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轴山中学院内东侧，是一座雄伟的大礼堂。这在当时，是学校里的最高建筑。
　　 欢迎新生的全校师生大会，在学校大礼堂召开。大礼堂是新建的，全玻璃的窗户，又高又宽。充足的阳光，毫无保留地照射进来。水磨石的地面，平展光亮，镜面一般。高一和高二两个年级的学生都来了（那时高中学制是二年），全校的老师也都来了。大礼堂里坐满了人。没有桌子，只有方凳，一千多名学生，女生在前，男生在后，一个挨着一个，整齐端正地坐在大礼堂里，横看成排，竖看成行。老师们坐在学生的后边。我个头儿偏矮，坐在女生后边的三个男生之后，在整个礼堂中间靠前的位置。这整齐划一的坐姿，使任何一个学生的摇摆晃动，或是举手站立，都会受到众目睽睽，招来师生惊异的目光。
　　 校长于建成在主席台上讲话。他个子很高，分头，面色略显黝黑。他坐在讲桌前，时而看稿，时而脱稿，声音充满磁性，语调不紧不慢，每一句都饱含着亲切和希望，通过主席台前的扩音器，送进我们的耳边。于校长边讲话，边吸烟。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吸的是战斗牌香烟，绿盒。两角六分一盒。当时我想，这多奢侈。两角多，对我来说，中午可以买上一份猴顶灯（白菜上边加几块炖肉）解馋。但当我后来听说于校长是个老革命，月薪一百二十多的时候，我惊讶之余，就是敬佩了——他是个很节俭的干部。
　　 大礼堂里亮堂堂，暖融融的。从村里狭小的初中校园，来到这所著名的百年名校，我感觉一切都很新鲜，一切都很神圣，一切都值得珍惜和自豪。我觉得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开学这几天里，我每天都处在亢奋之中。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是经过一番波折的。四百多天以前，我就读完了初中，正常情况下，过完寒假，我就应该顺理成章地进入这所高中。但因为特殊的原因，我没被村里推荐上高中。是父亲，知道我愿意读书，让我复课一年，再等机会。这样，二年学制的初中，我仍然读了三年。果然，新的一年来临，国家开始拨乱反正，中考政策，由原来的单纯推荐调整为考试和推荐相结合。恰巧村里管事的头儿，也被更换了。我不但获得了考试资格，还考出了不错的成绩，而且，还因这不错的成绩，班主任赵老师让我担任副班长兼学委。
　　 北面山坡翠绿的松柏，南面山坡鳞次栉比的俄式建筑，一进校门四棵粗大的古槐，现代化的大礼堂，校门口南面的大操场，老师进教室后由我喊出的起立坐下，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开拓了视野，我体会到同学们对我的友好。我默默地下定决心，要珍惜这里的每一天，遵章守纪，把每一天的事情都做好！
　　 欢迎新生入学大会，是学校最大规模的活动，场面宏大，气氛庄重。于校长磁性的声音在大礼堂里回荡，主席台前面，“欢迎新生入学大会”红纸黑字的会标格外醒目。教务处刘主任和各班主任老师，时而缓步在学生两边巡视一下。我的余光看到，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偶尔也走在大礼堂的两侧，扫视一下我们全班。赵老师个子不高，散发，面庞长得特别精致。她是湖南人，1960年代初期的大学毕业生，教我们数学。
　　 这一切，好像都在暗示我，挺胸端坐，专心致志地聆听校长讲话，是此时最应该做好的事情，也是我作为班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我眼睛盯着主席台，努力地这样做着。但生理不做脸。大约一个小时吧，让我尴尬而不愿启齿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早餐的玉米渣粥，经过肠胃的作用，这时在我的腹内施加干扰——我内急了。我是住校生，学校的早餐，一般是一个玉米面窝头，二两玉米渣粥，一份咸菜。玉米粥很稀，但盛饭的师傅给得多，大号饭盒多半下。当时撞个大肚，很快就会顺着水道跑掉。顺便说一句，我的小手儿多，容易内急，好像有遗传。初中时，大多数同学都是两节课去厕所一次，而我，每节不等铃响下课，就内急，老师说声下课，总是我第一个冲出教室，跑进厕所。这我倒不经意，可早有同学注意到我，背后议论：“你们看到没，赵声仁和厕所最亲，每节不落！”传到我耳，留心一体会，可不是。
　　 这个习惯，并没有因为我上了高中而得到改变。
　　 我真不想动，也不愿动，更不好意思动。想想看，大庭广众之下，校长在台上讲话，老师在后边盯着，中间是大面积男女同学，我从中间突然站起，插着空隙，转着弯，从集会的同学群中走出，这将引来多少异样的目光，制造出一个多么尴尬的局面。同学们肯定马上猜到，这位同学是憋不住了，在并不知我有这方面的遗传基因的情况下，他们还会想，这么大个人，早做什么去了，非得这个时候往外跑？会后，赵老师一定会批评我，说我事先没做好开会的准备工作，教务处刘主任也会过问，甚至说不定还会引起校长的反感。全校上下都知道了我姓字名谁，都知道我是哪班的了。我将立刻在校内成为“名人”。
　　 我也知道可以举手，等老师过来，说明原委，老师批准后，我暂离座位方便后再回来。可那样，我也觉得不好意思：我的后面，那么多学生，还有所有的老师，我的手一旦举起，老师和同学们的目光，也会刷地集中到我的身上。这跟我直接站立起来往外走所产生的影响没有二样。
　　 我决定憋着，尽最大努力强忍尿意，考验一下我在这方面的极限。我试图更集中精力聆听校长讲话，以弱化我的生理本能；我也尝试将思想的翅膀飞向太空，以逃出我目前身体所处的场景。但这很不好受，也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我觉察到。我的身体不由时而打颤，动作有些失常。我的身子忽而前仰，忽而后合，魂不守舍似地不知所措。周边的同学似乎觉察到了我的异常，也投来异常的目光。我用尽了人们在特殊情况下抑制小解能够使用的一切惯常办法，但只在四五分钟内，不，只在二三分钟内，起到些许缓解作用，结果是抑制越深，反作用力越大。我终于忍不住了，我终于也没有勇气举手。霎那间，我的思维好像崩溃了，头脑也一片空白，什么也顾不上了，索性放任自流，顺其自然吧。
　　 这样的意识一旦产生，或者说，抑制的念头一旦坍塌，就再也顾不上天翻地覆了，只觉得一股热流从身体流出，急迫地、无法控制地、无拘无束地流经棉裤，流经棉鞋，流淌在光亮如镜的地板上。凳子下边湿了一片。接着，双腿由热转凉，湿涩难受。
　　 我咬牙切齿，我悔恨交加，我不敢抬头看四周。我低下头，睁大眼睛看着地面。我在找，在找一个地缝，让我钻进去，连妈妈做的棉裤、棉鞋，随同我的身体，一同钻入大地里。我的棉裤，是妈妈仿造缝纫机，一针一线地缝制的，我的五眼棉鞋，也是妈妈一个针脚一个针脚地纳的鞋底。我不能丢掉它们。
　　 这时，我后边的同学捅了我一下，我抬起头的瞬间，正遇到赵老师投来的目光。她在我的右侧，也就是礼堂南面的窗户下。她焦急地看着我，示意我过去，她也插进学生的座位里，从老远伸出手，弯着身子握住我的右手，把我从坐姿依旧的学生队伍里拉出。我如同溺水的人看到救生圈一样，忘掉一切似地来到赵老师身边。身后，留下一串湿的脚印。我的凳子下面，液体也没干净。我耷拉着脑袋，无地自容，身子火辣辣地难受。
　　 我说：“老师，对不起！”拿出挨训的架式。
　　 “什么对不起，快走吧，到我家！”赵老师拉着我的手，向大礼堂的后门走去，走到教务处刘主任跟前时，和他嘀咕了一句话，然后我们走出大礼堂的西门。
　　 学校的教职工宿舍，就在大礼堂的斜对过儿，是个山坡。双职工在南面几排，单身职工在北面几排。赵老师的家，是两间平房，外边一个门进出，里边一个门通着两间。
　　 赵老师麻利地拿起暖壶，全部倒进一个脸盆，又从水缸里舀一瓢凉水倒进脸盆，从窗户旁边的一根铁丝上摘下一条毛巾放进盆里，又从炕上抻一条毛巾被搭在我的肩上，说：“去，到里屋洗洗，洗完招呼我！”
　　 赵老师说话声音特别宏亮，有不容置疑的威力。我面部有些发热，我感觉一定也发红。我没有勇气拒绝，我乖乖地端着水盆来到里屋。外屋传来开箱子的声音。
　　 还没有出正月。屋子生着一个洋炉子，并不暖和。我把毛巾被披在身上，打开房门，告诉赵老师我洗好了。赵老师进来了，一手拿着一条蓝色棉裤，一手拿着一双黑色布棉鞋。说：“这是姜老师的，棉裤他穿着不合适，送给你了。棉鞋不给你，过两天你拿回来，换你这双。现在赶紧换上，咱们再去开会！”一股卫生球的味道，从棉裤、棉裤上散发出来。我知道，姜老师是她的丈夫，也是学校的老师，是语文大王。
　　 我穿上赵老师拿过来的棉裤棉鞋，一股暖流立刻涌遍我的全身。开学还没有一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赵老师，更谈不上认识她。她做的这一切，我好像只有在我的母亲跟前体会过。我连“谢谢”一声也忘记说了。
　　 “赵老师，湿的鞋、裤我先送宿舍去吧！”我羞赧地说。
　　 “不用。我用我家的炉子给你烤干，你周五下午来取。”赵老师说。
　　 “可谢谢老师了！”我终于想起表达谢意了。
　　 棉鞋棉裤都合身。赵老师带着我，又来到大礼堂。我悄悄坐在原来坐位上。
　　 校长还在讲。
　　 周日回家，妈妈把我的棉裤拆洗了，把姜老师的棉裤也拆洗了，让我带给赵老师。妈妈说：“那是一条新棉裤，缝纫机做的，很精制。比妈妈做得所有棉裤都好。”
　　 “说过的，姜老师穿着小了。不给你也要给别人，回家和你妈妈说，不用想多了，就留着你穿了！”
　　 其实我见过姜老师，我和他的身材差不多，我合身，他一定合身。
　　 高中二年的冬季，我穿的是它；高中毕业回到家乡，务农二年，当民办老师一年，我穿的也是它。妈妈每年拆洗一次。这条棉裤，让我抵御了五个严冬。
　　 这事，发生在1972年正月，那年，我刚走向16岁。
　　 2025、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