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在东明县博物馆“黄河民俗展厅”，我看见了“老堂屋”“旧纺车”两个老物件，勾起了我无限的感怀和回忆，恍若重回旧时光。——题记
　　
　　 老堂屋
　　
　　 一间旧式的老瓦房，正中一间的堂屋客厅里，摆放着一张老式长条几，两头翘起。条几前，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北墙上，正对堂屋门，挂着中堂画，画的是一条鲤鱼，在汹涌波涛之上，摇头摆尾，有鲤鱼跳龙门之意。中堂画两边，配着对联。
　　 目睹此情此景，恍然觉得，它就是我家的老堂屋。
　　 据我爹讲，1943年到1954年，在城里中心地带——大隅首北路东，我家里开着荣茂祥百货店，全家住在店铺后宅里的时候，因为生意兴隆，家境逐步殷实，我老爷爷住的堂屋正中间，就有了这样的摆设。
　　 老爷爷去世了，我爷爷成了家族里的掌门，他和我奶奶住的堂屋正中间一间房，也摆上了长条几，八仙桌。椅子，不是太师椅，而是老式圈椅。正对门口的墙上，挂着中堂画。春节期间，中堂画换成轴子——大型家庭族谱。那时候，爷爷的堂屋，是家族人聚会的场所，是街坊邻居串门拉家常的场所，也是春节期间，拜祭祖先的庄重之地。
　　 年三十晚上和大年初一中午，将八仙桌往前拉，周围摆上椅子和条凳，全家人聚餐。那时候，生活艰难，平时，吃饱肚子都成了问题。但每年到春节时候，八仙桌上，总要摆上荤素搭配的菜肴，家族里的成年男人，围坐一起，一边吃菜，一边举杯喝酒，一边谈天说地，其乐融融。小孩子和妇女，坐在一旁，吃吃喝喝，言谈笑语，打牙祭，也吃几顿饱饭，让平时瘪瘪的肚子，撑得鼓鼓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卷起了时代浪潮，我爷爷堂屋里的中堂画和轴子也卷走了。
　　 爷爷奶奶不在了，我爹成了家里的掌门。八十年代，他和我娘住的堂屋明间，也摆上了长条几，八仙桌。长条几，是我二哥找木匠，按明代风格制作的。八仙桌，是我爷爷屋里的老物件。看模样，就知道，有年头了，像是明代风格，榫木结构，造型简洁素朴，原材直足。老式圈椅，也像明代风格，线条流畅，比例匀称，简约大方。掂一掂，分量很重，应该是好木头做的。深棕色，带包浆，摸一摸扶手，滑润润。论年龄，一位木匠对我说：“肯定比你爹年龄大。”他这一说，那把椅子，至少得有上百岁，也许就是明清时期制作的。一开始，只有一把。后来，我爹又在集市上淘来一把，也巧了，和家里的老式圈椅一模一样。破损的地方，找木匠修了修，凑够了两把。中堂画和对联，本是印刷品，印着一只大老虎，时间长了，破损了。轴子，也破旧不堪。本世纪初，我将一个大学美术教授赠送我的一幅鲜花盛开的国画，让人裱成中堂画，又自己动笔写了一副对联，也裱了，以新换旧。崭新的中堂画和对联，让屋子仿佛光亮许多。轴子，我爹让我一个表哥精心制作了一幅新的。新轴子最顶端，画着祠堂建筑，下面，是层层分级的牌位图，写着一代代先祖的姓名，一看就清晰明白。春节时，悬挂新轴子，轴子下面的条几上，摆上爷爷奶奶的牌位，八仙桌上，摆满供品，供奉祖先。
　　 平时，我爹的亲弟弟堂弟弟，还有要好的街坊邻居，曾经同一个单位工作的老同事，经常来串门。倘若来人是一位，我爹和客人，一人坐一把老式圈椅。人多了，再分坐在两侧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谈笑风生。
　　 每逢春节，天色微明，直到中午十二点以前，家族人，街坊邻居，络绎不绝，前来拜年。我爹娘，分坐老式圈椅上，笑盈盈，迎送客人，接受晚辈跪拜。条几和八仙桌上，摆满了水果糖和点心，还有花生核桃和瓜子，谁来了，爹和娘，催着来人吃。小孩子来了，还会捧上一把，递到他们手里。大人来了，我爹送上一杯热茶，让客人满嘴沁香，又暖心润肺。
　　 中午吃饭时，八仙桌变成餐桌，一家三代人——后来，是四代人，荤荤素素，推杯换盏，快乐无穷。吃过午饭，将八仙桌往前移动，就成了麻将桌，我们这一辈人，围坐一起，打起麻将。老爹和老娘，坐在麻将桌旁边的沙发上，笑盈盈，看着我们打，偶尔，老爹还会喊一句：“三儿，打八条！”“美菊，碰啊！”
　　 这样的场景，腊月二十三就开始了。腊月二十三，是我爹生日，一家人聚在一起，为老爹祝寿。一直到正月十六，才告一段落。正月十六，闺女回娘家，一家人的团圆日。
　　 我爹娘的堂屋，常常人来人往，笑声不断，热闹非凡。家庭和睦幸福的气氛，经常洋溢在堂屋里。血缘亲情，在那座屋子里，浓得化不开。
　　 后来，我娘和爹，先后离世。那座堂屋，连带里面的家具摆设，归了二哥。不久，赶上城市拆迁风。老房子没了，堂屋，连带条几八仙桌中堂画，都没有了。我也没打听，究竟去了何处？现在想想，甚觉可惜。唯有轴子，被我二哥带到新楼房里，春节期间挂一挂，以表对先祖的纪念。然而，大年初一络绎不绝串门拜年的人，越来越少，最近两年，几乎没有了。
　　 老胡同，旧庭院，被一栋栋高楼取代，老式民宅，堂屋客厅连带里面的所有旧摆设，也随之一一消失。传统家庭模式，在物化变迁中流于记忆。老风俗习惯，家族血缘亲情，邻里友情，一应传统文化精神的沿袭，也随之逐渐淡化。
　　 沧海桑田，瞬息万变，我们接受不接受，它都在变。还是与时偕行吧。
　　
　　 旧纺车
　　
　　 一架旧纺车。木制车架，枣核状的锭子，圆圆的绳轮，粗粗的绳弦，短短的手柄，都披覆着岁月沧桑。旧纺车背后，一盏煤油灯，泛着黄色光晕，一位老太太，身穿斜襟褂，满脸微笑，一手摇着纺车手柄，一手拈着棉花卷。
　　 这场景，让我想起了我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煤油灯光摇曳里，我娘的身影也随之摇曳。她盘腿坐着。一只手，一圈圈摇动着手柄。另一只手，将棉花卷慢慢拉长拉细，拉到不能再长不能再细的长度，再将手柄反转，把拉长的细线往回送，让细线一圈圈缠绕在锭子上。不停摇，反复拉送，锭子上，慢慢缠绕成两头尖尖中间鼓鼓的线穗。
　　 我娘也是身穿斜襟褂，满脸微笑，从吃过晚饭，一直摇到深夜。白天，她要和男劳力一样，下地劳动，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时间坐下来纺线。我娘纺线，是为了给一家人做衣服。纺完线，还要到有老式织布机的人家里织布。织好布，白色的，做单衣；秋冬衣服，染上色，再做。
　　 那时候，我爹被从工作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劳动，一气之下，闯关东，当了伐木工人。我爹去东北期间，农民都到生产队“大食堂”里吃饭，饥荒迅速泛滥，我大哥，因为几张饭票，受不了冤屈，十二岁，以死明志，上吊死了。家里就剩我娘与二哥和我。家里穷，买不起洋布，一家三口人穿的，都是粗布衣服，在娘的手里从棉花变成合身的衣服。穿上之后，“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勤俭节约的好传统使然，也是贫瘠时代的无奈。
　　 娘纺线的时候，二哥和我，已经躺在床上。躺在床上，看着娘摇曳的身影，看着娘在灯光里微笑的面容，听着纺车细微的嗡嗡声，不知不觉，慢慢睡着了。
　　 现在想起来，面对灾厄和饥馑，娘纺线时的不紧不慢，娘的满脸微笑，分明昭示着坦然应对从容不迫的生活态度。也给在饥荒里煎熬又在恐惧里挣扎的我和二哥，带来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而今，国家发展强大了，老百姓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但面对这些老物件，心底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叹和追忆，真是回不去的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