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木盒与债单
　　 久病缠身的赵云栖还是没有能挺过初冬。
　　 送走父亲后，儿子赵新田走进父亲的卧室开始整理父亲的东西。
　　 初冬的阳光正斜斜地照进这间小小的卧室，赵新田端视着这里的一切，最后目光落在了墙角的那个老式木箱子上面，箱子和卧室里面的其他摆设显得格格不入。
　　 上面的锁早已经锈迹斑斑，轻轻一撬就打开了。里面没有什么金银珠宝、古董珍玩，只有几个堆放整齐的笔记本，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最底层压着一个牛皮纸旧信封。赵新田拿起了信封，小心翼翼地拆开。
　　 里面是一沓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纸片条，上面的字迹因年代久远而显得有些模糊。
　　 最上面的那张纸片写着：“1998年4月12日，借王永贵叁佰元整，月息一分。赵云栖。”字迹虽然有些模糊，但是依然是工整有力，能一眼就能认出来是老父亲的笔迹。纸张已经微微泛黄，边角磨损，皱皱巴巴的。
　　 赵新田的手指微微颤抖，一张张翻看下去……
　　 “1999年9月3日，借了李秀芬五百元整，不要利息，赵云栖。”
　　 “2000年2月28日，借孙建国四百五十元整，月息八厘，赵云栖。”
　　 “2001年11月17日，借周玉梅六百二十元整，无息，赵云栖。”
　　 ……
　　 一共十七张借条，时间跨度从1998年到2002年——这段时间，正好是赵信田在北京读大学的四年。金额都不大很大，最少的一百五十元，最多的也不过八百元，总计五千七百六十元。在2023年的今天，这笔钱甚至不够买一部新款手机，但在二十多年前，那是许多家庭一年甚至更久时间的收入。
　　 赵信田捏着这些发黄的纸条，呼吸渐渐急促起来。他一直以为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是父亲教书工资和省吃俭用攒出来的。母亲在他十岁时病逝后，父亲一人打理整个家庭，从没让他为钱的事情发过愁。他依稀记得每次开学前，父亲都会把学费和生活费仔细数好，再用信封装好交给他，还会额外的塞给他几十元的“零花”，说：“北京是大城市，该花钱的地方就要花，别让人看不起。”
　　 没想到原来其中有些钱，许多都是父亲低声下气借来的。
　　 借条最后，还有一张单独折叠的信纸。展开，是父亲特有的、一笔一画的字迹：
　　 “信田吾儿，你见到这些条子的时候，我应该已不在人世。千万不要要难过啊。这些债务，除已划掉的少数几张，其余的我都已经还清，收据在信封背面的夹层里面。留住这些不是为了别的，只是想告诉你——当年家里收入有限，我能力有限，没能让你无忧读书，时常感到愧疚。只是想要你铭记：人生在世，必须有借有还，说话算话，这是立身之本啊。父赵云栖，2005年秋。”
　　 赵信田仔细地翻到了信封的背面，果然是有个夹层，里面有几张褪了色的收据，上面写着“还清”“两讫”等字样，有的还盖着借款人的私章或手印。
　　 窗外，传来卖豆腐脑的吆喝声，混着自行车的铃响声音。赵信田静静地坐在冬日的阳光下，眼泪不住掉落下来，滴在最上面那张借条的“赵云栖”签名上，墨迹迅速被泪水晕染开来，像是老父亲也在汗水。
　　 他知道，他该做些什么了。
　　
　　 二、第一张借条：王永贵
　　 按照借条上的地址，经过几番的打听，赵信田找到了王永贵家。
　　 那是在城东的一片老旧的居民区里面，红砖楼房外的墙上爬满了枯藤。敲了几次门后，一个头发花白、穿着蓝色的工装棉袄的老人打开了门，老人家脸上皱纹如刀刻，但眼睛很是明亮。
　　 “王叔叔您好，我是赵云栖的儿子赵信田。”赵信田自我介绍起来。
　　 “云栖的儿子？”老人眼睛睁大了，随后又露出痛惜的神色，“哦哦，是信田啊，来，快进来，快进来！你父亲的事情啊我刚听说了，这么好的人，走得太早了啊……”
　　 老人家屋内摆设简朴但是整洁而得体，靠沙发的墙上面挂着一幅“天道酬勤”的书法框子。王永贵泡了一杯茶递给了赵信田。
　　 “您认识我父亲很久了吧？”赵信田接过了茶。
　　 “孩子，何止是认识啊！”王永贵缓缓地坐了下来，点燃了一支烟，“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那会儿，我和你的父亲都是在邯郸的一个机械厂里面当临时工。有一次正好是夜班，厂房的顶棚塌了一大块，要不是你父亲及时的推了我一把，我大概早就见马克思去了啊！哎！还真的感谢他啊！”
　　 赵信田取出了那张1998年4月的借条：“王叔叔，这是我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发现的。您看……”
　　 王永贵接过借条，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这事我记得，记得清楚着呢！那是你刚考上大学那年春天吧？”
　　 “是，1998年，我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
　　 “对对对！你父亲那高兴劲儿啊，见人就说‘我儿子考到北京去了’！”王永贵弹了弹烟灰，“可高兴归高兴，学费是个大问题啊。那时候厂子效益不好，工资都发不全。你父亲来找我的时候，在门口转悠了好久吧久才敲响们——他一辈子很要强，不到万不得已，不向别人开口啊。”
　　 赵信田的心揪紧了：“他……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他进门后，先是不说话，一个劲儿喝水。最后才低声说：‘永贵哥，孩子考上大学了，学费还差三百……’话没说完，脸就红了。”王永贵叹了口气，“我二话没说，进屋把家里仅有的三百元现金全部拿给他了。他非要写个借条，我说咱们俩这交情还用得这个啊？他坚决不干，说是‘亲兄弟必须明算账’，当场写了这张条子。”
　　 “后来他按时还了吗？”
　　 “还了！半年以后就还了的，连本带息三百一十八元，一分钱都不少。”王永贵感慨道，“其实我根本就没想要要利息，但是他一定要给。你父亲这个人啊，把尊严看得那是比命还要重啊。后来我才知道，他那半年除了教书，晚上还去货运站搬麻袋，一百斤重的麻袋，一个晚上搬几十个，才挣五块钱。”
　　 赵信田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他想起大一的那个国庆节，同学们都出去玩，他为了省钱留在宿舍里面。父亲突然来北京看他，带他去吃了顿烤鸭。他当时还埋怨父亲乱花钱，父亲只是笑：“我儿子在北京读书，吃顿烤鸭算怎么了？”现在想起来，那顿烤鸭，可能是父亲搬运了几百个麻袋换来的。
　　 “你父亲最后几年过得怎样？”王永贵问。
　　 “退休后还在民办中学里面代课，直到去年查出肺癌……”
　　 “他呀，一辈子都在为别人忙活。”王永贵摇摇头，有点点头，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起身走进了里屋，拿出了一个小布包，“这个，你拿回去。”
　　 布包里是一沓钱，全是百元的。
　　 “王叔叔，这我不能收……”
　　 “孩子，你听我说完。”王永贵按住赵信田的手，“你父亲退休的那年，我孙子要做手术急需要钱，他知道后主动送了五千元过来，说是一定要补当年的人情。我推辞不掉就收下了，但心里一直想着要还回去。现在他不在了，这钱你得收下来，了却我的一桩心事。”
　　 推让了再三，赵信田终究没收那钱。临走时，王永贵送他到楼下，扯着他的手舍不得松开：“孩子，你父亲虽然没给你留下万贯家财，但他真的留给你的是无价的宝贝——一个人啊活着的骨气和信义。比什么都要珍贵啊！”
　　
　　 三、三百斤大米与一张免息条
　　 第二站是城南的李秀芬阿姨家。
　　 与王永贵家不同，李秀芬住在新开发的小区里。开门的是个六十多岁、穿着得体的妇人，头发烫得很整齐。
　　 “李阿姨您好，我是赵云栖的儿子。”
　　 “云栖老师的儿子？”李秀芬显得很惊喜，“快请进！老陈，云栖老师的儿子来了！”
　　 客厅宽敞明亮，墙上挂着全家福。李秀芬的丈夫陈国栋从书房出来，戴着老花镜，手里还拿着报纸。听说赵信田的来意后，老两口对视了一眼。
　　 “那张五百元的借条啊……”李秀芬回忆道，“那是1999年秋天的事了吧？你上大二那年。”
　　 赵信田点头：“是的，借条上写的是9月3日。”
　　 “我想起来了！”陈国栋一拍大腿，“那时候你父亲在县一中教我们家小辉物理。小辉物理成绩差，你父亲每天晚上义务给他补课，补了整整一个学期，一分钱不收。我们过意不去，硬塞给他补课费，他死活不要。”
　　 李秀芬接着说：“后来有次家访，你父亲看见小辉有台旧电脑——那是他表哥淘汰下来的。你父亲就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借去用几个月，说你在大学学计算机，需要练习。我们当然同意了。”
　　 “过了一个多月，”陈国栋接过话头，“你父亲突然送来五百元钱，说是电脑的使用费。我们很惊讶，说借电脑用用哪能收钱？你父亲这才说了实话——原来那段时间你写信说想买台二手电脑，最便宜的也要两千多元。他积攒了几个月才攒了一千五百元钱，还差五百。”
　　 李秀芬的眼圈渐渐红了：“可是他又不好意思直接开口找我借钱，就绕了个好大的圈子和我们聊。我和你陈叔叔商量以后啊，决定以借的名义给他那五百块钱，但是坚持不要任何利息回报。你的父亲这样子才写了那张无息的借条。”
　　 “后来他是怎么还的啊？”赵信田问。
　　 “还的方式还真的特别得很。”陈国栋笑了，“2000年的暑假，你父亲突然拉着一辆板车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车上装着整整的十袋大米，每袋三十斤。他说这是老家的亲戚自己种的，没有打过农药，卫生，比市面上的要好。我们一看就明白了，那三百斤的大米，按当时的市价差不多值五百多块钱啊。”
　　 李秀芬擦擦眼角：“我们让他拉回去，可是他说什么也不干。最后只好收下来，但是坚决把借条还给他了。你父亲却坚持说这借条是借钱的凭证，钱货两清后才能退。哎，他真是个死心眼的好老实人啊！”
　　 赵信田回想起了2000年的暑假，他因为要留在北京做家教而没有回家。父亲打电话的手总是说“家里一切都好”“粮食够吃”。原来是那个夏天，老父亲把自家口粮的一半拿去还债了。
　　 “你父亲后来还是经常和我们联系。”陈国栋说，“后来我儿子小辉考上了大学，他送来了一套《辞海》；我退休的手，他手抄了一本养生食谱给我；去年秀芬去住院，他拖着病体坚持来医院里面看望，还硬是塞了五百块钱的红包……他总是这样子，记得别人的每一份好，并且一定要加倍地还。”
　　 临别的时候，李秀芬拿出了一本厚厚的相册，翻到了其中一页——那是老父亲和陈国栋好多年前在县一中门口的合影，那个时候两个人都还很是年轻，老父亲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笑得腼腆而真诚。
　　 “这张照片送你。”李秀芬说，“你父亲是我见过最干净的人——不是穿得干净，是灵魂干净。”
　　
　　 四、最后的借款与无法偿还的人情
　　 走访到第十四位借款人时，赵信田遇到了难题。
　　 借条上写着：“2002年5月6日，借周玉梅六百二十元整，无息，赵云栖。”地址是县城老百货公司家属院。但赵信田找去时，邻居说周玉梅三年前已经搬去省城儿子家了，具体地址不详。
　　 就在赵信田准备放弃时，他在父亲的一本旧通讯录里发现了一个省城的电话号码，旁边标注着“周姐”。拨通后，接电话的正是周玉梅。
　　 “周阿姨您好，我是赵云栖的儿子赵信田。”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哽咽的声音：“是信田啊……你父亲他，真的走了？”
　　 “上个月走的。”
　　 长久的沉默后，周玉梅说：“我在省城，你要是方便，来一趟吧，有些事该让你知道。”
　　 第二天，赵信田坐上了开往省城的大巴。周玉梅的儿子开车到车站接他，路上简单介绍了情况：周玉梅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行动不便，现在和他们住在一起。
　　 周玉梅家在一楼，方便出入。见到赵信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挣扎着要从轮椅上站起来，赵信田赶忙上前扶住。
　　 “像，真像你父亲年轻时的样子……”周玉梅端详着赵信田，眼里泛着泪光，“尤其是这双眼睛，一样的真诚、清亮。”
　　 赵信田取出那张借条：“周阿姨，这是我父亲……”
　　 “不用看，我记得。”周玉梅摆摆手，“2002年5月，你大学最后一学期，对不对？”
　　 “对，那时候我在准备毕业设计和找工作。”
　　 “你父亲来找我时，脸色很不好。”周玉梅回忆道，“我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不是，是心里难受。原来你在北京面试工作，需要买一套像样的西装，但最便宜的也要六百多元。你写信说不用买，可以借同学的穿，但你父亲不肯，说‘我儿子人生第一次面试，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赵信田的心猛地一颤。他想起来了，毕业前他确实给父亲写过信，随口提到面试需要正装。没想到父亲如此放在心上。
　　 “我当时手头也不宽裕，”周玉梅继续说，“但还是凑了六百二十元给你父亲。他写借条时手抖得厉害，我问他怎么了，他才说这段时间兼了三份工——白天教书，晚上去学校食堂帮厨，周末给印刷厂折纸盒。长期熬夜，手不太听使唤了。”
　　 赵信田的眼泪夺眶而出。他想起毕业那年五一假期，他本想回家，父亲却在电话里说：“别回来了，路费贵，趁着假期多准备准备面试。”原来父亲是不想让他看见自己憔悴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