谈了许多，只是言语中多了更多挑逗的味道，让我心头涌起了外出务工的想法。
　　 我的父亲没有认可我随“拽哥”外出的想法，因为在我父亲的心目中，吃“皇粮国饭”比什么务工职业更值得荣耀。
　　 年后，拽哥和带来的女人外出了，具体去哪？一向不与乡人交流的拽哥，让人无从知晓。此后几年，我回到家乡，没有见过拽哥。偶尔与乡人喝酒提及拽哥，有的说他发财了；也有人说他搞传销，坐牢了。具体什么情况，对乡人来说是个谜。
　　 2005年8月初，我在省城脱产进修，刚大学毕业，回到家中。母亲见面就与我说。
　　 “‘拽哥’回来了，还带有两个孩子”。
　　 “孩子，哪里来的孩子？”我提出一个让自己思绪有些短路的疑问。
　　 “我也不知道。”母亲回到得很干脆。
　　 第二日傍晚，日头有些西坠，晚霞当空，空气中流动着有些令人窒息炽热。我迫不及待的收拾行装，带着简单的衣物前往庆林沟小塘。
　　 乡村的夜来得晚，农人在日头尚未西沉之际依旧忙碌在土地上。庆林沟的小塘显得格外的安静。
　　 我行走在岸边，远远看见，平常人们洗澡的山塘有两三个人，皮肤白皙，定睛一看，正是“拽哥”。
　　 那一日，我俩躺在清澈的水流里，任凭清凉的水流洗尽身上的污垢，我俩畅谈了很多。
　　 原来，“拽哥”随着人群外出务工，因工地工种劳苦，身体吃不消，便随广东仔前往惠州淡水，没想到却进入了传销组织，后因公安机关抓捕的原因，坐了两年牢。出来以后，面对人来人往，却颇感陌生的世界，无奈之境，为了生存，便开启了人生的盗窃之路，可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时间刚过半月，便再次入狱。出狱之后，痛定思痛，决定不再从事不法之事，便寻一餐馆务工，几年下来，从一名名不经传的无名小子，成为了餐馆老板，并与外来务工人员小丽接了婚，生下了一男一女。没想到“饱暖思淫欲”，财富膨胀了“拽哥”野心，他因外遇，与小丽离了婚，只得变卖家产，回到了家中。
　　 “接下来，你有啥打算？”我问拽哥。
　　 “就在地方发展，为了子女和家庭。”拽哥回答的很干脆。
　　 接下来几年，我听寨上的人说拽哥真没出去，不过他也没在老家生活，居住在县城。而我一直在乡镇工作，好静的我蜷缩在教师公租房，过着“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加之后来父母相继离世，回家的时日较少，自然难以见面。拽哥清高，骨子里对乡人有些鄙视，乡人不愿与他接触，我也是从老态龙钟的大伯口中隐约得知，他在县城购买的商品房，还与水务局搭上了些关系，开始从事兴修水利的工程罢了。
　　 2012年，党中央开始提出加速小城镇建设，改革春风迅速吹拂神州大地。那一年，城镇化建设使农村富裕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一向比较高调的拽哥踏上了康庄之路，向小城镇开发进军。
　　 这个信息来至于拽哥到我所在工作的乡镇搞开发，碰上上便邀我一同用餐，亲自告诉我的。
　　 我有些受宠若惊，在我的记忆中，拽哥一般是不予村民接触的，何况还要请我用餐。或许是一向本着“吃那笼瓜，种那笼瓜”的我不让人生厌，或许是我是村头第一个吃“皇粮”的人罢了。
　　 餐馆是乡镇最好的餐馆，酒是我这辈子不敢平常不敢饮用的茅台酒。
　　 “当今社会，知识真不起作用，最为重要的是整合资源，为我所用。”三巡之后，拽哥絮絮而谈。
　　 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屈辱，在我的心中，保持着对知识最大的清高。
　　 “你看，把上层搞定了，制定什么合同、具体施工等交给专业人去做就行了”他的神色中有几分得意。
　　 “那还不是需要知识。”我据理力争。
　　 “那是别人，对我，真不需要。”她的言语中透出傲慢。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我文绉绉回怼一句。
　　 那一日，我走出餐馆，天很低，暮霭沉沉的，我的心异常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