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家堎的村街上，有一棵百年老槐树。老槐树的树枝上，挂着一口铸铁铃铛。父亲魁梧的身材站在老树下，拽着铃铛的绳子，强劲地敲打起来。“当、当、当、当……”清脆悦耳的铃铛声铿锵，坚定，响亮，传遍整个村庄。这是生产队社员上工的铃声。作为生产队长，父亲拉绳子敲铃，已经有十五年之久。不管风吹雨打，父亲每天都会在村街的老槐树下，安排农活。父亲习惯了这种生活，父老乡亲也习惯听到这熟悉的铃声。可父亲那天的神态，和往日有些不同。他来到老槐树下，没有急着去拉绳子敲铃，而是背靠着粗大的、三人合抱不住的老槐树主杆抽闷烟。父亲一连抽了三锅烟，直把老槐树下弄得烟雾缭绕。到上工的点，社员们没有听到铃铛声，也都感到有些好奇，陆陆续续往老槐树底下聚拢。准确地说，父亲这一天并没有拉绳子敲铃。就在前一天，父亲参加了大队召开的党员和队长会议，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
　　 那天父亲回到家，夜已经深沉。父亲一边给母亲叙说，一边“吧嗒、吧嗒”抽旱烟，整个窑洞，烟雾缭绕。母亲坐在脚地纺线线，纺车发出吱扭扭的声响。母亲和父亲的影子，被昏暗的煤油灯光投射到窑洞壁上，显得伟岸而高大。听母亲说，那一夜，父亲整宿没有合眼，一直蹲在炕上抽旱烟。她说，父亲的一生就像一部电影，情节跌宕起伏。1966年冬天，一个改变了父亲一生的日子。天空灰蒙蒙的，冷风四起，百草枯萎。祖父给农业社栽好电线杆，通电时，意外触电身亡。父亲眼睁睁看着祖父一米七五的高大身躯，被村里人用门板从偏门抬进我家院子。父亲扑到祖父的身体上嚎啕大哭。不一会，天就下起了鹅毛大雪，好像要淹没掉人间的这种不幸。这时候，队长郭西叔一下子把父亲抱起来，用粗糙的手掌抹掉父亲脸颊的泪，哽咽着说：“别哭了，有哥吃的，就有你吃的！”
　　 在祖父离开的最初日子，郭西叔打发他儿子晚上住我家，给父亲做伴。后来，父亲就跟着姑婆去了故郡常马，由姑婆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父亲天生不爱读书，再加上那个年代家家人口多，欠粮，吃不饱肚子，父亲很快就回到队里，成了中国亿万农民中的一员。1970年，我刚好两岁。父亲被大队作为首批劳力，调派到冯家山，投入水利工程建设的行列。工地上实行军事化管理，每个大队就是一个民兵连。父亲主要从事用架子车拉土方，一架子车一寸二，一个人一天拉十多架子车。1973年冬，父亲回到老家岐山县大营公社半个城大队白家堎生产队。在冯家山水库工地，父亲整整干了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天天与架子车为伴，拉运沙石土方。父亲那一代人，用时代赋予他们的特有方式，为宝鸡地区的水利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冯家山修水库工地回来，父亲就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大农业生产中。那时候，讲人定胜天，讲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父亲他们一天干三晌，早晚还要加两班。经过岁月的洗礼，父亲终于从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年孤儿，成为身强力壮的新社会农民。
　　 父亲踏实肯干，思维活跃，1972年被群众推选为白家堎生产队队长，从此带领乡亲们大干社会主义。父亲当了队长的第一件事就是平坟，平整土地，给队里增加耕地面积。这是个牵扯千家万户的事情，父亲决定自己带头先把我祖父祖母坟地铲平。这个消息让我姨婆（祖母的姐姐）知道了，姨婆一进门，就用拐棍打父亲：我把你这个愣货，先人的坟头都敢平了么？父亲二话不说，夺过姨婆手中的拐杖，往膝盖上一搭，就折成了两半。现在提及这些往事，父亲笑得合不拢嘴，连连摇头。
　　 1973年，父亲递交了入党申请，1976年被上级党委批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为了解决农民吃饱肚子的问题，父亲带领父老乡亲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冯家山水利工程建成后，由于我队地理位置所限，能浇上的地也就五六十亩。队里大部分农田还是处于干旱状态。为了解决这一困扰农业生产发展的现实问题，父亲带领大家在湋水河两岸打了3眼大口井，并且钻洞子，弄了个二级抽水站，把河底的水引到二塬上，让白家堎生产队将近二百亩耕地全部变成了水浇地，粮食产量几乎翻倍，得到了上级政府肯定和表彰。之后，父亲带领本队社员，用架子车从故郡西塬砖厂拉砖，给生产队盖起一座砖木结构的大瓦房仓库。队里还饲养了六头骡子，十多头牛，购买了一辆小四轮拖拉机，把队里的农业产值，从一个劳动日几毛钱提高到一块多钱。作为一名基层党员，父亲一辈子都有他执着的信念。在中国的官谱上，生产队长根本就找不着。农业社改革以后，队里有个当兵回乡的年轻人范强，在部队就入了党。父亲激流勇退，推荐他当队长，说年轻人有闯劲。离开队长这个岗位以后，父亲整天带领我和弟弟辛苦劳作，走种植致富的路子。有一年，父亲在河底一亩多地里种的“北京梨”甜瓜大获丰收，香甜如蜜，汁子流到手上就会粘到一块。我和弟弟天天用架子车把甜瓜拉到枣林集市上卖，一季下来，收入八百多块，这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是一个小天文数字，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
　　 改革开放以后，村里变化日新月异。父亲虽然不当队长了，也不打铃了，却一直担任队里的党小组长。他顺应改革潮流，凡事走在前面，一直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2004年，因为天雨，我家土崖塌方，瓦房倒塌。当年，我们村有五六户人家受灾，情况基本一样。父亲虽然不是队长，但事关广大村民的利益，他一定要带头争取。他带上我寻找乡村干部，带领白家堎人整体搬迁。我家是第一家搬迁盖房，当时没有水电，没有道路，父亲就把我家的七分责任田兑给半个城组，修了一条路。这事过去了17年，父亲至今没有问村组索要一分钱补偿。
　　 白家堎自然村（生产队）搬迁以后，刚好跟上了乡村建设的节拍，修整了电路，村民全部吃上了自来水。2012年村里修建水泥路，国家政策是村民集资一部分，其余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当时父亲只是个党小组长，但为了大伙的利益，他即使得罪人也愿意干。当时，村里有两个包工头，一个是当年接替父亲当队长的范强，一个叫白林科。范强对父亲说，如果父亲承头管事修组里的水泥路，他和林科每人捐献10000元，这让父亲一下子有了信心。回村以后，他立马和村委会联系，成立了修路三人领导小组。群众集资，一户1200元，再加上两个工头捐献的钱，由二柳爷管钱，百祥哥管账，父亲管协调，修路工程很快就启动了。但资金还有欠缺，于是，父亲首先要求我们兄弟俩每人捐献10000元，除此之外，村上在外工作的好几个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娟了钱。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组里一户吃低保的柳红选，也捐献了300块钱，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感动的事情。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的基层党员，他说话公道，从来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我一直劝说父亲，以后少掺合村组里的事情，免得得罪人。可父亲总说，他是党员，也是党小组长，为了村民利益，该管的事情，他还得管。
　　 父亲也有特别开心的时候。去年年底，就读于燕山大学的外甥女研究生毕业，从新疆回老家办理出国留学手续。她告诉父亲，她在学校入党的时候，通过调阅家庭成员档案，才知道外公是个有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听到这话，父亲脸上的笑容，犹如一朵春天灿烂的花儿。临走前，外甥女给父亲说，她要给外公邮寄几盘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材料，让他看看。前几天，父亲收到外甥女快递寄回的两盘光碟《东方红》和《中国工农红军》。收到光碟，他开心得像个孩童，不停地督促我给他播放。看着父亲布满皱纹的脸颊上率真的表情，我不禁感慨万分。6月29日，县、镇、村三级干部来到我家慰问父亲，发给他一枚崭新的党徽，还有学习材料和2000元红包，父亲激动得流下了幸福的泪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