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三伯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从没见他发过火，成天乐呵呵的，脸上总洋溢着慈祥的笑。
　　 关于他零零碎碎的往事，我道听途说过不少，三伯的一生，既波澜壮阔又坎坷不平。十八岁那年他就参加了革命，光荣地成为八路军战士，随部队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远赴朝鲜战场，三伯所在的班奉命守高地，零下三四十度的天，他的腿被弹皮划开大口子，冻得流脓，却咬着牙用布条裹紧，趴在雪地里坚持了三天三夜，战友劝他撤下阵地，他死活不肯，最后和战友们一起顽强地守住了高地，却落下了腿疾。
　　 朝鲜战争胜利后，三伯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家乡，他把立功勋章偷偷压在箱子底，从不跟村里人炫耀，有人问起在朝鲜的事，他也只是笑着说：“俺没立啥功，也不是英雄，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俺屁都不是！”
　　 三伯回村时已过而立之年，婚事成了老大难——村里的大闺女早都嫁了人。后来经村干部撮合，才和邻村里一位寡妇喜结良缘。
　　 我没见过三奶，听老人们说，她长得俊，也能干，可惜一直没开过怀儿。即便如此，三伯和三奶的感情依旧很深，相互体贴，恩爱有加。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三伯沉醉在幸福里时，不幸突然降临到他头上。
　　 那年春节前一天中午，三奶回娘家去。我们村与三奶娘家村只隔着一条朱龙河，如果绕路的话得多走三四里路。三奶想省劲儿，直接踩着冰过去，可没想到，她刚走到河中心，冰面“咔吧”一声断裂了，三奶还没来得及反应，整个人掉进冰河里。
　　 三伯做好晚饭等着三奶回家，左等不见三奶，右等不见三奶，夜已深更了，也不见三奶的影儿。三伯的心里如同庙里长草——慌了神。他心急火燎地跑到河北面的丈人家，丈人一家听了他的述说，惶恐不安，急忙喊人去找。岸上灯笼火把照亮了泛着银光的河面，最终在冰窟窿里，找到三奶僵硬的尸体。
　　 三伯知道这个噩耗，整个人都垮了，哭得不行，根本没法接受三奶就这么突然离开。他的世界好像一下子空了，之后就不爱说话了，脸上再也没见过以前那种笑。
　　 那段时间，他总爱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发呆，望着远处的天空，一坐就是大半天，谁喊他都没反应。村里人都劝他想开点，日子还得往下过，可他的心好像被掏空了一样，连生活的方向都找不到了。没了三奶的三伯，日子过得更难了。又要照顾年纪大的爹娘，又要参加生产里的劳动，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会拿出三奶留下的旧衣服，一遍一遍地摸，好像这样就能感受到她还在身边的温度似的。
　　 三奶忌日时，三伯去河边祭拜。没哭，只是蹲在三奶掉下去的地方，自言自语：“你在那边照顾好自己，不用挂牵俺，俺和爹娘都很好，你放心吧……”
　　 那年秋天，三伯去佘家巷赶集，看见个卖画的，摊儿上摆的全是他自己画的画，有武松打虎，有山水画，花花绿绿的，瞧着还挺鲜亮。三伯一眼就迷上了，挑了几张拿回家，用烧过的柴火棍儿在旧报纸上比着画起来。刚开始学画画时，三伯没钱买蜡笔，就去学校里捡孩子扔掉的铅笔头、烧黑的木棍，在旧报纸、烟盒纸上画。冬天炕头冷，他裹着破棉被，一画就是大半天，手冻得开裂，流脓，三伯用布包包，接着画。村里的孩子们来看他画画儿，围着他问东问西，三伯也不烦，手里一边描着线，嘴里答着话，脸上挂满笑。
　　 邻居们都说，自打三伯画画儿，换了个人似的，走路哼着小调儿，脚步都轻快了不少。
　　 有一回我去三伯家串门儿，三伯正埋头作画，专注得连我进屋都没察觉。我不想打扰他，便在炕沿上坐下，静静欣赏他挂在墙上的画作。那些画称不上美，甚至有点丑，尤其那张武松打虎，武松画得还可以，多多少少有点人模样，可那虎画的却不敢恭维，既不像虎又不像猫，看着别别扭扭。
　　 三伯终于画完了，拿起来左看右看，敝帚自珍，满意地“嘿嘿”一笑，他瞅见我，不由得一愣：“你啥时候来的？看看我画的咋样？”
　　 “三伯，你画的是虎，还是猫呢？”我开玩笑说。
　　 三伯听了一脸不高兴，瞪圆了眼冲我吼：“你家猫这么大嘛！”
　　 “就算是虎，也是只病虎。”我故意逗他，一指他手里的画纸说，“你看它瘦成啥样了，走路都打晃儿……”
　　 还没等我说完，三伯急眼了：“你小子懂个屁，我还没给它画上毛呢，画上毛不就肥了嘛。”
　　 三伯说着抓起桌上那支棕蜡笔，胳膊肘撑在炕桌上，身子往前探得老长，鼻尖几乎贴到画纸上，一笔一笔顺着“虎”的脊梁骨“蹭”毛，蹭一下，眯起眼瞅瞅，再蹭一下，还用手指肚轻轻抹两下，像是在给真虎捋毛似的。
　　 “三伯，你这是画的虎毛啊，我咋看着像油毡呢。”
　　 “你懂啥，虎的毛得‘炸’着，得有层次感，我这是先铺底儿。”他嘴里念叨着，手腕子转了转，在虎的额头又加了两笔深棕，“看见没？这王字周围的鬃毛，得浓重点儿，不然显不出威风来。”
　　 我凑过去，见他画的毛一缕一缕的，有的地方涂重了，有的地方涂轻了，很不均匀。“三伯，你这虎的毛咋有的地方稀有的地方密？跟我家老母鸡掉毛似的。”我憋着笑说。
　　 三伯直起腰，手里的蜡笔戳在炕桌上，发出“咚”地一声：“母鸡能跟虎比？虎是跑着追猎物的，毛得乱点才像！”
　　 我装作恍然大悟的说：“喔，原来是这样啊，我没见过真虎，不知它长啥样儿。”
　　 “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三伯又低头盯着画，用指甲盖儿刮了刮虎的爪子：“等我把爪子的毛画完，再给它眼睛上加道白光，保证比你见的年画里的虎还精神！”
　　 一场大雪封了田垄，地里没了农活可干，乡亲们的日子白开水煮白菜——淡而无味。村里便张罗着排戏，给沉静的冬天添些热闹气氛。三伯一听来了劲，自告奋勇揽下导演的差事。他打小是个戏迷，京剧、河北梆子、哈哈腔都能哼上几段，尤其喜欢唱吕剧，那婉转悠扬的腔调，他百唱不厌。打那以后，不管刮风下雪，他都往村小学的排练场跑。排戏时，戏服不多，三伯把自己的旧军装拆了，和村里的妇女一起做戏服；道具马鞭没有，他用树枝削光滑，缠上布条；相公帽、乌纱帽也是他用纸壳子糊的。
　　 冬日的风刮在脸上，生疼生疼的。三伯身上那件破棉袄，也不知穿了多少年，里面的棉花早硬得像块板，哪里还挡得住风？冷风一灌进来，他忍不住打个寒颤，可三伯像是不觉冷似的，一会儿手把手教演员踩台步，一会儿纠正唱腔，那股较真的劲儿，比自己登台还要上心。有回正在排练，天突然下起了大雪，连雪带风直往人身上扑，演员们扛不住劲儿，一个个藏头缩脑往屋里跑。三伯脖子一梗，高声喊：“这点雪怕啥？当年在朝鲜打仗，冰天雪地的，俺们不照样扛枪？唱戏的也得有这股劲儿！”大伙儿让他这么一说，也来了精神，搓搓手，哈口气，接着排练。
　　 腊月二十八的傍晚，村小学的教室里虽说生着煤炉，可那点热乎气儿根本不管用，照样冻得人手脚发僵，直打哆嗦。演员们有的跺着脚取暖，有的像剁了尾巴的狗满屋里乱窜，三伯攥着戏本，正给演李二嫂的小花说戏：“不能光照着戏词干巴巴地唱，得把心劲儿揉进去，你看这句‘借灯光我赶忙飞针走线’……”话还没说完，他猛地捂住心口窝，眉头拧成个疙瘩，豆大的汗珠子顺着额头往下滚，龇牙咧嘴的模样，看得人心里揪得慌。小花见状吓得惊声一叫：“三伯，你们快来啊……”
　　 我赶紧凑过去，见三伯脸煞白，浑浊的眼睛里含着泪，我急切地问：“三伯，你咋了？”
　　 三伯摇了摇头，想站起来，腿却软得像面条，怎么也站不起来。他抓住我的胳膊，嘴里喘着粗气：“我这心口窝……像塞了盆火……”我扶他坐好，摸他的手，凉得像块冰。
　　 “快去叫张大夫！”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小花撒腿就往村西头跑。
　　 “你这老东西，昨个还说给我画张武松打虎，今儿个就耍起性子来了！”鼓手张二叔拍着三伯的背，眼里盈满了泪花，声音哽咽，“大伙可都指望着你呢，你别耍赖，听见了嘛你。”
　　 我扶着三伯的头，他靠在我怀里，眼睛半眯着，嘴里还念叨：“别耽误……排戏……明儿个还要去邻村演……”
　　 张大夫喘着粗气跑进来，摸了摸三伯的脉，脸一下子沉下来：“赶紧送乡医院！心梗，咱这儿治不了！”大伙儿七手八脚把三伯抬上马车，王婶子拿来一床厚棉被给他盖上，我坐在旁边，感觉三伯的手越来越凉。马车在雪地上颠得厉害，三伯突然抓住我的手，有气无力地说：“小儿……俺要是走了……把俺画的虎……放在俺的棺材里……给你三奶看看……”
　　 “三伯，你会好的。”我心里翻江倒海，不知是啥滋味儿。
　　 路上雪滑不好走，赶到乡医院的时候，天完全黑透了，急诊室里的灯亮的刺眼，医生翻了翻三伯的眼皮，无奈地摇了摇头。我们同来的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成天生龙活虎的三伯，说没就没了。
　　 三伯的葬礼办得很场面，村里的男女老少为三伯送最后一程，邻村的戏迷也都来了，有人捧着他画的虎，有人拿着他写的戏本，还有人唱了段《李二嫂改嫁》，当唱到“借灯光我赶忙飞针走线……”时，大伙儿都哭了。我把蜡笔和大板纸，还有那张他没画完的虎，统统放进了棺材……
　　 后来我才知道，三伯早就知道自己有心脏病，前些天他偷偷找张大夫拿了药，说：“等过完年，把虎画完，再告诉孩儿们。”可他没等到过年，没等到给虎画完毛，没等到去邻村的演出。
　　 一晃眼，好些年过去了。每次回老家，我总忍不住去三伯家瞧瞧——那三间小土屋在岁月里浸满了沧桑，早已摇摇欲坠。我轻轻推开虚掩的木门，跨进去时，一股时光沉淀的味道扑面而来。屋里到处是凌乱的旧物，蛛网在角落牵牵绕绕，我的心瞬间五味杂陈……墙上还挂着三伯早年画的那幅虎，模样算不上好看，却比世上任何名画都要珍贵。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得画纸哗啦哗啦地响，仿佛三伯就在耳边念叨：“小儿……你看这虎……毛炸得够威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