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镇企业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几乎把我一生的精力都付出了，现在想起来有苦有甜，同时也像打翻了五味瓶，真是五味杂陈。
　　 记得1977年11月份，我们公社研究决定，为了贯彻上级学习“小靳庄”的精神，要成立文艺宣传队。为了便于管理，公社决定招收一批有基础的年轻文艺骨干，组建一支文艺宣传队，利用业余时间学唱样板戏，训练地点就设在我们厂子。推荐、填表、政审、审批，最后再到体检，当时是按各村分配的指标选拔，上面要求必须是有文艺基础的骨干，审核标准相当严格，我顺利通过了选拔。
　　 培训了几天，厂里就给我安排了岗位，我被分到冲床组上班，操作还没完全熟练，春节就到了。
　　 那时我正年轻，还不到二十岁，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尤其喜欢看书学习，同时也爱写些豆腐块大小的短文。怪不得后来外祖父总说我骨子里带着几分文气，我至今都分不清，这话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
　　 工厂终究得以生产为主，产值上去了，厂子才算办得好。我们厂长是个有闯劲的人，办事格外认真，对于学习小靳庄这类文化活动，他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运动来了就组织大家应付一下，风头过了便一心抓生产。
　　 那个年代，正是乡镇企业最红火的时候。我们企业和上山下乡的知青点建立了联系，西安的大厂会分些加工活给我们，我们也会适当安排个别知青骨干进厂工作，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厂子就是厂子，管理向来严格。车间里整日机器轰鸣，上班铃声一响，工人们便穿上工作服，排着队进入车间，厂区里根本看不到人员乱窜、交头接耳说闲话的现象，生产一派欣欣向荣。
　　 我因为爱好写作、喜欢看书，不知是厂长爱才还是重视文化建设，竟指派我主办厂里的黑板报。那时的政治氛围浓厚，厂长明确指示，板报一月两期，雷打不动，而且要利用业余时间完成，厂里不另付报酬。
　　 这本来就是我的爱好，只要能为厂里的文化建设出份力，报酬又算得了什么？对我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这更是个难得的锻炼机会。从那以后，我按照厂长的意图写好稿子，经他审阅后，再一笔一划用粉笔抄写在黑板上。
　　 一来二去，两年时间悄然过去。我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风雨无阻地坚持了下来。这份付出不仅赢得了厂里职工的认可，还得到了乡上领导的赞扬，大家都夸我是能文能武的好工人。
　　 常言道：“东方不亮西方亮。”不知是我这份踏实肯干的劲头感动了厂长，还是他有意考验我，不久后，我被提拔为车间班长。
　　 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在厂子的风雨洗礼与机器的轰鸣声中，我又一步步升任车间主任。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但我依旧没有放下办黑板报的工作。当时有人想接手这项差事，我还没舍得让——这份毫无代价的义务劳动，我竟真的舍不得交给别人。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农民们从那段峥嵘岁月中一步步走了出来。天变蓝了，地变肥了，地里的粮食产量越来越高，就连门前的杏花、桃花、梨花，也开得愈发鲜艳。人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所在的乡镇企业也迎来了发展机遇，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扶持，厂子的产值、利润直线上升，工人的工资涨了，福利待遇也提高了，大家的干劲自然就更足了。
　　 随着生产规模扩大，产品销售成了厂里的重中之重，不少产品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厂领导班子开会反复研究，最终决定让我担任销售科长，主管宝鸡及西北各地的销售点。
　　 我当时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事来得实在太突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再三推辞，可厂长却说，这是班子成员开会的决定，让我不必多说，还鼓励道：“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干好干不好，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得靠实实在在的成绩说话。”我心里默默念叨着，额头上冒出了虚汗。那天晚上，我彻底失眠了，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推销产品、当销售科长，万一货发出去了，货款收不回来怎么办？那岂不是让工人们的劳动果实白白打了水漂？有些货即便签了合同，对方要是违约不执行又该如何？我打定主意，第二天就去找厂长，求他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没有金钢钻，说什么也不敢揽下这瓷器活。毕竟货发出去就如同坐在火山口上，弄不好就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
　　 我硬着头皮再次找到厂长，几乎是求爷爷告奶奶般诉说自己的苦衷。没想到厂长的一句话，瞬间给我吃了颗定心丸：“放心大胆地干，有啥事我顶着，错了算我的，对了算你的。”寥寥数语，却让我彻底动容。没有什么语言，比这更真挚、更直接。我彻底打消了退缩的念头，下定决心放手一搏——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一定要争口气，给厂长交上一份圆满的答卷。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万物复苏，大地沉浸在一片生机之中。漫山遍野草长莺飞，花红柳绿，燕子成群结队地从南方飞回，一朵朵鲜花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娇艳动人，就连路边的小蚂蚁，也在忙着搬运食物。厂长亲自把我送上长途班车，那边的对接工作他早已安排妥当，我此行的任务，就是洽谈第一笔业务。在厂长的周密安排下，我的第一笔业务顺利谈成。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第二次、第三次洽谈也就顺理成章。我渐渐褪去了初出茅庐的青涩，不再怯场。几笔业务做下来，给小小的厂子赚了好几万元。我心里清楚，这些成绩离不开厂长的功劳，是他一直在有意栽培我、磨炼我。我为能遇到这样的伯乐厂长，感到由衷的骄傲与自豪。厂里的党支部书记也对我赞不绝口，夸我工作扎实，是个有奔头的好苗子。
　　 后来，业务范围逐渐拓展到兰州、西宁、银川、内蒙古等地，业务量越来越大，我也成了常年在外的奔波之人，几乎很少回家休息。就连夏秋两季农忙时节，农活也全靠父母和妻子打理。
　　 业务多了，麻烦事自然也接踵而至，并非事事都一帆风顺。那年在青海西宁，我就碰上了一个大烟鬼碰瓷。记得那是一个雨雪交加的秋日，我刚从一家合作单位出来，就被一个人迎面撞了一下。刹那间，一副眼镜掉落在地上，那人立刻拉住我，让我捡起来并赔偿他五百元。在那个年代，五百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我俩僵持不下，最后我靠着沉着冷静、斗智斗勇，才巧妙地摆脱了他的纠缠，得以脱身。这样的惊险事真是不胜枚举。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厂长的脸上渐渐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有一次，他和党支部书记站在一起，笑着说当初果然没有看错人。
　　 业务的第二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三年，我被提拔为分管销售的副厂长。但遗憾的是，因为工作太繁忙，我不得不放弃了写作的爱好。虽然依旧常常看书，却再也静不下心来执笔创作。
　　 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我常常会在文友和朋友面前提起。有天晚上，我去西宁一位业务伙伴家里做客。吃过晚饭，他们准备打麻将——那时麻将才刚刚兴起。这位朋友拿出一千元现金，对我说：“晚上我教你玩，赢了钱归你，输了算我的，过后不用你还账。”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他问我那想干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找几本书看看。”那人听罢，笑着说我是榆木脑袋。说实话，我确实不喜欢打麻将，直到现在，我都对这项娱乐一窍不通。
　　 在推销产品的十多年里，我为单位挣了不少钱，按单位研究的提成，自己也获得了可观的收入。我是厂里第二个买摩托车的人，也是村里第一个盖起楼房的人。
　　 同行里有知道我底细的人，都说我名利双收，对我格外佩服。可他们那里知道，这光鲜的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凝聚着我多少辛勤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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