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幼主即位的不在少数。一般来说，上任皇帝会指定一个或几个自己信得过的大臣，让他们辅佐幼主，同时让幼主将这些人当做长辈一样看待，这就是顾命大臣，也叫托孤大臣。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皇帝临终前选任的这些大臣，基本都是贤臣。这是皇帝最后也是最好的安排，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幼主和这些贤良的直臣，却是最危险的一对君臣关系。
　　 首先，最好的模式，是诸葛亮和刘禅。刘禅什么事都托付给诸葛亮，诸葛大权在握，肆意行事。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刘禅绝不是白痴皇帝，而是有着很高明的政治智慧，他用人不疑，相信诸葛亮的忠心和能力，绝不掣肘，更没担心过大权旁落。然而，历史上仅有这样一对君臣，当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立即收回了皇权，取消了丞相的设置，从此蜀国再无人独揽大权。刘禅对诸葛亮真实的心理状态为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那时候还是乱世，蜀汉面临着强敌，需要诸葛亮的才能和付出，而诸葛亮及他的儿子孙子都将生命献给了蜀汉政权。所以至少表面上，诸葛在世时，刘禅对他是感激备至的，没有丝毫不满。当然，诸葛亮其实也很聪明，他知道刘禅身边有小人黄皓，怂恿刘禅享乐，但他没有制止，只是任用贤臣提防着黄皓，颇有管仲之风，所以君臣之间没多少矛盾。
　　 第二种是万历皇帝和张居正。张居正因为和太后的亲善关系，几乎相当于皇帝名义上的父亲，对皇帝敢于批评，甚至是责骂。而他本人，又是能力超群，为大明江山付尽了心血。按理，万历皇帝应该感激他，但张居正死后，万历真正掌权，第一件事就是对这个当朝第一功臣反攻倒算，抄了他的家。与之类似的还有秦始皇和吕不韦。这其实说明，小皇帝对这些父亲一样的辅政大臣，内心其实是很抗拒甚至是怨恨的，年幼时自己虽然为君，但有太后管着，不得不听这些外姓人的话，等到终于能掌权了，胸中的恶气可以出了，便会变本加厉的报复。照理来讲，当万历皇帝成年之后，他应该明白张居正的严厉是为自己好，但幼年的执念和仇恨还是根深蒂固，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这一类贤者的悲哀。
　　 第三种是康熙和鳌拜。鳌拜是权臣，但不是奸臣，他也是忠心为国的，根本没有谋反的打算。然而，康熙是雄主，他少年英雄，不想让自己的大权旁落，所以一举诛杀了鳌拜，夺回了大权。与之有点类似的是慈禧和肃顺。肃顺等八位大臣同样是顾命大臣，同样没有反叛的可能，但慈禧出于个人权欲，联合奕欣发动政变，杀了这八人。在权力面前，是没有任何亲情可讲的，假设诸葛亮辅佐的是康熙，估计他再忠心再能干，也没有好下场。遇上这样的幼主，最明智的大臣就是明哲保身，只提建议不做决断，正像我们如果遇到很有主见的孩子，也只能让他为自己的将来做主一样。
　　 最可怜的就是晋灵公和赵盾了。赵盾是晋国的世家大族，其父赵衰跟随重耳周游列国，重耳即位后，赵衰成为晋国重臣，为重耳的霸业、为晋国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以致于重耳将自己的女儿都许配给了赵衰。赵衰和重耳还有一重关系，在流亡时两人娶了姐妹花，就是说两人既是连襟又是翁婿，可见关系之亲密。赵盾延续了父亲的正直能干，而且更为刚正不阿。时人比喻赵衰是冬日暖阳，而赵盾是夏天烈日。晋灵公是个孩童，玩心未泯，偏偏他是个大权在握无人管教的君王，拥有着无法比拟的资源，自然想干嘛就干嘛。更为不幸的，他身边出现了佞臣屠岸贾，此人教唆幼小的君主大兴土木，用本该打鸟的弹子打人并以此为乐，致使君王耽于享乐，并且不把百姓的生命当回事。赵盾身为相国，自然看不下去，便去制止。当然，他制止的方式只是劝谏，因为从法理上来讲，他是没有约束君主的权力。也许是他的声望，也许是灵公自知理亏，灵公表面上听从了劝谏。然而，有了小人的撺掇，灵公很快觉得不爽，他觉得只有臣下听君主的，哪有君主听臣下的，加上他已经草菅人命惯了，居然要杀了赵盾。
　　 赵盾真是命大，首先是君主派去的刺客，看到赵盾勤于公事，不忍下手，自己自杀了。然后当君主安排的甲士出现时，其中一名受过赵盾恩惠的甲士，拼死将他救了出来。如果不是上天垂怜，他早就死于昏君的旨意了。一个正直的贤臣，死于无道昏君，这将是多么令人可惜的冤案！
　　 幼主和直臣出现如此矛盾，其实是因为孩子的天性。孩子嘛，总是贪玩享乐，但如果游逸无度，不加约束，便会肆行无忌。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必然是社会的祸害，如果是普通百姓，害的是自己，顶多加上身边的人，但如果是国君，害的将是全国的百姓。所以对孩子一定要教育，要通过种种方法将他引导甚至逼到正途上来。这些方法必然包括惩戒，让孩子知道痛苦，知道害怕。当然，教育是有两面性的，孩子害怕的同时必然还有反感、埋怨甚至仇恨。做过家长的人都知道，当我们严厉对待自己的孩子时，孩子哪怕明知道我们是为他好，但还是有怨言的，有时也会发泄出来。当然，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矛盾容易解决，吵两天也就好了，子女毕竟能感受到父母的爱，不会真的势如水火。但外人的教育就不一样了。老师管学生，对学生打骂，学生当然有意见，有的会和老师对打，有的会通过其他方式举报等等。如果社会、家长再站在学生一边，那老师只要有打骂体罚行为，肯定不会是小事。都说严师出高徒，古代的师傅对学徒非打即骂，甚至打死都有的，谁也不认为错。在现代的中国，不知道是哪个奇葩专家，提出要实行爱的教育，不能打骂学生，导致现在的学校，很多老师不得不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老师本质上是没有惩戒权的，或者说使用惩戒权会受到严格的限制，近乎没有。所有的老师对学生的错误，要不当没看见，要不就请家长来配合处理。如果家长不配合，那老师大概率是管不了学生的。直臣相当于幼主的老师，而且鲜有镇得住幼主又贤明的太后帮助，所以相当于没有家长帮助管教。直臣如果秉承自己的良心办事，看到幼主的不对，会进行批评，进行劝诫，必然会招致幼主的怨怼，所以结局大抵悲惨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这是最危险的君臣关系，一般明哲保身的人，是不会对幼主过多劝诫的。
　　 中国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因为专制体制和家天下的传统。按理说，只有贤明的人才能做君主，可在中国却是嫡长子继承制，哪怕这个嫡长子是白痴，是婴儿，都是他当。这种制度是经过多少血的教训，经过多少骨肉相残总结出来的制度。制度自然有其可取性，这样避免了王位相争，避免了政局动荡，但必然也会带来一些弊端，比如昏君当道。对赵盾来说，其实还是有失误的，晋灵公不过是个孩子，离真正的昏君还相差甚远，所以他应该毫不犹豫决不迟疑的对屠岸贾立即痛下杀手，哪怕为此受到皇帝的治罪也是值得的。毕竟，留这样一个人在君主身边，小君主迟早会变成昏君。
　　 赵盾是幸运的，幸免于难。他知道得罪了晋君，在晋国是待不下去了，于是想逃亡。这时候，他的侄子赵穿站了出来，让他暂时躲避，先不要离开晋国。赵穿后来设计杀死了晋灵公，此举深得民心，因为灵公的残暴已经天怒人怨。赵盾回来了，继续自己的相国之位。这时候，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典故——董狐笔。董狐是史官，他记载此事时直接记了赵盾弑君。赵盾感到很冤枉，说国君是赵穿杀的，我都躲出去了，什么也不知道。董狐义正言辞，说你没离开晋国，就说明你有预料；你是领导，赵穿既是你部下又是你子侄，你自然要承担责任；而且你回来后没有处罚赵穿，说明你默认他的做法，所以我就认为是你杀的。当赵盾问有没有办法不这样写时，董狐更是体现了史官的良知：头可断，血可流，历史不能篡改。赵盾也只能背下了弑君的恶名。早期中国史官们的刚直不阿，为中国保留了值得信赖的史书，从而让历史的真相得以保留，也保证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包括早期对君王的谥号，也是有褒有贬，恰如其分的。然而，当史书变成官修，史书中的历史反而夹杂了统治者的意志，是否真实要打问号了。包括谥号，因为臣不言君非的缘故，也都变成歌功颂德了。这其实是一种退步，但无可奈何。
　　 赵盾弑君，就这样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后来有人感慨，要是赵盾躲出国就好了，就不会背这个恶名了，因为董狐的第一条理由就是你在国内。其实，我更认为，即使赵盾躲出国，董狐还是不会放过他。这倒是让我看到了乱世中史官的骨气。个人修史，自然带有个人的情绪看法，包括孔子著《春秋》，也含有自己的褒贬，这当然不客观，不可取。然而，他们秉持的为了心目中的真理，不被名利所困的精神，倒是值得人感佩。中国人为了名节对统治者说不的勇气，在明朝时达到了顶峰，但满清的蛮夷统治作风却打断了中国文人的脊梁骨，自此对领导唯唯诺诺而背后兴风作浪，却不敢光明正大的和领导叫板的作风，成了中国官场的常态，这才是国人的悲哀。西方政治学中有一个传统，我可以反对你说的一切，但我坚决维护你说话的权力，这是专制体制下无法显现的曙光。当我们习惯了敢于直接和领导说不，敢于不畏权贵的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那才是中国文化最可贵的史家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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