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底的一天，当时在街道办事处武装部工作的我接到区人武部通知：我办事处入伍到空军佛山场站（机场军民合用）的一个战士，因强烈想家，不安心学习训练，部队建议派人去领回。
　　 我有些气愤，又有些不安。退兵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这还是我任武装部长以来第一次遇到，况且那个新兵在入伍前参军的愿望很迫切，曾让他村的民兵连长找过我。我将此事告知他村后，村两委非常重视，支部书记薛家泊决定带上新兵家长一起去部队。
　　 次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到广州白云机场。那天天很晴朗，斜阳照在机场停车场的车顶上，反射出一片耀眼的白光。虽然是隆冬，但那里还是北方秋后的感觉，有些湿润的空气，让人呼吸舒畅。考虑到当天去佛山时间有些紧张，我们决定在广州住一夜，便打车直接去了离机场较近的新粤大酒店。那个酒店我上次去广州时住过，因为有个旅友将“奥”读成“澳”，因此留下了印象。
　　 从新奥大酒店到佛山五十多公里。出租车司机四十岁左右年纪，看起来很稳重，只是粤语味道很浓的普通话我听着很费劲。他让我系上保险带，我系上后，他还是对我连说带比划，把我弄得云里雾里，他只好拿起保险带给我示范了一下，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让我把保险带斜放在胸前而不扣死，装装样子当一下警察眼睛而已。那种自欺的方法虽然让我忍俊不禁，但他的善意让我感到很暖心。
　　 佛山场站整个营区树大林密，郁郁葱葱，从外面只能看到黑瓦的房顶。出租车开到营区大门后，已不能再进，我们只好沿着绿树掩映的沥青路步行过去。哨兵看了我们的介绍信，电话请示部队值班首长后，就让我们到办公楼三楼找去青岛带兵的刘参谋。
　　 那是一座不大的三层老式楼。我让薛书记和新兵的父亲在楼下等候，我先上去联系。刚上楼梯，恰刘参谋从走廊走过来，寒暄过后，他就直接把我们带到了招待所。刘参谋简单介绍了那个新兵的情况和部队的处理意见后，又告诉我们，如果想把兵留下，必须去找参谋长。
　　 按照我们商定的方案，事情办的很顺利。下午，我们从新兵连回到招待所时，刘参谋早在那里等候。开饭前，我向刘参谋提出能否约见一下场站的郭副政委，刘参谋爽快答应，不一会儿，郭副政委到，他身着便服，圆圆的脸庞红润润的，边与我握手边说他刚从广州回来，衣服还没来得及换。郭副政委在我办事处有门远房亲戚，他去我们办事处时，我曾陪他吃过饭。我想见他其实是想借他个面子，让部队对那位新兵包涵关照些。
　　 饭后，郭副政委要在用餐单上签字，刘参谋告诉他我们是参谋长的客人，已经与招待所打了招呼，并告诉我们，不管在那里住几天，走时在餐费单上注明参谋长安排就行了。
　　 事情已基本办妥，心情轻松了下来，薛书记提出要去深圳看看。第二天一早，我们便乘车前往深圳。刚走出没多远，我的呼机就“嘀嘀”响起来，急回电，办事处办公室的小李说，空军惠州场站（机场军民合用）一个新兵在部队体检复查时视力不合格，区人武部让我去领回。
　　 我心里“咯噔”一下，刚放松的心情一下又紧张起来。深圳是去不成了，我把这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了薛书记，让他们两个先回家。考虑到他们两个很少单独出门，且新兵家长两耳失聪，便决定把他们送过登机安检口后再去惠州，于是三人返回佛山后又打车去了广州，再次住进了新奥大酒店。
　　 办理住宿时，想顺便预定两张去青岛的机票，我向前台服务员询问去青岛的航班情况，还没等服务员开口，旁边那个三十六、七岁、看起来像个负责人的女士主动接过了话茬，当她听说我们是来看望新兵，我还要急着去惠州时，扭头对那个前台服务员说：“小黄，你叫司机老韩过来。”
　　 一会儿，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子站在了那位女士的面前：“管经理，您吩咐。”“这三位同志是从青岛来咱们广东看望新兵的。他们为保卫祖国送子参军，奔波劳累，我们应该帮一点儿忙。明天你去机场接人时六点走，把他们两个带到机场，帮他们办完登机后再去接人。”然后又转脸对我说：“张部长，你就不用去机场了，放心办你的事情。给你个电话，有需要呼我。”前台服务员很机灵，立刻将管经理的名片双手递到了我的面前。
　　 我被那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一时语塞，好一会儿没做出反应。管经理看到我那懵懵的样子，笑着对我说：“顺便的事儿，你不必在意。等我去青岛需要帮忙时也找你。”“好吧，那就一言为定！”一句话化释了我的茫然。第二天一早，一辆皇冠轿车停在了酒店门前。
　　 我返回佛山，又住进了空军佛山场站招待所，因为需要请刘参谋给我开具一张去惠州场站的介绍信，顺便先了解一下那个新兵的情况。招待所里好像只住了我一个人。伙食一如从前的好，每餐四菜一汤，早晨也是如此。我感到有些浪费，就再三对炊事员说两个菜就够了，但他们好像过意不去，还是把热腾腾的新菜端上桌。
　　 第二天，我先到广州，在市郊一个车站换车去惠州。下车的地方离惠州场站还有五、六华里，我只好步行过去。营区大门值班人员看了介绍信，就拿起电话请示司令部。不一会儿，一个魁梧的军人来到值班室，值班人员介绍说，那是他们的刘副参谋长，刘副参谋长直接把我领到了招待所。
　　 新兵连在场部办公楼的东侧，我去时新兵们刚训练回来。我把那个新兵叫到室外，简单问了他的情况。原来，他参加过地方高考，以几分只差落选后，便想当兵报考军校。到部队后，有一天早操回去正在洗脸，摘下的博士伦还没来得及戴上就集合去体检，结果漏了陷。我说要带他回去时，他很平静，看来已有思想准备。
　　 第二天，去青岛带兵的军医去了惠州场站，他带着那个新兵又去地方医院做了一次检查。我问刘副参谋长退兵要办什么手续，他说新兵未佩戴帽徽领章，还不算在册的军人，只办个交接就行了。我让那个新兵整理好自己的物品，准备明天就返回。
　　 刚回到招待所，手机就响起来，街道办公室通知我，区人武部的杨副部长带着几个办事处的部长要去看望新兵，要我在那里等候。我马上和杨副部长通了电话，他说大约五、六天后到。
　　 那几天，是我到地方工作后最轻松惬意的日子。每天吃过早饭就走出军营，或走进临近的村庄去观看当地风情，或登上山顶瞭望连绵起伏的葱茏，或深入湿润的农田和农人一起享受收割甘蔗的喜悦，或漫步沿河幽径欣赏夕阳下的粼粼波光。有一天，一时兴起，坐上公交车就进了惠州城，当听到满大街在唱贺岁歌曲时，才想起那天是1997年的元旦。
　　 刘副参谋长热情、真诚、实在，可能怕我孤独，他每天都抽出时间陪我一会儿。我每次外出回到招待所，就见他早就坐在竹丛下的藤椅上等候。有一次晚饭后还陪我在营区内转了一圈，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他们部队的事情。每到中午和下午开饭时间，他就站在招待所的楼下喊一声，张部长，吃饭啦！像招呼老朋友。
　　 招待所餐厅在小楼右前方十几米远的地方，要下几级台阶。我们就餐的餐厅里有三张方桌，进门左手是一个餐台，餐台上有两个泡着几条蛇和人参枸杞之类的大玻璃酒瓶，靠西墙有一个能成几百斤酒的大瓷缸，缸沿上扣了个舀酒的舀子，想喝酒就随便盛。刘副参谋长边从缸里舀着酒，边对我说，“米酒是场站农场自己酿制的，味道还不错，尽情喝。”
　　 像在佛山场站招待所一样，每次一进餐厅，荤素搭配的四菜一汤就整整齐齐的摆在餐桌上。刘副参谋长每次都把大玻璃杯盛得满满的，喝得我天天晕晕乎乎，头还有些痛。他的酒量很大，他说爱人从北京带来的高度二锅头，一次就喝一瓶。酒是很好的媒介，能让人放松心情，去伪存真，面红耳热时，我俩工作学习家长里短无所不谈。他说他准备明年转业回北京。听得出来，他饱尝着两地分居之苦，那滋味，我也尝过。
　　 第五天上午，杨副部长带着两位街道办事处的武装部长到。几天的异乡孤独，见到他们像久别的亲人重逢。寒暄过后，我带他们去找刘副参谋长接头，给他们安排住处。看完客房，没顾上休息就去了新兵连，杨副部长把黄岛籍的新兵召集起来进行了集体谈话，并通知那个近视的新兵做好走的准备。
　　 中午，刘副参谋长设宴招待，他早早就去了招待所等候。我看到身着空军、陆军和地方武装三种军装的战友围坐在绿竹下亲切交谈的场景很有趣，就按动相机快门，留住了美好的一刻。杨副部长和两位街道办武装部长都没去过深圳，想去看看，那时深圳特区还没有开放，进去要有通行证，我只好去找刘副参谋长帮忙，没想到刘副参谋长答应的很爽快，下午三点多钟，盖着红色印章的五张军人通行证就送到了我们手中。约三十分钟后，一辆部队牌号的北京吉普停在了招待所前，司机告诉我们说，是刘副参谋长安排的，他因为有会，就不能亲自送我们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从深圳罗湖口岸乘火车去广州后，转车去了佛山场站，因为他们三个还要看望那里的新兵。刘参谋把我们安排到了离营区很近的机场宾馆，机场宾馆的住宿条件比机场招待所稍好些。次日去新兵连时，我单独会见了那个想家的小薛，他已经不是前几天那个愁眉苦脸、萎靡不振的样子，脸上有了笑容，说话也爽快了许多。临走时，刘参谋给我们搞了五张打折的机票，他说本来准备给我们要几张免费的，但那天没有名额了。
　　 三年以后，已经到了新工作岗位的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位说广东普通话的女士，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就爽快地说：“我是广州新粤大酒店的管经理，我来青岛啦。”我又惊又喜，眼前立刻浮现出了那张白皙微圆的脸庞，遗憾的是她急着回去，给我打电话时已经在出青岛的路上。通完电话，我又想起了惠州场站的刘副参谋长，因为他当时给我的是部队值班室的电话，也就没再联系。他应该已经转业回北京了。
　　 那次广东之行虽一波三折，但处处都有温暖之手，他们给我们的帮助虽然都是举手之劳，但却让我感觉到了浓浓的暖意，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放射着人性光辉的全新的人际关系。我想，缤纷世界里的我们，没必要把自己包裹的太严，只要拿出你的热情和真诚，就会解放自己，收获友谊；也不能活的太自私，要学会奉献和给与，我们做不到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但要明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道理，正像那句歌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儿爱，这个世界就变成美好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