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和齐桓公有很多相似之处，又有很多不同。首先，两人当初面临的情况相似，但采取的措施不同。两人都处于国家的乱世，都是出走以避难，而且更巧的是，避难的都是两位可上位的公子，齐国是公子小白和公子纠，晋国是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当时，后继之君都出自这两公子中，但两位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当时的齐国更倾向于公子纠，但公子小白先下手为强，抢了君位。而晋国更倾向于公子重耳，但重耳却犹豫退让，反而是夷吾当上了君位。其实，这完全是重耳的失误。重耳素有贤名，他逃难的时候，国内有众多贤士追随，后来国家君位空缺，国人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而且也先找到了他，送达了国人的请愿书。这是多好的送上门的机会，偏偏重耳太重视名声，也被名声拖累了。他当时辞不就位，理由有两个：一是当时晋国群臣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唯独最主要的忠臣狐突没有签名。其实，狐突的两个孩子都跟着重耳逃亡，所以狐突当然希望重耳即位，只是他考虑到国内的乱状，认为自己不签名更好。阴差阳错，这引起了重耳的过度解读。二是重耳考虑到国内乱状，君主刚刚遭弑，自已没尽到扶持君主的力量，反而从被弑的结果中得到好处，恐怕有人非议。就因为这些过于追求极致道德的想法，造就了他的失败——公子夷吾即了君位，他不得不沿续逃亡之路。对比齐桓公，人家是毫不犹豫抢了君位，哪像重耳这样犹豫不决坐失良机。
　　 当时秦晋是姻亲，秦国是大国，又是晋国的近邻，所以秦穆公的帮助对晋国的新国君上位有很大的影响。对于雄心壮志的穆公而言，晋国这么强大的竞争对手，拥有昏君肯定比贤君对自己更有利，重耳贤名远播，所以他选择了扶持夷吾上位，这也是夷吾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历史就是这样有趣，夷吾是小人，他对待于己有恩的穆公也是小人行径。当初，他为了穆公支持自己，毫不避讳的说愿意割让五城作为报答，连秦国的使者都觉得这个报答太重了，建议他再考虑考虑，可他毫不犹豫。当时他想得很简单，自己只要得到君位，整个晋国都是自己的，区区五个城池算什么。可当他即位以后，穆公来索要城池时，却反悔了。小人自有小人逻辑，是想不到信义的。他认为自己已经无求于秦国了，当年的承诺就无所谓了，现在怎样表达感谢是自己说了算，就这样摆了穆公一道。更让人无语的是，后来晋国遇到灾荒，他厚着脸皮去求秦国帮忙，穆公终究是仁君，觉得虽然君王无道但百姓何辜，所以还是帮了忙。转年，秦国遇灾，理所当然请晋国帮忙，谁知夷吾居然认为秦晋两雄不并立，自己反正已经得罪秦国了，秦君妇人之仁给了自己帮助，是他太傻，现在秦国遭困，自己当然不但不应帮忙，反而应该乘势从中取利，所以兵发秦国。这种行径，简直让秦人气炸了，连晋人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民心所向，一方是同仇敌忾，一方是自觉理亏，秦人大败晋人，连夷吾都被抓住，算是天理昭彰。
　　 齐桓晋文的第二个相同点是最后即位时都是兵戎相见。当时晋国已有君王，但秦穆公支持重耳，派兵到晋国抢君位。当年齐国桓公即位，鲁国同样是派兵为公子纠抢君位。这个时候，人心向背就起了决定性作用。桓公即位后，国人认可，鲁国为了一己私利，齐人当然明白，所以奋力还击，打败了鲁国人。然而，晋君已经失尽民心，重耳带领秦国军队到来时，兵不血刃，所有晋人都倒向了重耳，重耳顺利夺位。
　　 历史上对重耳周游列国，评价是正向的。重耳当时以一个破落公子，惶惶似丧家之犬，到列国是求助，所以饱经世事沧桑人情冷暖，也深刻理解了民生苦痛，从而他即位以后，能够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宽厚待人，晋国也就很快国富民强。确实可以说，他的这段经历，是他最宝贵的人生财富，他能够后来称霸，和这段苦痛密不可分。然而，这是后来的事情，在流亡的时候，重耳能否活着回来，能否即位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更不要说后来称霸了。
　　 重耳出走时已经四十三岁。古代，由于物质生活的匮乏和医疗手段的落后，社会平均年龄也就三四十岁，所以直到唐朝，杜甫仍在感慨，人生七十古来稀，就是能活到七十岁的人少之又少。所以，那时的四十三岁，几乎可以说是人生的中晚期，这时候才逃亡，将来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预料。他出走的第一站是小国翟。翟君当然不敢得罪大国公子，所以招待很好，还为他娶了妻。他在翟国生活了十二年，如果没有意外，也许他就终老翟国了。然而，他的贤名让已经即位的夷吾不放心，所以派寺人勃鞮暗杀他。幸亏有人报信，暗杀没有成功。重耳感受到了危险，不得不离开翟国，继续漫游的征程。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的随从头须离开了他，还卷走了他的所有财产，他不得不不名一文穷途末路的进行逃亡。
　　 重耳来到了卫国。本以为卫国和自己同姓，应该予以帮助，谁知卫君听说了晋国的纷争，干脆不掺和，也不让重耳进城。重耳无奈，只能继续颠沛流离。这时候，重耳经历了最艰难的行程，无水无食，前途渺茫。也就是在这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是重耳向农民乞食，谁知农民不但不给他饮食，还嘲弄般扔给他一块泥土，说你就吃这个吧。他气疯了，拔剑就要杀人。这时候，身旁的狐偃巧妙的对他说，土地是最宝贵的财富，上天借助这个农夫之口，将土地赐予了你，你应该高兴才是。重耳真的转怒为喜。君明臣贤，心怀大志，所以他们尽管身在囧途，未来真的可期。第二件事，是重耳绝食几天了，突然介子推端来了一晚肉汤，那当然是世上再没有的美味。可是，当重耳问肉汤哪来的时，最终发现居然是介子推剜掉了自己身上的一块肉。沦落到这样的境地，能够活下去都是奢望，谁还指望能够称霸？幸运的是，跟随他的贤臣们，始终同舟共济，不离不弃，甚至剜肉事主，有这样忠心的贤臣，足以说明重耳本质上定是贤君。
　　 重耳来到了齐国。英雄总是惺惺相惜的，齐桓公很重视他，将女儿嫁给了他。重耳才经历了差点饿死的困顿，能够美人在侧，衣食无忧，他的人生再无所求，当然开始了乐不思蜀的生活。如果没有变故，他就永远是一个客居他乡的公子了。命运真是垂青于他，注定要他成就大业。桓公死了，齐国发生了大乱。即便如此，他依然舍不得安定的生活，因为他害怕了那种颠沛流离。然而，他的随从们都是人中龙凤，知道大业未成，居然劫持他离开了齐国。这时候还发生了一段很有趣的对话：重耳知道狐偃劫持了自己离开了齐国的安定，恨不得杀了狐偃，虽然在众人劝阻下没能如愿，仍恨恨的对狐偃说，如果自己真能回去即位，也就罢了，如果不成，一定要杀了狐偃，还要吃他的肉。狐偃倒是很实在，对重耳说，如果你真能即位，锦衣玉食多的是，我的肉你不会在乎；如果你没能即位，我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我的肉也不知道会在哪，不用你吃。困顿中不避其难不改其志，必定会得到上天的护佑。
　　 下一站是曹国。曹君本来也不想理他，听说重耳身有异象，也就是说长的与众不同，于是想一饱眼福。他接待了重耳，并且殷勤的让他洗澡。重耳只道是好意，满身风尘也需要洗洗，自然很高兴的答应了。谁知，就在他洗澡过程中，曹君带了一帮人，来观瞻这个身有异象之人，就像参观动物一样。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简直是对人的最大侮辱。重耳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曹国有一个大夫，觉得曹君如此做法是自取灭亡，为了幸免于难，他以个人名义给重耳送去了餐食，并赠送了一对玉璧。在穷途末路的人看来，这对价值不菲的玉璧简直是雪中送炭，可以确保一段时间的温饱。然而，重耳感激之余，只接受了餐食，玉璧坚持不受。人在极端困顿中，仍能坚持有所取有所不取，重耳的贤明可见一斑。
　　 再之后是楚国。当时的楚王确实也是英雄，同样款待了重耳，而且决定帮助重耳，只是考虑到自己离晋国比较远，于是把重耳送到了更方便介入的秦国。人都是有私心的，楚王在一次貌似闲谈时，问重耳将如何报答自己，重耳显然就和夷吾不一样，他巧妙的说，楚国地大物博，什么也不缺，自己没什么可报答。楚王一再追问，重耳回答，如果不幸两国对峙，我愿感谢君恩，部队后退三舍以让。显然，这时候的重耳已经对取得君位充满信心，甚至开始了称霸的考虑。
　　 最后是秦国。秦国正为之前扶持的晋君背信弃义而生气，于是权当以前投资失败，再次投资了重耳。秦穆公亲自带兵扶持重耳回国，因为晋军已经失尽民心，重耳顺利即位。当然，让穆公没有想到的是，文公是贤君，他没有对不起穆公，但正是他的贤明，让晋国国力强盛，不自觉的成了穆公东进中原争霸的障碍。穆公后来被晋国打败，不得已遵照蹇叔和百里奚之谋，不再争霸中原，而是将矛头指向了西戎，开辟了西方的霸业。历史真的很有戏剧性，穆公心心念念想着称霸中原，他对晋国施加影响，当然有争霸的用意，但无论如何都没成功。甚至正是他的努力，让晋国成为霸主，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然而，他不得已转头经营西戎，却是秦国最大的成功。后来的秦国正是位于整个华夏的西部边陲，反而得到地利优势，没有后顾之忧，从而能够全力东进，最终统一了全国，这不能不说源自穆公的西霸政策。
　　 就在重耳将要回到晋国时，还发生了段小事情。他将跟随自己几年的破席子仍了。这也是人之常情，眼看就要得到整个国家，当然用不着流亡时候的破东西了。然而，又是狐偃，跟他说，我就是那个破席子，你将要得到整个晋国的人才，不需要我了，我就不跟你回去了。狐偃委实有些过分，但也警醒了重耳。小事不忘，终成大器，任何君主的成功，都离不开贤臣的辅佐。狐偃当然是在邀功，也是在进谏，不是真的不想回去。其实，狐偃的话有点过，都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物和人是不一样的，重耳不想要旧席子，并不代表他不要旧人。当然，重耳是虚心接受了劝谏，更筑起了不能忘本，不能忘记这十余年颠沛流离生活的思想篱笆。
　　 重耳接受了劝谏，但清高的介之推却为此瞧不起狐偃。他觉得，重耳能够成功是上天的旨意，臣子们只是尽本分，谈不上功劳，更不可邀功或者居功自傲。君子失之以方，介之推的过分清高也酿成了君臣间永远的遗憾。重耳即位后，论功行赏，毫不意外的将跟随他流亡的人视为首功。然而，介子推不去露面。重耳事务繁杂，还真忘了他，当然重耳并非有意，还出了告示，说自己论功行赏，如有遗忘，各位务必要告诉自己。介之推不会去，他的邻居看不下去，告知了重耳，重耳当然立即改正，亲自来找介之推。然而，介子推太孤傲了，居然躲进了绵山。这是和君主在叫板啊，当时重耳万事缠身，哪有功夫和介子推耗，于是决定放火烧山，逼他出来。这造成了重耳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介之推宁死不下山，居然被活活烧死了。为了纪念介子推，也是在反省自己，重耳规定以后每年的这一天，全体人民不允许点火，这就是寒食节的由来。大错已经造成，重耳再后悔也没用了。在这个问题上，重耳是有错，但介之推只想着自己的清名，不给别人改过的机会，也并非臣子之道。你帮助了别人，你确实想的是无偿，不愿接受对方的回报，但你要从对方的角度着想啊，人家接受了帮助，要是不回报，人家心理也过意不去的。所以说，介子推实际上只考虑了自己没考虑别人，没有为君主着想。
　　 重耳历尽民生疾苦，最后得成霸业，算是因祸得福。他是幸运的，这种微乎其微的概率，居然发生在他身上，简直是上天的垂怜。这里面，他的部下，那些既忠心又能干的随从，那些后来成为晋国鼎鼎大名的将领们，所起的作用决不能忽略，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成就了重耳的霸业。不管如何，我还是认为，重耳应该第一时间争位，这不但可以避免了后来十九年的颠沛流离，更是为国为己的明智措施。正是他的退让，晋国人民遭受了那么多年暴君的肆虐，晋国多少贤臣受到了迫害枉死，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更不用说，如果他没有回到晋国，晋国完全可能会是另一般景象，国家一塌糊涂，百姓流离失所，那他就是晋国的罪人。说到底，君王的仁慈，绝不是只是为了牟取个人的名誉，而应该是为国家社稷着想，哪怕看似不讲仁义的举措，只要对国家人民有利，就是最大的仁义。同样，臣子的清高，也不仅仅是个人的名誉，而应该是对国家、对君上的双重考量。君臣相得，双向奔赴，各尽其力，国家才能繁荣昌盛，这才是最大的善，最大的仁。反之，如果只顾个人清誉，反而会造成重耳失国、介之推枉死的恶果。
　　 重耳得成大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宽容，就是儒家后来总结的“恕”道。也许，只有真正经历了创业艰难，经历了九死一生，经历了颠沛流离，经历了人间疾苦的人，才会以宽容的心看待百姓，看待敌人。孔子同样经历了六国的流亡，才提出君子就是忠恕。重耳回国后，那些给他造成深重灾难的头须、勃鞮，他不但没报复，反而饶恕并重新任用了他们。此举不但稳住了他的反对力量，安定了晋国民心，甚至还保佑他躲过了一次叛乱之灾。后世的韩信，成为大将军后，找到当年给他胯下之辱的人，不是报复而是任用，同样的道理。当一个人从社会的底层走向顶端，格局就会打开，就不会斤斤计较于曾经的个人私怨，而是最大限度的团结一切力量，共创大业。对重耳这样的君王来说，杀死一个人很容易，但得到一片民心很难，所以放过一个仇人而得到民心，是最划算的事。确实，有了民心所向，重耳即位后仅仅八年就完成了霸业，走过了齐桓公二十多年才走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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