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常常看到身背印有红十字药箱的医生，他们走村串户，上门为乡亲们服务。
　　 那时我还小，正在小学二年级上学，对什么都抱有好奇心，心里常想那个不大的硬箱子，上面为什么要有一个“十”字——这字也叫加号，为什么不是“一”字，那样简单的一横。听人说那个背箱子的人是给人看病的，人们都称他为“赤脚医生”。
　　 我常常好奇这个肩挎药箱、箱子上印着十字的人，有时我故意走到跟前，多打量几眼，发现这人明明穿着一双普通的布鞋，还穿着一双袜子，为什么人们要叫他赤脚医生呢？
　　 后来我才知道，只有赤脚医生才有资格背这种印着红十字的药箱，可这事儿反倒把我这个小学生弄糊涂了——这箱子到底该叫红十字箱，还是别的什么名字呢？
　　 一次，祖母病了，母亲让父亲快去叫赤脚医生。因为这人一般都是半农半医，人们便把这些医生叫作赤脚医生。
　　 父亲见我放学了正在院子玩耍，便一把捉住我的手，让我给他做伴，一起去那位医生家里。
　　 父亲把我领进去后，只见一间门房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药，真是琳琅满目。一层层架板上，大大小小的药瓶摆放得整整齐齐，一位医生正忙着给旁边的患者包药。那位医生看见父亲，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父亲忙让我喊他三哥。我叫了一声，只听那医生夸我又长高了，懂事多了，我听见夸奖，心里甜丝丝的，忍不住笑了。
　　 父亲对那医生说：“你五婆感冒了，咳嗽发烧，劳烦你去看一下。”
　　 不一会儿，那个我叫三哥的医生便背上红十字药箱，跟着父亲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我只顾盯着那只带红十字的药箱，只觉得它太好看了，实在引人注目。
　　 我时不时会想，什么时候我能背上它，走在人前，那该多自豪、多荣耀呀！
　　 医生在我奶奶屋里坐下，我睁着一双黑黝黝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医生。他给奶奶把完左右手的脉，又拿出听诊器听心肺、量血压，那动作老练娴熟，不亚于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
　　 我叫三哥的医生对父亲说：“是感冒了，不过不算发烧，是支气管哮喘。冬季天冷，这毛病容易复发，按时吃些药就会好起来的。天冷少让老人家出门受寒。”医生的话温和亲切，像一股暖流淌进父亲的心里。他一听没有什么大问题，顿时放心多了。
　　 开好处方，三哥打开红十字药箱。我十分好奇，连忙凑到跟前，只见小小的箱内，药品摆放得整整齐齐。三哥打开一个个药瓶，又拆开几包药粉，小心翼翼地按量取药，包好后又一一放回原处。总共四样药，三哥随口就算出了总价，我记得是一块二毛钱。
　　 当时父亲身上只有一块钱，奶奶见钱不够，便从她睡的旧席底下，摸索着解开手帕取出二毛钱。三哥还客气地说：“钱不够的话，下次再给也不迟。”
　　 用父亲的话说，都是乡里乡亲的熟人，人家背着药箱上门看病，再欠账的话，实在是良心不安。
　　 后来我渐渐长大了，才知道这位我叫三哥的赤脚医生，其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农村人讲究辈分，他按规矩喊父亲五叔，我自然就该叫他三哥，这样往后叫他看病，也显得更亲近些。
　　 再后来，村里成立了合作医疗站，三哥和邻村的另一位医生，一起被吸纳到医疗站工作。
　　 既是医疗站，一切就正规多了。在县乡卫生院的帮助扶持下，站内分设了西药房、中药房，还专门培训了相关人员。用农民的话说，这真是鸟枪换炮了。
　　 在我心目中，唯独没变的，是三哥和另外一位医生肩上那只红十字药箱。据三哥讲，背着这个箱子走在路上，就算是不认识的人，也知道他是医生，往往会有求于他。
　　 一次我在医疗站给母亲取药，听见三哥正滔滔不绝地对前来取药的两个人讲起往事：“那是个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门上挂着大红灯笼，醒目的对联都贴了出来，街道上的鞭炮隔三差五地响着。小孩的嬉闹声、大人们的问候声交织在一起，像一曲热热闹闹的弦律，仿佛汇成了一曲热热闹闹的乡村大欢歌。当时我心急如焚地背着药箱，给一位病人看完病往家赶，走到半路，发现不远处的路边围了几个人。我赶紧走过去一看，都是些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他们一见我背着红十字药箱，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连忙请我过去看看。我放下药箱，只见一位青年正痛苦不堪地蜷缩着，头上直冒冷汗。我问明情况，又仔细检查了一番，初步诊断是喝酒引发的阑尾炎复发，不过不要紧，不是急性的。我让几位放心，凭着医生的职业道德，他当即拿出银针扎了几针，又让他服下些药，症状很快就缓解了。等我忙完赶回家时，家里的年夜饭早已准备妥当，这样的事不胜枚举。”
　　 三哥说完，又指着这红十字药箱继续说道：“是它给了我一次又一次前行的力量。”
　　 如今，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村里的街道被修得平如镜面，门前的太阳能路灯天刚擦黑便准时亮起。从前想都不敢想的自来水，也通进了家家户户。村村都有了健身广场，有些村子还建起了篮球场、乒乓球台。村上的医疗站也愈发完善了，村里的孤寡老人、留守儿童们，看病就医方便了多了。医疗站的老医生们都已按年龄早早退休，一批新考进的优秀医务人才充实进来。他们年轻有为，敢闯敢干，把村上的医疗站办得风生水起。
　　 大前年，我碰见三哥的儿子晓敏，他那时也已经六十多岁了。当我问到他父亲当年那个印有红十字的药箱时，他告诉我，父亲临终前还特意叮嘱他，一定要好好保管这个药箱。
　　 去年七月，在镇上的一次庙会上，我又碰见了晓敏。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原本打算把父亲那个药箱当废品扔掉，幸好记起父亲的叮嘱才留了下来。前段时间，县卫健局派人下村，征集当年老医务工作者遗留的红十字药箱等物件，说是要筹办一个乡村医疗站展览馆，他便把药箱捐给了他们。
　　 这红十字药箱，承载着老一辈医务工作者的心血，也印刻着当年人称“赤脚医生”的辛勤汗水，更承载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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