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耳顺
　　
　　 孔子六十“耳顺”，我虽未至耳顺之年，似乎也“耳顺”了。孟子说“五百年出一圣人”,孔子距今何止五百年，宁斯世亦有“圣人”出乎？若出“圣人”，吾必亦如孟子者云：“舍我其谁”？以上全可做疯人狂语，此“耳顺”远非彼“耳顺”，孔圣人的耳顺在“无可无不可”，顺在“穷理尽性”，顺在“所闻皆通”，千余年后的另一个夫子是这样说的。又千余年后，我也有被冠以“夫子”的称谓，只不过是“戏”的称谓。无论“戏”与不“戏”，总也是“夫子”了一回，这或许和我的“耳顺”有些关系吧。
　　  我的“耳顺”不是孔子的“耳顺”，孔子的顺是自然而然的，我的顺是非自然的，是为“不顺也得顺”，“无可奈何”者是也。孔子四十“不惑”，“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论语说“学而不思则惑”，而我行年四十，越思越不得，继而越“惑”。老子倡导“绝学无忧”，而“绝圣弃智”大概会无忧无惑，浅学的我认为大概如此。被人称为“夫子”，是带着“戏”言的。“五百年出圣人”，若干个五百年也过去了，未见有什么圣人横空出世，也就更没有道理一个带着“戏”的伪夫子，会和“圣”粘连“裙带”，这个“圣”当然地“绝”了，“弃智”要难点，这很奇怪，当初看书，总要多记些，结果总是记不住，现在想忘掉，无论如何也是忘不了，也只能求其次了。“不思”相对容易些，懒得去思，既然可以懒得去“思”，那就没有什么道理不可以懒得去“惑”了，“无忧无惑”，变得“耳顺”也就没有不可能的了。
　　  子贡曾经问过孔子：“有一言可以行之终身者乎？”孔子说：“其恕乎！”孔子的“耳顺”因为这个“恕”，能“恕”则不“怨”。我的“耳顺”全在一个“苟”字，“苟且”的苟，“苟活”的苟，我的无怨也是“苟”的，我的“耳顺”是苟的，最后竟连我的懒也好像是“苟”的。
　　  “吾非匏瓜，焉能系而不食？”我不是孔子，孔子不是匏瓜，如此推论，我有是“系而不食之匏瓜”的可能，即便不是，也是有大“关系”的，因此，“系而不食”是很有道理的。“圣言”都这么说，我自然不能“怨”了。何况我还被人称作过“夫子”，“夫子”就要“恕”，“夫子”就要“耳顺”，尽管“夫子”是“戏”的，“恕”和“耳顺”是“苟”的。
　　  记得庄子曾教训惠施说：“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瓠和匏瓜是近亲，长的也极为相似，庄子的瓠太巨，不可以舀水，去泛浮江湖最妙不过。庄子寓言总极尽夸张之能事，平常的匏瓜尚“系而不食”，五石的瓠自然更吃不得，我不是五石的瓠，充其量不过就是“系而不食”的匏瓜，匏瓜不能浮泛江湖，想来舀水之用总还是有的吧，也不算一无是处。
　　  终究惠施没有用五石的瓠去浮泛江湖，我也没有成就为一把能舀水的小匏瓜。想成为舀水的匏瓜也是要“思”的，“思”则不能无“惑”，有“惑”就不能无忧，再想要“耳顺”就很不易了，然而，我究竟还是“耳顺”的。所以我只能待在瓜树上“系而不食”。
　　  我这么说似乎是“怨”了，孔子待在三桓僭越、家臣横世的处境下，也没有我这样的“怨”，孔子只是告诉他的学生，他不是匏瓜，他不能“系而不食”，他是“蕴柜”之美玉，需“待价而沽”。我不是，我也没有孔子那样的处境，而我似乎却“怨”了，要紧的这个“怨”竟也是“苟”的。
　　  
　　 ◎胡适的不惑
　　
　　 曾几何时，尤其我喜欢周作人的文字，他的文字厚重，引经据典无时不透着一股子“文化”气，没有广博的知识绝对得不来的。而我发现这份厚重的文化气，并不得益于他的阅历，而是他的博古通今。没有了这份厚重，不过芸芸众人矣。鲁迅先生何尝不然耶？
　　 《实用人生》一书是胡适先生的作品，我只看了其中的《介绍我的思想》，从文中可以看出胡适想竭力把自己表现得象一个“自由主义”者，尽管他排斥“主义”：“当时（民国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同时，他又是一个实证主义者。
　　 文中胡适对易卜生的“为我主义”颇为推崇，“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等不得什么。”他要别人别妄谈主义，而自己却毫无顾忌底宣扬自己的不成熟的主义，这点和他谄媚推崇的西方强盗逻辑颇为相似。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然而，话锋一转他便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一篇文章里出现了相互抵牾的两种观点：“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一一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刚还在鼓吹“纯粹的为我。”转睫之间，便有“为全种万世而生活的“大我。”这个“大我”所指为何，不待我言了。之后，胡适进一步表达了前后舛误的观念：“说一句话而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敢忘这步路的社会影响。”我不明白他怎么调和“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和“社会影响”之间不可融合性？他称自己的这种前后矛盾的理论为“我所谓是自然主义的人生观。”究竟他还是一个大谈主义者。
　　 胡适并没有点到即止，他继续着“模糊、混乱、矛盾“的偏见，并将此偏见贯穿始终：“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这是本文的结尾，是故我们可以断定出胡适先生不是那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然而，他究竟有未被人穿鼻，我们不妨看看他之前文中的某些思想。“这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被人牵鼻，如果这只是限于方法论，倒也可以不算，毕竟“牵鼻”是思想受制，方法论则属于“工具”借用。那么象“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这样极尽媚态的言论则又如何算呢？胡适先生无意间也被“洋栓”穿住了鼻孔，他似乎忘记了即便如此荒唐的近乎浅末的思想在表述时多少显得有些“文化”气都是沾了中文的光，我看来，他真有点数典忘祖，而他“此扬彼抑”的“实证”态度不免有些“是枳非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