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神工鬼斧，只尺之遥，却是两厢景象，也算得上是我曾经的故乡，她遥远而古老，古老而神秘。
　　 从兰州出发，沿着213国道行驶大约两百公里，有个神奇的地方叫土门关，土门关是明代著名的二十四关之一，也是河州古代最大的关隘。土门关不仅是临夏回族自治州与甘南藏族自治州分界线，也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汇处。站在土门关眺望，映入眼帘的是截然不同的地貌风光，关内的黄土地上到处是阡陌农舍，关外的黑土地，山峦起伏，牛羊遍野。
　　 人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进了土门关，眼泪擦不干。别看现在从兰州到甘南只需三几个小，在半个世纪以前，那可就不是一时三刻的事了。每次途经土门关时，想着高原腹地的苍凉，一股风潇潇兮易水寒的感慨涌上心头。
　　 那时从省城兰州到甘南每天只有两趟班次，每天早上八时，出发，十点以后只能买次日的票，而且还得赶早，稍有不慎，就只有在次日再去排队买次次日的，从州府合作再到各地也是同样的情况。
　　 驶出兰州，汽车便吭哧吭哧开始爬坡，那座山叫七道梁，是通往兰州以南的咽喉要道，海拔2660米，这哪是梁，分明是座大大的山，可甘肃人却叫它梁，就象陕西人把秦岭不当山，只是看做是黄土高坡上的一道梁峁一样。山路崎岖，弯大坡陡，地势险要，是司机和乘客的恶梦，遇到下雪冰冻，道路湿滑，异常凶险。现在全长4000多米的隧道，10分钟路程，以前要走三四个小时。跨过七道梁还有两座大山，待到自治州首府，已是日落时分，一路颠簸，个个人困马乏。可是，离目的地还会有一段路程，这个时候，吃饭事小，排队买票才是大事。这还是在正常情况下，要是遇有灾害性天气，造成山路垮塌，那段时间可就不得远行了。
　　 青藏高原地大物博，交通不便的年代，马是人类主要的乘骑工具，牧民出行靠骑马，部队作战靠骑兵，五六十年代，干部下乡的工具也是马，内地通往藏区的道路，历史上叫“茶马古道”。
　　 茶叶和牛羊肉一样，都是藏族生活中的必需品，藏族人没有喝水的习惯，但是，不管大人小孩，都有喝茶的习惯，熬茶象做饭一样，是藏族妇女每天都要做的事，这是因为藏族的饮食中富含高蛋白和油脂，不易消化所致。
　　 1975年9月我来到甘南，对那里的一切充满了好奇，有些事觉得不可理解，甚至有些荒唐。比如歌舞团演出，第一次去的那地方叫郎木寺，吃过饭，不只是藏族，还有几个衣着光鲜的汉族女演员，五体投地地爬在寺院旁边的地上，如此三番五次起来又爬下，爬下又起来，然后拍拍身上的尘土，我问这是在干啥，她们说是在拜佛。后来去各地演出，凡事有寺院的地方，大清早，可见穿着大皮袄的牧民，围着寺院一步挨一步地磕头。
　　 后来一次是去夏河县演出，座落在县城西边的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六大寺院之一，规模相当宏大，在那里我见过一口世界上最大的锅，口径一米多，深度有多少我说不清，洗锅的时候，要搭着梯子才能下到锅底，听说是专门熬制僧粥，供上千名僧人食用。我和几个同事站在旁边看了很久，想着这样的器具是怎么造出来的，熬制这么一锅粥需多欠，并为此惊叹不已。
　　 有人说活佛还有县级活佛，地级活佛，其实活佛有活佛的位次，并无行政级别。只是一些活佛作为民主人士参政，在各级政协担任一定的职务，比如郎木寺那位叫龙仁桑盖尊者，他是甘南州政协副主席，享受副地级待遇。还有一位叫得哇仓，他是拉卜楞寺的高级活佛，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住在兰州，属于副省级级别。2006年，经中央统战部批准，得哇仓活佛在家乡碌曲县讲时伦大法，甘青川内蒙古约7万信教群众赴会听讲。藏族活佛对于藏区的隐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许多当地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要活佛出面，便会迎刃而解。
　　 藏族寺院的布局是，每个寺院都有自己富丽堂皇的经堂，僧侣们有各自居住的僧舍，僧舍的小院一户挨着一户，排列整齐，象是村子里的巷子，住的是土木结构的平顶房，房子由家里人出资修建，吃穿用度也由家里提供。到了集中诵经时，僧侣们抱着经卷走出家门，如同上班一样，做完佛事，又象下班样回到僧舍。
　　 初到甘南最不可思议的是，做饭的燃料居然是牛粪，机关干部的家属院，每家都有一个简易的棚舍，叫牛粪房，屋檐下整齐地排列着一摞又一摞的牛粪。直到七十年代末，牛粪还是当地城居镇民做饭取暖的主要燃料，只是后来交通便利了，县城有了燃料公司，煤碳才逐步取代了牛粪。
　　 高寒草旬生长着丰富的优质牧草，是牦牛的主要饲料，散落在草地上的牛粪，风干后就成了没有气味的燃料。别看小小的牛粪，在那时算得上稀缺资源，而且来之不易，得自己去几公里外的草地上去捡。第一次我是着跟歌舞团的作曲老师去的，拿着一条借来的麻袋，走了好几公里，在一处山间草地上，就象小时候捡麦穗一样，一块一块寻找，老大一会儿，袋子装满了，他教我怎样用绳子将麻袋捆绑背起的方法，这也算得上一门技术，要不然几十斤重的东西，怎么才能背回到家。
　　 歌舞团有个二十四五岁的藏族，他带着个十多岁的女孩，女孩叫他“阿哥”。别人告诉我那是他自己的女儿，我想这藏族人咋这么奇怪，可以把爸爸叫阿哥，后来他告诉我，他十几岁生下女儿，因为年龄太小怕人笑话，就让娃把他叫“阿哥”。一次我去了他家，媳妇不理他，我以为他跟老婆闹别扭，他说不是，媳妇正在“闭斋”，回族人“闭斋”是白天不得吃饭，而藏族人则是在那一天不许说话。
　　 藏族人普遍把房屋建在山坡上，而取水得下到河边去，且背水的都是妇女，而且木桶还不小，差不多顶得上两小铁桶，而藏族妇女不仅力气大还很有经验，不用别人搀扶，便能坐地而起，滴水不漏依着山坡回到家，不仅平日如此，生孩子后，要在次日一早，到河边或有水的地方背一桶水回来，如此的强悍令我惊叹不已。
　　 为什么背水的都是妇女，为什么做衣服的是男子？汉族小伙是没办法才男到女家，而有些藏族则是把女儿留在家，让儿子去做上门女婿。这种与内地汉族截然不同的婚姻习俗，引起了我寻根究底的欲望。
　　 藏族民间有不少口头传说，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藏族社会的许多事，都是以口头传说的形式保存下来的。 据说男到女家这种被汉族称做“入赘”的姻形式，根据民间故事，起源很早。
　　 公元七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藏区，建立起吐蕃王朝，把百姓按地区或氏族部落，分成若干个万户、千户、百尸，然后对王亲臣子和有战功的将领，分别分封为万户、千户、百户长，后来随着佛教的传入，又将这些分封户统属于各地寺院，逐渐形成了以寺院为主，与地方官史相结合的“政教合一”制度。
　　 在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中，藏传佛教成为藏族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同时赋予藏族活佛以至高无上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大活佛能够一言九鼎。
　　 国家以户为核算单位摊派各种赋税及差役，以保证财政收入。这种情况下各个地方的寺院及官史为了自身利益，千方百计防止绝嗣和户口的减少，因此，那些没有男子的家庭，便为女子赘婿以继承家业，对于无子户，则由部落或家族选定继承人，以免户口的减少。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男到女家或称女婚男嫁的婚姻，具有“顶门立户”的作用。
　　 由于统治者均以冒烟的烟囱为一户，摊派苛捐杂税，为了减少损失，平民百姓一般兄弟不分家，大多兄长娶妻继承家业，其余或入寺为僧，其入赘为婿，姑娘也是这样，长女招婿持家，其余或嫁人为妻，或入寺为尼，也有少数兄弟共娶一女为妻，或姊妹同侍一夫的家庭。
　　 藏族最初也有姓氏传承，但不象汉族那样严格，在藏传佛教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信仰后，藏族人的名字，大都取自佛教经典，致使姓氏失传，这种情况也就不存在男到女家后更换姓氏的情况。凡此种种，对于婚姻习俗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历史上藏族社会同样存在着男尊女卑的习俗，甚至这种重男轻女的情况，比内地更加严重。
　　 藏族寺院为了壮大势力争相发展僧徒，使男子出家人数日趋增长，有关资料表明，公元九世纪初，藏王赤.热巴巾为了鼓励男子出家为僧，作出了“每个僧人以七户俗人来承事赋役的决定”，此后又提倡二男必遣一子为僧，后来甚至要三男必使二、五使三、四为僧，这种状况造成了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女性过剩的数字不断攀升，民间流传着“有百男必有千女”之说。
　　 藏族部落与人类在原始社会时代的部落不同，藏族部落属于封建农奴制性质的部落，千百年来，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男子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都处于支配地位，女人不得参与各类具有决定权的事务，否则就被认为是“公鸡不叫母鸡叫”，是不吉利的，即使是入赘到女家的男子，有权代表家庭处理一切内外事务。
　　 从婚姻彩礼来看，入赘男子的彩礼要比出嫁女子昂贵得多。在婚姻嫁娶中，除了货币彩礼外，娶妻者一般给女方家里送母畜为礼，入赘者女方要给男方家送马为骋，马的介格比牛的介格高出许多，其差别之大显而易见，不仅如此，出嫁女子陪嫁愈少，男方给付的彩礼越少，而入赘男子则不同，女方不仅要付给高额彩礼，还要给男子家中缝制全套衣服，备齐各种装饰，有条件的还要鞍马钗辔，刀枪矛箭等一应齐备。
　　 在家庭劳动方面，男子除参加帐圈搬迁，宰杀牲畜，割储牧草，农区除参加春播翻耕，收割打猎等季节性劳动，以及缝制衣服之外，一般不上山放牧，不下地干活，其余如挤奶、打酥油、打场扬场、砍柴背水、做饭熬茶等均由妇女去做。
　　 民族习俗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陈规陋习逐渐为新的习俗所取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使藏区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入赘为婿的形式还在继续，现代藏族人的婚姻既没有姓氏变化的困扰，也没有高彩礼的不良习气，无论女到男家还是男到女家都是一样的，更没有婆婆与儿媳妇那种扯不断的是是非非。
　　 有时我在想，什么时候，人类的婚姻形式，不再拘泥于男婚女嫁，不再以传宗接代，顶门立户为目的，尤其是不再将婚姻作为一种利益交换，而是完全以两情相悦为基础的自由结合，那一天，随着社会的进步总会来到。
　　
　　 2026年元月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