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的秋天，天高云淡，地里的庄稼收得差不多了，田埂上留着枯黄的秸秆茬子，我踩着满地碎金似的落叶，迈进了初中的校门。就在那年冬天，北风裹着雪沫子刮了半个月，五舅揣着一腔热血，报名参加了县里武装部的征兵，后来就去了内蒙古东乌旗边防大队当兵。
　　 五舅到了部队，没多久就寄信回来。信里说营区的墙角堆着不少退伍兵留下的书，大多是中学复习资料，还有几本卷了边的小说。他问母亲，我和哥哥都在念书，要不要把这些书寄回来。母亲连夜就着煤油灯回信，说要是没人要，就给俩孩子寄来。末了又特意问，听说边防部队都配发大头鞋，保暖得很，能不能帮弟兄俩各捎一双。
　　 一个多月后，北风更紧了，窗玻璃上结了厚厚的冰花。家里果真收到了五舅寄来的包裹，用粗麻绳捆着，裹着两层牛皮纸，拆开时，纸壳子都冻得发脆。除了一沓沓带着油墨香的书册资料，两双黑沉沉的大头鞋赫然躺在里面，带着一股子皮革和羊毛的腥膻气。
　　 我打小就不爱动弹，冬天母亲总把我裹得像个圆滚滚的棉花包，棉袄棉裤都是加厚的，可还是怕我冻着。每逢数九寒天，风刀子似的刮人脸，她就会在我的棉袄袖子上，再接一截十公分长的皮毛袖筒，是家里老羊皮裁的，毛茸茸的，这样我的小手缩在里面，就不至于冻得通红开裂。
　　 上了中学，我家离学校足有十五里地，中间还隔着一道光秃秃的山梁。我们大多时候都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一趟背着干粮再返校。皮毛袖筒能护住手，可冻脚的难题却没着落。教室里没有火炉，冻得人脚脖子发麻，下课铃一响，同学们都跺着脚取暖。就在母亲整日为这事犯愁的时候，五舅的大头鞋正巧寄到了。
　　 母亲做的家做棉鞋，内里是厚实的毡子，鞋面是黑条绒，摸着软乎乎的，鞋底是她一针一线纳出来的千层底，密密麻麻的针脚，看着就结实。穿上脚不硌不挤，又跟脚又舒服，跑跳起来都自在。
　　 可自打母亲收下五舅寄来的大头鞋，我的家做棉鞋就“歇了岗”——当然，放了寒假在家，我还是会穿它，踩雪扫院子都方便，只是在学校的日子里，脚上蹬的就换成了大头鞋。
　　 五舅寄来的大头鞋，鞋面是牛皮翻毛的，摸着糙糙的，内里裹着厚厚的羊皮羊毛，蓬蓬松松的，鞋底是黝黑耐磨的橡胶大底，厚得像块小砖头。穿在脚上，一股子暖意从脚底直窜到心口，连带着小腿肚子都暖和起来。
　　 美中不足的是，我明明是三十七码的脚，穿的却是四十二码的大头鞋。任凭我把鞋带勒得紧紧的，鞋还是松松垮垮不跟脚。那时候学校天天早上跑操，天不亮就得起来，绕着四百米的操场跑三圈。寒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别人跑下来气定神闲，我却是气喘吁吁，脚步拖沓得厉害，两只大脚片子甩来甩去，活像踩着两只小船。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我在《米老鼠和唐老鸭》里瞧见唐老鸭走路的模样，忽然就想到自己——当时跑操的样子，定是和它一模一样。好在那会儿乡里还没拉电线，家家户户点的都是煤油灯，没人见过这动画片，不然非得被同学们笑掉大牙。
　　 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那天。明明是开学的日子，天却阴沉沉的，鹅毛大雪漫天飞舞，下得昏天暗地，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连远处的山梁都看不清了。父亲赶着马车送我去学校，马蹄子踩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响，车轱辘碾过的地方，留下两道深深的辙印。宿舍里空荡荡的，没几个同学，窗户玻璃上蒙着一层白霜，摸上去冰凉刺骨。父亲帮我把铺盖卷在大铺上铺开，又叮嘱了几句，就赶着马车回了家，车辙很快就被新雪盖住了。
　　 我们几个留在宿舍里，只觉得这冻了一冬的屋子，活脱脱就是个大冰窖。哈出的白气，眨眼工夫就在眉毛上凝了霜，搓手跺脚都不管用，寒气顺着裤脚往骨头缝里钻。想生火取暖，宿舍里既没有引火的牛粪，更没有烧炉子的煤块，只有冷冰冰的铁炉筒子立在墙角。
　　 几个同学结伴去总务处找人，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可空荡荡的院子里，连个人影都没瞧见，办公室的门都锁着，门缝里结着冰碴子。大伙儿在校园里转了大半圈，总算在水房碰到一位学校职工，他正缩着脖子，从炉子里往出掏煤灰。
　　 “老师，食堂咋不开门啊？我们晚饭吃啥？”一个胆子大的同学凑上前，跺着冻僵的脚问道。
　　 “今天是星期五，你们咋还来上学？”职工抬起头，眉毛上沾着煤灰，“校长早就让人给各个大队打电话了，三月四号星期一才正式开学！你们赶紧回吧，学校里没饭吃，连水都没得喝——锅炉还没烧呢！”他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边说边往校外走去，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三月四号才开学，今天不算数！”
　　 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跑到王兴的宿舍。他和我是一个村子考来的，我俩同级不同班，平日里走得最近，上学放学总搭伴。
　　 “那咱赶紧回吧！”王兴听我说完，低头瞅了瞅书包里的白面饼子，说着也犯了难，“这些干粮咋办？”
　　 “锁书箱里呗！”我跺了跺脚上的大头鞋，雪沫子簌簌往下掉，“这宿舍就像一个冰窖，干粮都冻硬了，谁还偷着吃？我反正已经把干粮锁起来了。”
　　 “行！”王兴应了一声，麻利地把干粮塞进书箱锁好。我俩一前一后，顶着漫天风雪，踏上了回家的路。
　　 那时候年纪小，见识也少。平日里上学放学，走的都是山间小路，踩着荒草和碎石子，从来没走过大路——大路上走的，大多是骑自行车的学生，车铃叮铃叮铃响，看着好生羡慕。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山里穿行，冬天踩着厚厚的积雪，听脚下咯吱咯吱响，夏天瞧着路边的花花草草、田埂上长势喜人的庄稼，倒也自在。
　　 可这次，我俩算是真真切切地栽了跟头——也算不上栽跟头，就是没经验。起初走的五里路，是四个公社的人常走的土路，被人踩得瓷实，还算好走。可拐上回村的小路时，我俩才傻了眼：哪里还有什么路？不过是凭着往日的记忆辨方向罢了。
　　 这条被一届届学生踩出来的小路，经过一个寒假的风雪侵袭，早就被一尺多厚的积雪盖得严严实实。雪面被风吹得平平整整，像铺了一层厚厚的棉絮，一脚踩下去，半条腿都陷进雪里，寒气瞬间就从鞋底钻了上来。好在我俩心里有数，知道这路上没有深坑和沟坎，胆子倒也大。只是脚陷进去容易，拔出来却难。尤其是我脚上这双“唐老鸭鞋”，又沉又不合脚，深一脚浅一脚地蹚着雪，鞋膛里早就灌满了雪沫子，走一步都费劲。遇到积雪太深的地方，王兴就得蹲下身，揪着我的裤腿，帮我把脚从雪窝里拔出来，他自己的棉鞋也早就湿透了。
　　 “别急，你这大头鞋太沉，还不合脚，咱慢慢走。”雪粒子打在他脸上，他却笑得一脸坦然，“剩下十里地，咋着也能走回家！”
　　 一路上，王兴不停地安慰我、给我打气，手里的棍子戳着雪地里的路，探着深浅。
　　 什么是路？走的人多了，才有了路。那个寒假的大雪和白毛风，把路彻底封了。我俩就这么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身后留下两串歪歪扭扭的脚印，没走多远，就被新雪盖得只剩浅浅的痕迹。往常半个钟头就能走完的路，那天从下午两点动身，足足走了三个小时，回到村子时，天已经擦黑了，家家户户的煤油灯亮起来，昏黄的光透过窗户，在雪地里映出小小的光斑。
　　 现在想来，要是没有王兴一路帮扶，我估摸得七八点才能摸回家，说不定还得在山里冻上半宿。
　　 一进家门，母亲瞧见我这副狼狈模样——头发上结着冰碴子，棉裤裤脚冻得硬邦邦的，心疼得不行。她赶紧蹲下身帮我脱鞋，倒出鞋里的积雪，雪沫子掉在地上，很快就化成了一滩水。她嘴里不住地念叨：“早知道就不让你穿这大头鞋上学了！这么小的个子，拖着一双不合脚的鞋，在没路的雪地里走，咋就熬回来了哟！”
　　 “就当是重走红军长征路了！”哥哥从里屋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打趣道，“想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可比这难多了！”
　　 虽说这双大头鞋穿起来磕磕绊绊，却实实在在陪我熬过了三个寒冬。教室的冷板凳上，操场的冻雪地里，都留下过它的痕迹。现在回想起来，它于我而言，可不光是保暖那么简单。我自小身子骨弱，跑几步就喘，可上中专那会，学校组织二十里越野赛，我竟是班里唯一一个拿奖的。后来成家立业，每次和同学朋友出门，大伙儿都打趣我：“腿不长，走路倒挺快！”我总觉得，这都得归功于当年那双大头鞋——是它，让我在雪地里练出了脚力，也练出了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
　　 初中毕业那年，我彻底告别了这双大头鞋。因为鞋码大，后来父亲又穿了好几年，下地干活、赶集上店都穿着它。母亲说，直到鞋里的羊毛被磨得精光，鞋面也破了洞，露出里面的橡胶底子，父亲才舍得把它扔掉，扔在村口的柴草垛旁，被风吹日晒，慢慢就没了踪影。
　　 后来的日子里，我穿过各式各样的皮鞋、旅游鞋，轻便又好看，可记忆深处，最难忘的还是那双沉甸甸的大头鞋，还有那年开学日，顶着漫天风雪，一路牵着我往前走的王兴。我后来一路读书升学，去了更远的地方，王兴却在初二那年辍了学，跟着村里人外出打工谋生。这些年，我们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可他在我心里，始终占着一个特殊的位置。真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能闲下来，坐在一起把酒言欢，再聊聊那条被大雪封了的山路，聊聊那双陪着我走过寒冬的大头鞋，聊聊年少时那段冒着风雪赶路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