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参加工作到离开岗位，除了短暂的5年乡镇工作外，几乎全程与“爬格子”相伴，实可谓“笔墨人生”。这期间又有十七八年从事调查研究，从一个小科员干起，直到担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年过半百后，最终是从这个职位上退了下来。回想这些年的点点滴滴，虽无可歌可泣的创举，但恪守了“耐得寂寞，守得清贫”；做到了“尽职尽责，无愧于党”。现将这段岁月的梗概梳理成文，聊以自慰。
　　
　　 一、进入县委办，起步公文调研
　　 1984年9月，我由赵官镇党委通讯报道员被聘调到当时隶属县委办的县史志办（党史、县志合署），编写史志。在这里仅两年，我被调到县委办公室。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1986年9月一个秋日，我请假回老家忙秋，小麦还没有种完，接到班上电话，没说原因，只是要求尽快回单位。当我不很情愿的赶回后，县志办副主任王长月同志告诉说：调我去县委办调研科工作，并马上去报到。按说这是件好事，可我当时并没有多少激动，且充满了顾虑：作为农民招聘干部，总觉矮人一截；写字欠佳，担心难以胜任；家中有责任田，两个孩子尚幼，怕分心影响工作。在与县委办几位主任见面时，我就直言不讳地把自己这些想法说了出来，当时的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郝德禄、副主任张宜华等领导鼓励我，不要有压力，好好干。最终，我服从了组织安排。
　　 那时候县委办不像后来设置分工细化，当时仅设调研、机要、后勤三个科，调研科包揽了县委的文稿、秘书、调研、信息、督查等文秘材料。我上班后，领导可能认为我搞过通讯报道，又写过史志，根本没有享受“新手”待遇，就直接打马上阵，与张荣德同志一起赶到潘店乡庙杨村搞精神文明建设调研。在那儿与群众同吃同住三天，合作形成一篇典型材料《一支盛开的精神文明之花》，得到领导肯定，并向全县进行了转发和推介。这是我的“亮相之作”，成功打响了我公文写作的“第一炮”，没有打“哑”。
　　 老实地说，我的文化底子仅是“文革”过来的高中生，原来写材料也是小打小闹，搞通讯报道与搞行政公文、调研不是一个路子，起初压力也是蛮大的。我只能“勤以补拙、笨鸟先飞”，钻进时政性较强的党务政务期刊、公文堆里，多读多练，丰富自己知识，尽其所能干好活。当时科里没有明确分工，起草文件、报告或者写简报等各类公文，来啥任务就完成啥任务，有时还协助有关部门起草文字材料。这期间，有几篇印象较深的由我执笔或单独完成的文稿，如《齐河县基层秘书队伍调查及随想》《实行租赁，经营企业充满活力》《改单纯服务型为服务经营型——齐河县基层农技站改革调查》《改善生产条件增强农业后劲——齐河县华店乡增加农业投入调查》等，有的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参考，有的被上级报刊采用发表。通过一年多的时间，我基本适应了县委机关的工作环境，由此我从一个普通乡镇通讯报道员转变为一个县委文秘工作者，逐渐适应机关工作环境。
　　
　　 二、选在研究室，调研路上前行
　　 1988年3月，根据德州地区机构编制委员会的规定，在中共齐河县委办公室调研科的基础上，成立中共齐河县委研究室，县委办新设秘书科负责文秘。起初，领导的意图是安排我到办公室秘书科，但我权衡个人实际，还是提出留在研究室：一来贴合个人特点，工作顺手；二来研究室时间相对灵活，便于照顾家庭。另外我还有个不可明言的想法：我是农民招聘干部，身份决定着我仕途走不远，从哪里干的发展都差不多，不愿去显赫的岗位。后来，县委办又几次提出调我去秘书科，我仍是婉言推辞，曾被当时领导戏言我是“请不动的神”。就这样，研究室成了我工作的“大本营”，也是我最难忘的人生记忆。
　　 研究室初成立的头几年是最鼎盛时期，领导一正二副，全室最多时候达8人，还配有专车，在县委机关也属于重要部门。但恰在那几年，我家里孩子年幼需要照料，居住在20里外的华店供销社，无论寒暑还是风雪，每天骑着一辆破“环球牌”自行车来回通勤，同时还参加高教自学考试，晚上需要学习课程，难免有迟到早退、内勤工作参与较少的情况，所幸室领导和同事们给了我较多宽容和照顾，这份情谊我始终铭记在心。
　　 为弥补个人不足，我将全部精力在做好业务上多努力，除完成室里安排的调研课题外，尽可能勤于学习思考，针对时事多写一些调研报告或探讨性文章，拿出调研成果获得同事们的谅解。在那几年里，我不分在班在家，不管星期节假，就是一股劲的跑调查、啃书刊、写文稿。三年多时间，我大体写出了近百篇文稿，或被有关报刊发表，或登在县级简报、内刊上，有的进入县委决策层或被评为优秀文稿。承蒙领导和同志们的厚爱，连续2年被推荐为省、市党委系统“先进调研工作者”。借此之际，向我的老领导王平主任、张荣德和陈德利副主任以及其他同事致以诚挚谢意！
　　 这个时期，我在调研和写作方面“学中干、干中学”，综合素质有了较大提高，时常作为牵头人，独立完成一批课题。我记得在当时能形成一定影响的文稿有：1988年，配合全县普法教育、依法治县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参与对司法、公安、审判、检察以及农村经济合同管理、职业道德建设进行大型系列调查，写出调研文章8篇，其中我主笔的有3篇，较系统地反映了全县实施依法治县的状况和建议，受到县委的重视和肯定；1989年春，以“齐河县工业改革与发展”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专题进行系统调查，为县委提出了“工业兴县”的战略建议；同年12月，针对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后的大形势，先后撰写了《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原因剖析》《坚持灌输教育，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分别被中央、省市重要期刊发表，其中后一篇被求是杂志社《红旗文稿》采用。1990年春，依据全县乡镇管理体制实际，通过问卷、走访等形式，就乡镇管理区由来、现状和作用，进行大型调研，形成《齐河县乡镇管理区建设调研报告》，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获邀参加全国基层领导班子建设学术研讨会，其论文获奖并被编入《基层领导班子建设论》一书；6月，根据全县基层党的建设情况，调查总结24个连续三年保持先进称号的农村党支部经验，写出《凝聚力是怎么形成的？》调查报告，其文稿被中央和省市党建刊物转发；7月，根据省委政研室的部署，调查撰写了《商业体制的现状及其治理整顿》一文，参加全省专题研讨会并荣获二等奖；9月，针对农村土地承包中出现的新问题，先后到7个乡镇20多个村庄进行走访调查，并同务头乡党委、政府联合进行完善“双田制”试点，最终形成《目前土地承包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调研报告，县委、县政府据此行文提出“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的实施意见”，其论文被《山东经济》《大众日报内参》等期刊发表，并荣获山东省党委系统1990年度优秀调研成果奖。1991年3月，围绕我县蔬菜生产发展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形成《开发蔬菜生产，促进商品经济》调研报告，县委书记宋继峰同志对此给予批示转发，县委、县政府依据报告建议遂即作出《关于在全县大力发展冬暖式棚菜生产的决定》，促进了全县蔬菜发展。是年，全县冬暖大棚发展到2000多个，其后蔬菜产业成为齐河农业的主导产业。
　　 20世纪90年代，基层农民负担问题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关注，因而也出现了围绕“减负”的系列问题。对此，我经过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并查阅了若干文件、资料，撰写了《农民负担之我见》的长篇论文，系统论述了农民负担的内涵、特点、轨迹、形成原因和对策。该文最早是大众日报主办的《内部参考》摘发部分章节，接着《山东经济战略研究》、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季刊》等学术刊物先后发表，曾一度引起反响。
　　 还有篇文稿稍具标志意义，顺便记下：这年7月我在回老家时候，发现农村烟酒消费现象很突出，回来后就针对这个课题进行了广泛调查，撰写了《农村烟酒消费增长过快不容忽视》一稿，文章发出后，分别被《人民日报》、中央政研室、国务院研究室主办的《学习研究参考》等较高层次期刊发表，开创了政研室成立以来在中央级党刊的齐河首篇文章，这也成了我离开政研室的“压卷之作”。
　　 1991年9月，我迎来人生转折——被组织调派到华店乡任职。起因缘于我农民招聘干部身份，在机关无法解决副科级别，只有到乡镇担任班子成员，才有机会转为正式“国家干部”。此次全县共提拔了7个同类情况的农民招聘干部，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终生感念县委及时任县委书记宋继峰同志、组织部长徐士孝同志的信任与栽培。
　　
　　 三、满意“二进宫”，独撑调研门面
　　 在我离开后的1993年9月，县委机构改革将政研室职能并入县委办公室。至1996年11月，齐河县委又根据德州市文件要求，重新复设县委政策研究室，组织上调我由华店乡副乡长担研究室任副主任。“二进宫”返回县委机关，拾起了我阔别5年的笔墨生涯。这次调动比较突然和意外，因为当时乡镇干部只有党委副书记以上的职级才有相应职务安排，按我的级别能获此岗位，倍感欣慰。
　　 重回政研室的第一天，我跟随县委书记王德椿同志到祝阿镇孙庄驻村，同去的还有县委办副主任郑明同志、祝阿镇副镇长翟明财同志。我曾一时被部分同志误认为是县委书记“钦点”的，事实上虽非如此，但也因我搞过材料，又干过乡镇工作，安排我去随从，领导上也的确是有选择的。驻村3个月，与村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的职责是协助书记做调研、搞材料。期间，先后写出《来自孙庄的报告》《务实架起连心桥》《群众观念是为政之本》《深入基层密切党群关系》等材料，先后被省市有关单位采用，其中还被新华通讯社山东分社主办的《山东内参》刊发一篇。5年没有碰材料，重操旧业还能拾得起，也算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
　　 “二进宫”回到县委政研室，与原来的状况大不一样：过去“兵强马壮”，现在“单枪匹马”，过去四间阳室，现在独间偏房，名曰副主任，实际上“老马行空，独来独往”。上有主任县委办副主任李玉梅同志兼职，下没有一兵一卒，十多年都是如此，始终是我自己支撑门面。但我很欣慰也很骄傲，尽管这种情况，我完成了县委以及省市有关部门交办的各种任务，撰写了大量调研报告，参与了部分县委决策的调查研究。在个人仕途上也算顺利：1998年12月我被调整为正科级副主任；2003年7月任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曾被戏称“双天官”；2005年7月任县委办副主任兼政研室主任。临近内退又戴“高帽”，大有“老当益壮”之势，岂能等闲视之而戏乎？至2008年1月我年过50多周岁，按照组织规定需要内退让位，改任县委办调研员、县委党史研究会会长，并享受了职级套改的副处待遇。之后，我虽写过几篇调研报告，但已经不是“主业”，较多精力投入到了党史研究，独自编辑出版了《中共齐河县地方史（第二卷）》。
　　 回忆我后期在县委政研室的十三四年，工作环境比较宽松，基本上是“无约无束”，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人两个科，自己提水自己喝”。但是我深知，“在其位谋其政”，不敢懈怠、不敢马虎，必须尽职尽责，必须自觉主动。一个人只有做事并且做成事，才会引起领导的重视进而受益。所以，我十几年孤守陋室，持之以恒，职位不攀比，工作不误事。我先后服务五六任县委书记和任县委办主任，适应不同领导风格，跟上领导思路，做好本职工作。工作上，无论决策前调研提建议，还是决策后的跟踪调查，我大多数时候参与其中，通过决策调研服务、信息反馈服务、舆论宣传服务等形式，尽其能力和责任，圆满完成任务，从没有耽误过事，更没有挨过批评，在这一点上我很欣慰、很知足。
　　 县级政研室主要职责就是根据党和政府大的时代背景，围绕县里中心工作和重大任务，开展调查研究，形成文字报告，说的再白一点就是“写材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行业，无所不及，常常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领导需要什么就得写什么，写什么就得先学习什么、研究什么，以调研报告为主，访谈、通讯、理论文章等体裁，适合啥体裁就用啥体裁。这并不是夸自己十八般武艺精通，而是我想表达，调研工作就是这样，“服务服从是天职”，不会就学，不懂就问，博学多记，精心钻研。尤其是对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政策问题，需要进行超前性调查研究，为县委决策提供建议、方案和依据。这方面的调研，能在当时乃至一段时期内有些影响的，能记住的有这样几次：
　　 一是1998年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调查。在跑乡镇调查期间，发现刘桥乡推行“村务公开、民主议政”，改善了干群关系，实现了由乱到治。通过对其经验的调查材料发表后，引起县委和市委的高度重视。先是县里在刘桥乡召开现场会，10月份德州市委又在齐河召开现场会。我为会议执笔起草了齐河县的主题材料，县市两级广泛推行了刘桥乡以政务公开为重点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